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的开采方面，论述了先用竹筒把瓦斯排空，进行巷道支护之后，才能进行挖掘的先进技术。第一次对煤进行了科学分类，即根据形状和用途，把煤分成明煤、碎煤和末煤三种。比提出类似煤分类法的法国化学家雷纽特早了200多年。
在总结前人关于由水银和硫反应提炼银朱（硫化汞）的实验数据时，宋应星创造性地提出了“出数借硫质而生”的独特见解，即现代化学里的“化合物”概念和质量守恒思想的萌芽。其内容近似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的质量守恒定律，而比拉氏早130年。
此外，在轻化工方面，论述了油脂、冰糖、井盐、天然气、造纸、染料、瓷器、银朱、炭黑、铅丹、胡粉等许多传统名品的先进工艺。我国古代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等也被记录其中。
《天工开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客观生动地记述了我国古代的先进科技成果，还在于它精辟地阐述了许多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具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作为书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在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他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即以天工补人工开发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一句话，天人合一，开发万物。在宋应星看来，技术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沟通的桥梁。所谓技术，就是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即法、巧、器三者的有机结合。《天工开物》对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作出系统而全面的科学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河，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拉的《矿冶全书》相媲美。《天工开物》敬畏自然，尊重技术，珍惜人才，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巧造成异物”。提出“锤工亦贵重铁工一等”，即对人的复杂技术生产如锻造铜乐器的工人，工资应高于锻造铁器的工人一档。这与后来马克思在阐述生产力发展中所说“劳动者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不谋而合。
《天工开物》不停留在单纯的技术描述，它引入大量理论概念和对技术数据的定量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研究方法。比如《乃粒》中指出，水稻育秧后30天即可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25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早稻食水3斗，晚稻食水5斗，失水即枯。对榨油的出油率等，也有大量的定量描述。
作为严肃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提倡科学，破除迷信，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在《燔石》中，宋应星赞赏烧制石灰服务民生，反对企图成仙的术士炼丹行为。在《珠玉》中，对“珠徙珠还”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对所谓“清官感召”谬说予以批驳。指出：“凡珍珠必产于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其云蛇腹龙颔鲸皮有珠者，妄也。”对“在鹅鸭粪中淘宝”等讹说，均予以有力驳斥，体现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明朝后期，政治日益衰败，社会矛盾尖锐，但海外特别是民间贸易发展，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宋应星和《天工开物》出现，当然也就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无论从哪个层面看，这都是一座文化富矿，一个奇迹，一部奇书，问世之后面临奇遇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命运充满传奇。
古往今来，做学问的人常常是寂寞而清贫的。宋应星生前清贫，身后寂寞。按规定，中了举人后就具备了候选做官的资格，宋应星因为不善于并耻于钻营，候了20年才于47岁时到分宜县任教谕，八品小官，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每月二担米。正是依靠这点收入，利用多年的知识积累，在为母亲守制期间，他写出了不朽的《天工开物》。
在《天工开物》杀青时，宋应星这样告诉世人：“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没有条件邀集同人集思广益，只能凭一己之见闻撰成此书了，能不伤心吗？幸好有朋友涂伯聚帮助，得以在南昌出版，虽然没有酬费，宋应星也像产妇见到婴儿来到世间一般欣慰。
