庐山植物园承载着“三老”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胡先骕撰写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计划书》《江西省农业院、静生生物所合组庐山森林植物园办法》《庐山森林植物园委员会组织大纲》《庐山森林植物园预算》等4个文件，构成了一个天才的创意，既理想又实际。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一个民办科研机构，江西农业院是一个政府办的科研机构，庐山森林植物园就成了官民合办的科研机构。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模式，为中华第一园和当时全国34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开办费和土地由江西省政府拨给；每年经费1.2万元，由两家分担；董事长和园主任分别由胡先骕、秦仁昌出任；借中国科学社在庐山召开第19次年会、科学家云集于山之机举行成立仪式，场面宏大。1935年初，胡先骕、秦仁昌又着眼于庐山植物园的长期发展，发起募集植物园基金活动，得到省政府批准。蒋介石率先捐资2000元，林森、蔡元培等40名政要学者名流也一一捐助。
人间万事出艰辛。苦难与挫折是使人清醒而奋起的一剂良药。按“三老”本意，是要高起点、高标准地把庐山植物园建成中国乃至东亚第一植物园。然而，建园三年后初具规模，便遭遇日寇进犯，被迫迁云南丽江，八年后返回，已是面目全非。新中国成立后，庐山植物园迅速恢复发展，但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体制变动，使办园经费严重不足，胡先骕又屡遭批判，植物园几度陷于困境。
在“大跃进”及大饥荒年代，庐山植物园处在“自力更生，争取半自给”的窘境，园内职工种蔬菜、红薯，养鸡、猪、羊。1961年底，已是无职无权的胡先骕仍然为庐山植物园焦虑，他以老病之身，几次求见竺可桢，请求把庐山植物园收归中科院领导。1962年4月，在竺可桢等努力下，庐山植物园从江西省领导恢复为中科院植物所“直管”，境况才有所改善。1964年2月8日，胡先骕在北京医院看病遇到竺可桢，又商谈调整和加强庐山植物园业务领导问题。
“文革”中，胡先骕身陷囹圄，从家人来信得知，庐山植物园又出现了搞生产、种蔬菜、羊吃树苗等现象，便忧心忡忡，专程找陈毅副总理诉说、求援。这是他所能作出的最大的努力。孩子们劝他：你不是植物园的人，何必管植物园的事？胡先骕说：“植物园是我创办的，我不能让他们给糟蹋了！”“三老”对待庐山植物园就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呵护着。胡先骕是心脏病猝发去世的，临终前还念道：“庐山植物园的植物不要被羊吃了……”这是胡先骕生命的最后的呐喊，是他留给庐山植物园的遗嘱。其情其景，天地动容。
百年中国，风雷激荡。社会在转型中，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中国；科技在进步中，从停滞、荒芜、落后到起步、发展、赶超——庐山植物园有幸参与其中，亲眼目睹、实地验证、亲身感受了这一切。
百年中国，星空灿烂。这是一个需要巨人时产生了巨人、需要精神时铸就了精神的时代。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就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巨星和旗帜。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的英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三老”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怎样立身立业，是一切有志气有抱负的科技工作者和中国人必读的生动教科书，是庐山植物园永不退色的传家宝、精气神。
2010年3月
马歇尔八上庐山
夏季，当赤日炎炎，江南大地酷热难熬的时候，庐山却凉风习习，天生一个碧绿秀润的清凉世界。
1946年夏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连续八次登上庐山，先后生活了42天。
马歇尔为何频繁地登临庐山，他在山上干了些什么？让我们撩开历史云雾，还其真面目。
在“调处”的名义下
庐山是蜚声中外的著名风景避暑胜地。早在1923年至1926年，马歇尔在驻天津的步兵第十五团服务期间，就曾到过庐山。1946年7月，他对记者说：“二十年前，曾数度来山，对山中情景颇感亲切。”马歇尔钟情庐山不假，然而，马歇尔这几次来庐山绝非避暑游山，他往来穿梭于南京、庐山之间，是肩负着“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的特殊使命的。
1946年，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和战之间的抉择之年，也是中国两种命运开始进行决战的关键一年。马歇尔于1945年12月15日受美国政府派遣来华。蒋介石为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表面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1946年1月，国共双方和马歇尔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了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和“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
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大部分兵力龟缩在西南，眼下正需要利用马歇尔的调处，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全面内战。整个上半年，中国的政局处于密云不雨的状态。表面上，为实行停战协定，军调处不断派人到各冲突区调处。除东北外，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时还没有发生。其实，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沉寂。
