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素以出产木材著称，然以民间砍伐之无度，造林之不讲，遂令全省木材产量日减，而全省大部分皆呈童赤之象。如百余年前西人在赣北旅行游记中，曾述及鄱湖两岸尽生金叶松林，至今则金叶松仅庐山北岭有数株，即一事例；他如有价值之巨材，若宜昌楠木、珍叶栗、大叶锥栗等在浙江、湖北诸省均甚普遍，而赣北仅在庐山略有残余；即以杉木论，亦以轮伐之期过促，至无巨材，直接影响林业经济甚大。故欲树立江西林业政策，必须从调查本省所产林木种类，研究其材性与造林之性质入手，则森林植物园之组织实为当务之急。
又中国名葩异卉，久为世人所艳称。西人年糜巨款，至中国搜采种子苗木，然尚供不应求，如四川产之拱桐、苗高二尺者，在伦敦每株价可贵至英金一磅。西人每谓若在扬子江下游择一适当地点，以繁殖改良中国产之卉木、蔬菜种子，必可垄断世界市场。而当中国内政益趋修明之时，国内行道树、风景树、卉灌木之需亦日广，苛不自起经营，必至又添一笔巨大漏卮。苛森林植物园成立于此，亦可兼营。
在目下江西农村复兴运动发轫贵院成立之初，宜及时着手以树百年大计，为发达林学与花卉园艺计，森林植物园之设立实不可缓。敝所自成立以来，即以全力调查全国树木，采集植物标本，远及东北与西南各省，研究成绩颇为欧美先进诸邦学术界所称道，久有创办森林植物园之拟议，第以经费拮据，迄未积极进行。
庐山地处长江下流，气候温和，土质肥沃，为东南名胜，交通亦称便利。于此创办森林植物园，洵为适当。斯园成立必能解决江西林业问题，兼可辅助江西花卉园艺新事业之成立。
这份“计划书”，对为什么要办、怎么办庐山植物园，写得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是中国植物学界实施科学救国、实业兴国的一份宣言书。它体现了“三老”知国之难、忧国之忱的忧患意识和急切心情。
1937年底，日本想利用胡先骕与日本天皇裕仁是哈佛大学同学的关系，邀胡到北平伪临时政府任职，为胡所拒。1939年11月，胡先骕的老朋友、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院长中井猛之专程到北平，欲拉胡为日服务，再次遭拒。抗战期间，胡先骕多次通过访谈、诗文，发表抗战言论，遭日本宪兵检查、跟踪。在任中正大学校长期间，他坚信抗战必胜，日本绝不可能征服中国。秦仁昌、陈封怀在抗战期间与庐山植物园职工共赴国难，颠沛流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队伍不散，研究不止。
1948年12月中旬，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在中南海召开社会名流座谈会，20余人出席，胡先骕首先发言，主张“顺应民心，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放为上。”据《傅作义生平》（中央文史馆出版社1985年版）记载，“谋和问题，本次胡氏发言起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其功绩自不可没。”1951年3月，胡先骕在民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提议把水杉命名为“国树”，得到与会科学家一致赞同。“三老”都拒绝去台湾，以便为新中国工作。
第二，坚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三老”不仅政治立场坚定，爱国激情澎湃，而且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善于把握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方向，深谙世情国情，以科学研究为国效力。胡先骕历来重视经济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强调发展植物科学技术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抗战期间，日寇在浙江、金华等地投放带菌的活鼠，以致发生鼠疫，胡先骕敏感地洞察到生物学战争之酷毒，将不在原子弹之下，遂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生物化学研究，以巩固国防，以备万一。1939年，在胡先骕主持下，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与经济部工业试验研究所在四川乐山合办木材试验研究室，不仅为中国木材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还用自己研究的枕木铺设铁路，改写了枕木依赖进口的历史。同时，国防、交通、电信等部门大量需要木材，该研究室围绕国家需求展开研究，直至解放。胡先骕编著出版《经济植物学》（1953年中华书局出版），《经济植物手册》第一、二、三册（科学出版社1955—1957年出版），第四册写到200页时，因政治活动而中止。这些书系统介绍中国本土所有或将要被引进的经济植物，作为大学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他称自己是“经济植物学家”，他在《树木学和木材学的研究与国民经济建设》、《中国亟应举办之生物调查与研究事业》等论文中，都强调国家木材的利用范围和用途分类，阐述森林利用方针，研究重要树木的造林学和造林政策，使“造林不至虚糜国帑，而原有之林产蕴藏亦可尽量开发，以利于国民经济建设”。