《天工开物》问世7年后，书商杨素卿就在福建刊行第二版。随后，清代官刻《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广泛摘引，但与《四库全书》无缘。乾隆以后，再也没有人刊刻，在国内湮没近300年之久。这300年恰恰是中国科技停滞和沉寂的300个春秋。这是宋应星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是金子总要发光，《天工开物》墙内开花墙外香。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天工开物》传到日本，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大大促进了日本农业工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明治维新时期，《天工开物》更显示出对日本生产发展、经济起飞的巨大作用。明和八年（1771年）日本翻译出版，20世纪初又被译成现代日语，畅销至今。日本人对它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18世纪，《天工开物》继续在国外走红。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参引的重要著作。传到欧洲，后来辗转传到美国，均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成法、英、俄、德、意等国文字出版。1966年，《天工开物》全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法国学者S.儒莲称此书为“科技百科全书”。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它为“权威著作”。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称赞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把他与德国18世纪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启蒙运动首领、百科全书主编相提并论。《天工开物》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天工开物》在国内重现芳颜，识珠的慧眼、相马的伯乐、山水的知音正是丁文江。其寻觅过程同样传奇，令人感动。
1911年，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英姿勃发，只身到云贵湘赣考察矿产。3年后，再次到西南。他在昆明图书馆查阅《云南通志矿产篇》时，看到其中炼铜的内容“录自宋应星《天工开物》。”“宋应星何许人也？”他如同发现新大陆，惊喜不已。
回到北京后，丁文江到图书馆查，去地摊上淘，想尽快找到《天工开物》。在查《中国地方志综录》时，只有“分宜教谕宋应星”7个字。查《江西通志·南昌府卷》，也仅发现“宋应昇传”，不足100字。有一次，到友人章鸿钊家闲聊，章说他在日本帝国图书馆看到过《天工开物》，丁文江牢记在心。
几年过去，丁文江迁居天津，结识罗振玉。罗拿出30年前在日本古钱商人手里买到的《天工开物》，菅生堂刻本，已是残破不堪。丁文江抄写出一个副本，赶忙找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张元济见到残书，面有难色。
丁文江心有不甘。从天津回到北京后，再找章鸿钊。此时，章已从日本购回一套新版《天工开物》，比罗振玉的好多了。丁借回正准备复印，听说江苏出版商陶湘要到天津去翻印《天工开物》，于是又到天津，决定以此为底本，参照《古今图书集成》的插图进行修改，公开印行，并撰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跋”。自此，《天工开物》才开始在自己的祖国流传开来。
丁文江是我国300年来研究《天工开物》的第一人。他高度评价道：“三百年前，言农工业书，如此其详且备者，举世无之，盖亦绝作也。读此书者，不特可以知当日生活的状况，工业之程度，且以今较昔，吾国经济之变迁，制作之兴废，亦于是中观焉。”经过300年的社会检验，“出口转内销”，中国人终于发现了《天工开物》的巨大价值，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天工开物》真正为世所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1952年，宁波李庆诚将其所收藏崇祯十年版《天工开物》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这是在南昌用竹白纸刻刊的首版孤本，7年后由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出版。1976年，广东出版《天工开物》注释本。1987年，在宋应星诞辰400周年之际，江西建立宋应星纪念馆，次年出版《宋应星四种著作》。进入21世纪，宜春、新余等地建天工开物园。近年来对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的研究活跃，《宋应星评传》（潘吉星著）、《宋应星传》（徐钟济著）等相继出版。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科学昌明的时代，宋应星和《天工开物》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有人把宋应星与《天工开物》和曹雪芹与《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两座科学文化高峰，一个是文学艺术的百科全书，一个是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这是有道理的。作为集文理工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宋应星是科举制度的叛逆者，也是通识教育的佼佼者；是科场败将，也是科学天才；是自然科学精英，也是社会科学巨匠；是科学文化大师，也是科普经典作家。是奇人也是伟人，因奇至伟，伟中见奇，将永远为人民、为历史、为科学所尊崇和铭记。
2010年10月
在叶帅母亲像前
从小时候看连环画开始，不知不觉养成一个习惯，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参观名人故里，寻访名人遗踪。在共和国60华诞前夕，来到叶剑英元帅的家乡，缅怀这位有功于人民的开国元勋。
叶帅故里位于梅县雁洋镇，故居就在虎形山下的虎形村。这是一幢极为普通的客家民房，木架砖墙青瓦，8间小房，1个天井。在一排大同小异的农舍建筑中，毫不起眼。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房不在大，出了叶帅，参观者就络绎不绝。
叶帅在虎形村读私塾，11岁离家到丙村中学、东山中学就读。18岁时中学毕业，到南洋谋生，并于次年即1917年考入云南讲武堂。从此，告别家乡，投笔从戎，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纪念馆和旧居，一张叶帅母亲的照片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叶帅母亲两岁就到叶家当童养媳，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照片上的老人慈祥端庄，面带微笑。这张照片摄于风雨如晦的年代，是老人家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1946年，叶帅得到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1954年，叶帅在照片下方端端正正地题写：“为人民的中国而欢心，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言为心声，这诗句一般的题词，表达了叶帅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和对母亲的孝顺之情。
