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侯的到来，不仅使柳州山水增色，百姓受惠，也为地方官员树立了一个标杆。始于柳侯的唐宋教化功不可没，特别是明代中期以来直到现当代，这座边远的山城风气大开，人才辈出。他们或以饱读诗书而著称，或以气节品行而闻名，或以文化艺术体育等专长而享誉海内外。
不少地方官员受柳侯道德文章和人格力量所浸润，“崇先哲以励官师，培遗惠以淳风教”，经历代修葺而保存下来的柳侯祠就成了地方施行教化的基地。
走马上任，先到柳侯祠朝觐，成了柳州官场的一项潜规则；公暇之余，辑录、学习柳侯诗文，成了许多官员的雅好；在任职期间，能为柳侯祠修葺出力，则被视为善举而引以为荣。柳州人杨廷理，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三任台湾知府，政声颇著。他从小深受柳侯影响，以柳侯为楷模为官做人。他说：“夫士大夫即遭贬谪，每行吟悱恻，颓然自放，鲜有留心政事者，乃先生堙厄感郁之意，一寓志义，而复设施措置，俾荒远之区，一变而为文明之地。较之韩昌黎在潮州更有过之。非具经纬之略，匡济之才，能如是乎？”
清光绪年间，柳州知府蒋兆奎重修祠中柑香亭，在碑记说了一段体会也很有代表性，他说，写文章和行政事，并没有什么不同。柳侯本来就既能写文章又会从政，还能以游观来作为公余的活动。他治理匪乱和顽固的巫术陋习，处处宽容待人，让人们知书识礼，然后把柳州治理好。所以他的惠化德政直到今天仍然使柳州人受益。我每逢公务闲暇时，都要登上这亭子，看到江山仍在，黄蕉丹荔依然，见果实，闻花香，宛如当年。凡是柳侯《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的山山水水，都能看到，这也足以领悟到他的意志和思虑了。再低头看柳侯庙，就像看到他本人一样。
像杨廷理、蒋兆奎这样见贤思齐，在思想上自觉与柳侯对话、对接的官员、百姓，在柳州蔚成风气。这就是楷模的力量，是柳侯精神春风化雨的结果。
柳侯祠，像一处龙脉，庇佑柳州山水；像一条文脉，穿越时空，滋润柳州人的心田。这就是柳侯的魅力，柳州的幸运。
2009年6月
天下不敢小惠州
从深圳去梅州，途经惠州，顺便作西湖半日游。西湖美景让我流连忘返，清代诗人江逢辰的诗句“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更令我回味再三。
唐宋时期，惠州是流放“贬官罪臣”的蛮荒之地。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东坡被贬黜到这里，一呆就是两年七个月。
苏东坡才华盖世，但仕途多舛，终生不得志。这一回，他是被朝廷以“讥讪先朝”的罪责，撤掉端州殿学士、翰林侍读士的官衔，贬往英州（今广东英德）任知州，途中再贬为“宁远（今广西容县）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当时，惠州地处僻远，民风未化，瘴疠盛行。历代谪居惠州的失意志士，或多或少会带来中原先进文化，推动惠州的开放和开发。问题是，惠州之发展，绝非一时一人之功。从晋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间，有近500位历史名人客寓或履临惠州，在苏东坡之前，就有唐代宰相张锡、杜元颖、牛僧孺、李商隐等，在苏东坡之后，又有文天祥、杨万里、刘克庄、丘逢甲、梁鼎芬等，皆名重一时。
为什么诗人说“天下不敢小惠州”是从苏东坡开始的呢？这恐怕与苏东坡关注民生有关。自古重民生者得民心。史载，苏东坡在惠州期间，虽系戴罪之身，但流放未敢忘忧国。他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使用“秧马”、“水碓”；请减改税赋为“钱米两便”，解决老百姓缺钱的困难；请建军营，解决军队占用民房、滋事扰民的矛盾；协助做好土博罗大火的善后工作；建议用竹筒引水入城，解决城市居民饮水问题；捐资修建东新、西新二桥，缓解惠州人行路难状况，如此等等。苏东坡为惠州人办了一些实事，因而受到百姓拥戴。国家不幸惠州幸，皇帝把一个“罪臣”发配到岭南，上天却给惠州送来一位天使。
是苏东坡把惠州之美彰显天下。有人统计，苏东坡在惠州940多天，创作诗词205首、文章129篇、书信233封、书画20余幅，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尽管苏东坡一生坎坷，到处漂泊，但他钟情惠州，晚年回首平生时曾深情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慧眼识惠州，以如椽巨笔，热忱描绘、讴歌、推介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不辞长作岭南人”，“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不见蛮荒的景象，没有凄怆的悲情。这位伟大的诗人，同时是出色的惠州形象大使和广告宣传巨星。这些作品，苏东坡尚在惠州就不胫而走，苏东坡离开后更迅速流传，千年不衰。惠州的秀山丽水、民情风物，从此走出深闺，誉满天下，令世人钦羡、向往。
苏东坡与朝云的爱情凄美动人。苏东坡来惠州时，年近花甲，妻子和继室均已辞世，侍儿姬妾纷纷离去，身边只有侍妾朝云和小儿子苏过以及两个女仆。朝云是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所纳，她不离不弃，跟着苏东坡万里投荒，到惠州时30岁出头。患难见真情，这让苏东坡很感动，刚到惠州就为朝云赋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之。”称赞朝云不像白居易晚年时离他而去的美妾樊素，而如晋人刘伶之老夫小妾姻缘美满。
更令苏东坡欣慰的是，朝云虽出身贫寒，但天性聪颖，跟随苏东坡后，读书弄墨，粗有楷法，略通禅道，俩人颇多共同语言。苏东坡生性豪爽，了无城府。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腹部问家人：“你们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有的答曰：“文章”，有的答曰：“见识”。朝云笑曰：“你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样一位难得的红颜知己，没能陪伴苏东坡走完人生之路，竟因瘟疫死在惠州。苏东坡悲痛万分，葬朝云于西湖孤山，并亲撰六如亭柱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独思卿。”