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风云。正当马歇尔频繁上下庐山，与蒋介石紧锣密鼓策划内战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先后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斯蒂尔，尖锐地指出：“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的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马歇尔二上庐山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不打自招地说：二次大战后，美国也曾设想过采取直接出兵帮助国民党向中国人民进攻的政策，但鉴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未能这样做，而是采取“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马歇尔不辱使命，执行的正是这种扶蒋反共的政策。
在所谓“调处”时期内，马歇尔绞尽脑汁，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大量的军火和作战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正规军总兵力（大约200万人）的80%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54万多人是美国直接用飞机、军舰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后，于6月26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蒋介石很有几分潇洒，在点燃内战之火后，于7月14日从南京飞往九江，遁入庐山，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直到9月21日下山，前后69天。这是蒋介石一生中在庐山滞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庐山是国民党政府的夏都，蒋介石视之为后花园。为什么蒋介石这次在庐山的时间特别长呢？据他身边工作人员透露，蒋介石迷信风水，他认为庐山是座圣山，10年前他在这吉祥之地宣布全面抗战，结果胜利了，这次他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还得借助庐山。躲在清凉世界，正好集中精力策划内战。马歇尔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八上庐山，与蒋介石演了一出和战双簧戏。
一上庐山（7月18日至22日）
18日下午2时，马歇尔偕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南京乘专机飞往九江对岸二套口机场，过江后，经莲花洞坐轿子上庐山。先行抵达的凯瑟琳夫人和宋美龄专程到小天池迎接。这在当年就是最高规格的接待了。马歇尔夫妇在河西路40号寓邸下榻。稍事休息后，便参观36号美军招待所。
马歇尔的前任史迪威将军跟蒋介石闹矛盾时，马歇尔支持史迪威，也骂过蒋介石无能和腐败。现在马歇尔取史迪威而代之，蒋介石对他殷勤备至，小心谨慎。开初，在蒋介石心目中，马歇尔是属于“受中共宣传所蒙蔽而对国民政府不无偏见”的一类美国人，深怕这位“调解人”步史迪威的后尘。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蒋介石的担心是多余的。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专门负责与蒋介石和马歇尔打交道，遵照毛泽东的方针，代表团朝“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周恩来跟蒋介石和马歇尔都是老对手。周恩来说：“马歇尔1945年12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1946年3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蒋介石对这样一位扶蒋反共又有智慧的美国朋友自然优渥有加。马歇尔上山的次日下午6时，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就邀请马歇尔、凯瑟琳夫妇，乘轿子赴含鄱口赏月，下午8时方归。站在含鄱口，早可观日出，晚可赏晚月，鄱阳湖的波光，五老峰的山色，在皓月下，别是一番情趣。这里是蒋介石最钟爱的景点之一。第三天，两对伉俪同游大天池。第四天又同在中华基督教会举行礼拜祈祷。第五天马歇尔下山，留下凯瑟琳夫人。凯瑟琳夫人在宋美龄陪伴下或游泳，或逛景，或跳舞，并学习中文。马歇尔与蒋介石的夫人外交可谓登匡庐而造极顶了。
二上庐山（7月26日至30日）
在蒋介石上庐山前夕，国共和谈陷入僵局。进入7月，炮火连天，内战全面爆发。7月11日、15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马歇尔认为，蒋介石的这一做法太笨拙了。
就在马歇尔上庐山的当天，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商谈了两个半小时。周恩来对军事冲突的蔓延和国民党特务的恐怖活动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摆脱目前僵局的两项办法：（一）立刻颁发无条件的停战令；（二）这一办法不行，唯一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全面内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应重新考虑它对中国的政策。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会谈后，即于27日匆匆上山，与马歇尔一同会见蒋介石，通报周恩来意见，谋划对策。