叶帅母亲深明大义。青年叶剑英就告别母亲，出生入死，挺身为祖国而战，俯首做人民的儿子。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帅曾潜往香港看望母亲。母亲说：“自古忠孝难得两全，这个道理我懂！”叶帅精忠报国，无疑是那个时代母亲对儿子的最大心愿，也是儿子对母亲的最好报答。
叶帅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叶帅虽不像有些老帅那样统兵一方，屡打大仗，但他长期任职于最高司令部，协助毛泽东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担任着诸葛亮的角色。尤其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严峻时刻，叶帅总能坚守信念，成竹在胸，拨开迷雾，屡建奇功。
长征途中，叶帅识破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不顾个人安危，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毛泽东引《三国志》的话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及此事。1967年在“文革”一片“打倒”声中，毛泽东还摸着脑袋对人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我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毛泽东去世后，在江青篡党夺权的危急关头，叶帅机智果断，安邦治国，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革”后期，叶帅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后，临危受命，高瞻远瞩，两次力请邓小平出山。1973年，他积极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重挫了张春桥等人觊觎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要职的阴谋。“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又多次劝说华国锋，坚请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高度评价邓小平是“老帅领班人”，为支持和维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险关头，铸造旷世奇才。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在每个伟大人物的一生中，都有一个维系其成败得失的时刻，在此紧要关头作出的行为抉择，代表了他所能采取的最高水平的行为。”上述三件事，都是叶帅在关键时刻“采取的最高水平的行为”，也是母亲最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事。
为了母亲的微笑，叶帅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心系人民，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先、为本、为急。
叶帅对党有大功，但他从不以功臣自居。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军内有不少同志要求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他出以公心，为党荐贤选能，邓小平第二、第三次复出，都与他力荐分不开，邓小平的贡献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叶帅的推荐是何等英明、何等重要。有人对叶帅说：“主席不是对你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你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吗！”叶帅说：“那对我是个告诫，大事不糊涂，小事还有糊涂的地方呀！”叶帅知己知人，为党为公，高风亮节，功不可没。
叶帅勤于学习，雅好诗词。他学生时代就品学兼优，一生勤奋好学，文史哲经，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读，无时不学。他把座右铭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出时间休息。”毛泽东喜欢叶帅的诗词，曾嘱陈毅：“五言诗去请教董老，七言律去请教剑英。”80岁时叶帅发出“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千古绝唱。晚年散步时还常常背诵《长恨歌》、《琵琶行》、大观楼长联等。勤于学习，使叶帅文武兼备，成就了一位儒帅、奇帅和诗人。
叶帅爱故土亲乡民。解放后，他三次回乡，三次都到母校，三次都亲切会见家乡干部群众。1953年春，叶帅第一次回乡，勉励丙村中学和东山中学下最大决心，为国育才。母校40周年校庆，叶帅题词：“东山，是初升的旭日光芒照耀的地方。”70周年校庆时，叶帅又发来300多字的贺电，说饥者梦食，渴者梦饮，现代化建设对科学文化如饥似渴，东山中学任重道远，要不懈努力。其言谆谆，其情切切。
1980年5月13日，叶帅最后一次回故里，这时他已是83岁的耄耋老人了。叶帅与母校师生握手交谈，在旧居与乡亲一起品尝客家饭菜，看望香洲兵变的烈士家属并赠款济困，为父母扫墓。在接见地、县党政军机关干部群众、指战员时，叶帅语重心长地说：“人老了，总想回来看一看。希望梅县地区生产一天比一天发展，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文化科学水平。”人之既老，其言尤真。这是叶帅对家乡的殷切期望和最后嘱托，是伟人博大胸怀和常人肺腑真情相融相交的自然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