这桩从杭州西湖开始到惠州西湖结束的凄美爱情，感动惠州。惠州人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五朝云生辰和清明节都会前来拜祭，民间还以多种形式进行悼念，这一独特的民俗祭奠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有人把朝云比作杭州西湖的苏小小，惠州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苏小小不过是古代文人“狎妓文化”的点缀，而朝云是他们心目中的“巫山女神”。有人说杭州西湖的精魄是断桥，惠州人说惠州西湖的精魄是朝云墓，许仙遇白娘子是后人杜撰的神话传说，苏东坡与朝云却是人间真实的爱情故事。直到今天，凡到惠州者必游西湖，游西湖者必到朝云墓。
苏东坡的胸怀与惠州人的大气，感动天下。惠州人景仰作为文豪的苏东坡，喜爱作为丈夫的苏东坡，同情作为官员的苏东坡，典藏并弘扬着东坡精神。
苏东坡的官场经历令人一赞三叹。想当年，直接参与迫害苏东坡的宰相章惇曾是苏东坡过从甚密的朋友。天祐年间，苏东坡知贡举时，还曾录取章惇之子章援为第一名。章惇当上宰相后，因政见不合，视友为敌，大下辣手。他直接插手，把苏东坡贬到惠州，又暗中派一个与苏家有世仇的人到广州做官，欲借刀杀人，可惜那个“杀手”为苏东坡人品所感动，后来竟成了苏东坡的好友。他见苏东坡在惠州与当地官员相处融洽，且建房安居，就把苏东坡从惠州贬到更遥远更荒凉的儋州，并株连与苏东坡友善的惠州官员。
宦海风波，实难预料。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而被罢相贬往雷州。与此同时，苏东坡奉召回京，还有将被起用为相的传说。为此，章惇之子章援诚惶诚恐地致信苏东坡，为父求情。就一般人而言，苏东坡此时不落井下石，亦当幸灾乐祸。然而苏东坡不是这样，他在病中仍回信说：“轼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信中仍称章惇为老友，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这就是苏东坡的胸怀，比西湖、比大地、比长空还要宽广的胸怀。
由此，我想到陈炯明。这位因背叛孙中山而被免职、被征讨的原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民国政府内务部长，就葬在惠州城内的紫薇山下。我到惠州才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军阀，竟一生不治私产，不赌博，不嫖娼。晚年贫病交加，三餐时有不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反过来要日本人归还东三省；日本人赠以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55岁时，死于香港一张行军床上，下葬时睡的是母亲的棺材。
也许是陈炯明的洁身和晚节，惠州人才允许这位“惠州王”葬回故土，占着西湖边上一块风水宝地，并躲过“文革”一劫。
也许是苏东坡的博大胸怀和惠州人的宽容大气，才使惠州英才辈出，近代尤盛，如叶亚来、廖仲恺、邓演达、叶挺，哪一个不是雄姿英发，名垂千古？！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绝非虚言也。
2009年8月
奇才·奇书·奇遇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一
宋应星，一位旷世奇才。
他出身官宦之家。曾祖父身后所建“三代尚书牌坊”，至今耸立在奉新宋埠乡，成为一处地标。然而，这样一位世家子弟，却“六上公车而不第”，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是宋应星不会读书？不是。据《长庚公传》记载：“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操制艺，矫拔惊长老。”他5岁开始读书，一次因故起床迟了，其兄宋应昇将限文7篇背完，他则躺在床上，边听边记，等馆师考问时，他朗朗成诵，一字不差，令老师大为惊叹。稍长，博览经史子集，无不贯通。
是宋应星没有学问？不是。他的《天工开物》作为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不仅内容全面、系统分明、资料翔实、体制宏大，集知识性、技术性、应用性于一体，而且颇具美文风采，语言简洁明快，文笔精美秀逸，绘图准确生动，细微处刻画隽永传神。除《天工开物》外，他还著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其《思怜诗》52首，系一天里一挥而就，激情四射，才高八斗。如此多才博学，古今罕见。
是宋应星不会应试？是，也不是。乡试那年，江西考生1万多人，录取83人，他名列第三，其兄宋应昇名列第六，奉新县仅此二人，世称“奉新二宋”，可见他有相当的应试能力。但随后的会试，他从30岁至45岁，连续六次参加，回回落榜。屡挫屡考，出于功名也好，出于生计也罢，说明他并没有想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彻底决裂；屡考屡挫，说明他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思想认识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与科举制度渐行渐远，而另有志向。
的确，宋应星志不在科场，而在科学。在重官不重学、做学问偏重四书五经而鄙薄科学技术的封建社会，科举入仕是读书人自古华山一条路，宋应星胸怀异志，离经叛道，这在当时可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反潮流之举。