马歇尔虽然是军人，但很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他提醒蒋介石，6月23日发生在南京下半车站的殴打上海和平请愿团事件，本月昆明的暗杀李、闻案件，说明“政治局势比军事局势更为重要”，“目前局势中的一个危险因素是秘密警察”。他和司徒雷登认为，这种搞法“主要的损失是蒋委员长威信的降低，这是悲惨的”。他要蒋介石注意。
蒋介石则一推六二五，说“处于困难地位，他必须使许多自由主义者处于监视之下，免得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期间，蒋介石还在庐山装模作样地召见昆明警备司令、宪兵司令、警察总署署长等人，“垂询”所谓李、闻血案。马歇尔也许还不了解制造这些事件的总导演正是这位委员长。马歇尔30日回南京，31日仍然不无忧虑地对交通部长、留美学生俞大维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对“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的明显的迫害和压制”，是对国民党不利的。马歇尔有理由为蒋介石担忧。
三上庐山（8月3日至8日）
东北、华中、华北等地战火熊熊，可庐山仿佛世外桃源，依然那么清静，那么凉爽。也许是身在庐山中的缘故，蒋介石对内战过于乐观。马歇尔比蒋介石清醒，国共双方一交手，他就发现军事形势也对蒋介石不利，愈加忧虑，便急于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言。离开庐山才4天，马歇尔在南京就呆不住了，8月3日第三次上了庐山。
上山之前，即8月1日，马歇尔、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会谈过。周恩来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进犯苏北、山东和山西解放区的罪行，以及准备对哈尔滨、安东采取军事行动的种种迹象。周恩来严正指出，共产党是愿意避免内战的，但是国民党如果继续这些攻击，共产党无疑将予以反击，并且在其他地区同时发起反击。为了不使内战蔓延，周恩来提出三点建议：（一）立即宣布在全国范围内休战；（二）用首先处理冲突最严重的地区的办法逐个地解决冲突，以便最后能实现全面休战；（三）军事问题应与政治问题一道解决。如果政府拒绝上述三点建议，那么共产党只能采取两项可能的行动方针：（一）自卫反击；（二）向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声明，宣布中国存在全面内战。
面对周恩来的凌厉攻势，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斟酌再三，认为国共双方如果能就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取得共识，不失为目前挽救时局唯一可行的行动。马歇尔此次上庐山，目的就是向蒋介石建议，组织一个包括政府和共产党代表参加的特别小组，由司徒雷登担任主席，旨在获致协议，立即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这当然只是马歇尔、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
马歇尔上山后，与先行上山的司徒雷登一同会见蒋介石，3日、5日连谈两次。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即成立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小组，以司徒雷登为主席，以达成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协议。
可是，蒋介石节外生枝，第二天又抛出共产党必须接受的五项条件，要求人民解放军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内撤出下列各地：（一）陇海铁路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铁路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以迄冀东沿海；（四）东北的大部分，即除去当时的黑龙江和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吉林省延吉地区以外所有地区；（五）1946年6月7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蒋介石声称，如果在五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党接受上述五项条件，就立即停火，三人小组将再次开会并恢复谈判。蒋介石自以为军事主动权在他手里，只需六个月至多一年便可消灭共产党，所谓谈判只不过是逼共产党就范的手段而已。
马歇尔感到事关重大，当天就要司徒雷登下山向周恩来转达。周恩来明确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并指出，蒋介石这次提的五个条件，又回到6月30日的僵局，而且比以前提的一切要求都更为苛刻。他是想继续使用武力，然后通过谈判来达到其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共产党仍然要求颁发无条件的停战命令和召开政协的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而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五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