第三，坚持以育人为己任。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学以才兴。“三老”都倾心研究并成就斐然，但他们又不是从实验室讨生活的学者，他们都眼界开阔，目光远大，具有宏观管理和超前思维能力，是卓越的战略科学家。胡先骕学识渊博，注重建立研究机构和开展学术团体活动，注重教育，创办大学生物系，编写教材，担任校长，多途径培养人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生物学的老祖宗。”他还重视科学普及工作，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仅民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就走出6位院士，足见其成效卓著。
秦仁昌、陈封怀也是植物学界创新团队的杰出领军人物，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弟子满天下。
艰苦奋斗
植物园是收集、保存、研究和利用植物的基地，也是具有园林外貌和科学内涵的科普教育园地。公元前100多年的汉代上林苑，是中国原始形态的植物园；随后，各朝各代都有一些植物园的雏形出现，如宋代司马光的独乐园，明代周定王朱在开封附近建立的种植救荒本草的“圃”，徐光启在上海徐家汇建立的种植试验园，清代吴其浚在河南固始建立的东墅花园等等。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符合科学定义的植物园，还是近代科学发展影响下西学东渐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出现过恒春热带植物园、熊岳树木园、笕桥植物园、中山陵园纪念植物园等。但是，这些植物园，有的是外国人为掠夺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而建造的，有的仅为教学实验以及点缀大型陵墓而设立的，没有一座是中国人自己创办、规模较大而且正规、供植物研究之用的植物园。当时，中国许多在海外研究、留学的植物学工作者，发现许多国家的植物园都在大量搜集和研究中国的植物，甚为揪心。胡先骕第二次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在建立静生生物调查所时，便下决心要在中国创办一座像样的植物园。
万事开头难。“三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辛办园，如行蜀道。胡先骕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多方筹资创办庐山植物园，并委托秦仁昌出任庐山植物园首任主任。据当年在庐山采访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在《赣行杂记》中说：庐山植物园“经费由生物调查所与农业院各出六千元，秦氏本人不支薪。”就是说，秦仁昌这位主任是庐山植物园的“义工”。
据胡宗刚《庐山植物园最初三十年》一文记载：秦仁昌上山工作前，已是知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其夫人左景馨系左宗棠后裔，俩人新婚不久，一同来到庐山。夏天，山上尚热闹，而秋冬春三季，寂寞而漫长，环境甚为艰苦。当年，植物园技术人员和练习生每天工作8小时，工人则干12小时，雨天需披蓑衣戴斗笠在野外工作。每周六上午技术人员和练习生上技术课，学习植物研究方法、植物拉丁文、英文等；每个夜晚要自修，秦仁昌经常督导。秦仁昌每天早饭后出门，手拿拐杖到全园巡视一遍，风雨无阻。夜里则在油灯之下，研究其蕨类植物，不知疲倦。起初，有些科研人员不适应山上工作环境，秦仁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亲自带领研究人员爬山越谷，黑早出去，天黑回来，不知饥饿和疲乏。据老职工回忆，秦先生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精力旺盛，是一个极有风度的学者。他常常说：“学科学，须找实在的证据，最忌幻想和臆断。”他讨厌不肯埋头苦干的人，并身体力行，哪怕小得无可再小的问题，都非常留心，非常重视，也不要什么硕士、博士的头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汪菊渊，当年在庐山植物园担任技士，负责温室和外来名贵植物的栽培繁殖。有一次，温室里播种一批外来的珍贵裸子植物种子，发芽力保存期为两年，结果一年未发芽就被他挖掉了。秦仁昌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过失，把他辞退掉。秦仁昌治园之严，可见一斑。
1936年，秦仁昌夫人拟赴安庆分娩，从庐山乘轿子下山，途中因轿工失足跌伤，至胎儿殒命，幸大人无碍。秦仁昌结婚晚，胡先骕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秦仁昌当时“年近40年，并无子嗣，此次意外，不得不谓为植物园牺牲，而所牺牲者大矣！”
抗战期间，秦仁昌主持庐山植物园迁云南丽江，一路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安顿下来后又缺经费。江西农业院所承担的经费已停拨，仅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五千元，十分吃紧，常有拖欠职工工资的情况发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三老”中，陈封怀在庐山植物园工作的时间最长，参与建设的植物园也最多，其经历非常典型。