宋应星兴趣十分广泛，喜欢交朋结友，关心万事万物。早年，在奉新、新建、南昌就结识不少良师益友。以后，赴京师会试走的是水路，出奉新南潦河，经永修吴城入鄱阳湖，过彭泽、湖口入长江水道，东至京口，再进入京杭大运河。这一路既是当时一条精品旅游线路，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区域。宋应星不是那种沉湎山水的纨绔子弟，他志存高远，关注国计民生，认为“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以见见闻闻？”他走访南方水田、北方旱地，实地考察生产现场、手工作坊，眼观、耳闻、口问、笔录，随时随地将所见所闻记录并描绘出来。每次落第归来，行囊中都装满了科考笔记。可以说六次会试之途，实为科学考察之旅。
宋应星广泛接触社会，深入实际调研，反对清谈之风。他有许多亲友、同学在外做官，除会试外，他还应邀先后到过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等地游历考察。在福建泉州的一座寺庙中，李贽一副“不必文章称大士，虽无钟鼓亦观音”的对联，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认定只要为国为民做了事，没有钟鼓供奉，也会被认为是救世观音。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食用之问堂”，表明自己专注民生，淡薄科举功名的心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问万般事，拜万人师，使宋应星视野开阔，阅历丰富，思想敏锐，并掌握和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撰写《天工开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应星落榜不落志，也不迂腐。他很清楚，作为望族之后，自己的行为不合潮流。在《天工开物》序中，他开诚布公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毫不相关也。”《天工开物》贯穿着以农工为本的思想红线，但他明确表示，此书主要不是写给农民或工匠看的，而是写给那些不辨五谷的王孙弟子和脱离实际的儒士们看的。他说：“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他辛辣地讥讽那种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儒生，“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鬵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如同“好画鬼魅而恶犬马”的拙劣画工。字里行间，弥漫着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真理在胸的自信。
曲高和寡，但不会永远冷落。《天工开物》问世后300年，地质学家丁文江这样高度评价宋应星：“士大夫之心理，内容干燥荒芜，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就人民日用饮食器具而究其源，其活力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而又有情。宋应星“六上公车而不第”，却成就了一番“于功名毫不相关”的伟业，宋氏家族少出了一位进士，中国却多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宋家不幸而国家幸、民族幸、科学幸！
二
《天工开物》，一部传世奇书。
全书分3卷18章10余万字。初稿本来有20章，包含《观象》和《乐律》两章，是宋应星专门论述天象观测和音乐韵律的，内容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可是宋应星认为，“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花了许多工夫，却以读者为念，临到出版，毅然删去。自古文章都是自己的好，宋应星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时下一些人唯恐不能显示“水平”，而不惜“拔高”甚至“注水”的风气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天工开物》的贡献在于，它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30多个部门的卓越科技成果，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书中所附123幅绘制精良的插图，结构合理，画面生动，如临现场，与文字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此书一经问世，便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内容上看，全书按“重五谷而贱金玉”顺序编排，对衣食住行都有详细记载和描绘。上卷6章涉及五谷棉麻种植、蚕蜂饲养、纺织印染、矿产采集、采盐制糖。中卷7章记载砖瓦陶瓷制作、车船制造、煤炭硫黄开采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工艺流程。下卷5章记述金属矿物开采冶炼、兵器制造、颜料酒曲生产、珠玉采集加工等。
在农业生产方面，详细记述了精耕细作、砒霜拌种、磷肥施放、水稻变旱稻、甘蔗育苗移秧、杂交培育良种，以及“三用水碓”等先进技术，提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等看法，萌动着物种变异的可贵思想。类似的观点，德国生物学家伏尔弗于1759年才在《发生的理论》一书中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