陈封怀参加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后不久，即受命为建造植物园选址。他曾骑着毛驴，行进在香山道上，也曾披星冒雨，远走妙峰山，但都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怅然而归。1933年冬，静生生物调查所和江西农业院合作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之议成立，陈封怀便在庐山山上、山下忙碌开了。1934年8月20日，他参加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大会后，便赴英国留学，学习植物园的科学与艺术。1936年，陈封怀学成之际，由于他学习勤奋、严谨以及天生聪颖，深受赏识，加之当时日军已入侵中国东北，一场全面的战争即将爆发，师友均挽留他在英国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了。归国后，他又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来到阔别两年的庐山森林植物园，任技师兼副主任，为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辛勤工作，在短短的三年间使植物园初具规模，并确定以引种松柏类植物为主要方向。但正当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建设蓬勃开展的时候，1938年日军攻陷九江，在植物园其他领导人先期撤离庐山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守岗位，直至耳旁炮声隆隆，才洒泪离开，辗转到江西泰和中正大学园艺系任教，直到1946年。
抗战刚结束，陈封怀立马回到庐山，呈现在他面前的是满目荆棘，断瓦残垣，建筑全部被毁，过去引种栽植的珍贵树木损失殆尽。庐山植物园内的“抗日树”和“炸弹坑”，成为这段非凡历史的见证。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陈封怀出任园主任，团结职工，坚持创业。在仅存四壁的残房上，加盖茅草，住了下来；在经费断绝的情况下，借钱印刷出售种苗的目录，用向国外出售种苗等办法生产自救，筹集资金，恢复并发展植物园；他同时兼任中正大学教授，定期步行上下庐山，以授课所得，贴补职工生活和植物园的支出。 1946年，胡先骕借来庐山参加暑期讲习班之机，再次为植物园募捐。
此时的陈封怀，不仅要与艰难困苦的办园条件作斗争，还要与破坏植物园的行为进行周旋。1948年秋的一天，为了装饰美庐，四个彪形大汉奉命到庐山植物园，欲挖走红枫。陈封怀挺身而出，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的责任是保护。”以凛然正气，迫使那几个挖树人讪讪而退。时任江西省省长王陵基为此 “宴请”陈封怀，要他“割爱”，庐山管理局局长也为此威逼他，他都丝毫不为所动。
1949年夏天，庐山已解放，因植物园处在警戒线以外，先后4次遭土匪抢劫，职工衣被什物损失甚多，所种3亩蔬菜、2亩马铃薯、半亩包菜及其他，一夜之间被盗挖一空。据职工回忆，1950年的一天深夜，这些人又闯入陈封怀家，拿走60块大洋。事后职工闻迅赶来，陈封怀夫人说：“这些人都是山下农民，并不是惯匪。八年抗战，加上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穷得喘不过气来，才临时起意为匪的。我早就作了准备，万一他们来了，无非是要钱，我特地放60块大洋在书架上，他们一进来我就指给他们看，说：‘这是今天领到的工资，你们生活困难，都拿去吧。’带头的像一个首领，听我说完，就把钱放进口袋，眼含泪水吩咐同伙：‘不要吓唬小孩，不要乱翻东西。’60块大洋在农民眼里是个大数目，可以买30担谷或300斤猪肉，内心满足了，所以内室都没有去就走了。如果不给他们点好处，就要伤害人身，后果不堪设想。”
陈封怀及其夫人以慈悲心怀，化险为夷，胆识非凡。
庐山植物园职工生活清苦，大米要从星子县挑上山，蔬菜往往是马铃著或自己腌制的萝卜缨子，冬天连雨鞋也没有，但陈封怀没有逃避艰苦、设法迁往大城市，而是与职工一道，毫无怨言，日复一日地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建设中国这座唯一的亚高山植物园，并建造了国内第一个岩石园。
陈封怀驻足庐山，关心整个中国的植物园事业。1953年，他应邀去杭州设计、规划杭州植物园。1953年，苏联专家建议在南京建立一座植物园，中国科学院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请陈封怀规划、设计、建造南京中山植物园，因此他一直在那里工作至1958年。尔后他率领南京中山植物园部分工作同志，完成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建园工作；1963年春，他又被请到广州，领导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建设，直至退休。
可以说，庐山植物园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三老”经受住了政治环境艰险、工作环境艰难、生活环境艰苦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作、生活、发展条件均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我们仍然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开创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既是“三老”的遗训，也是现实的需要。高标准地建设鄱阳湖分园，就是弘扬“三老”精神的一个丰硕成果。
以园为家
“三老”视科学为生命，有着浓郁的“植物园情结”，把庐山植物园当做自己的家。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科学治园，勤俭治园，从严治园，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