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汉族有挂芭菖蒲、熏白艾，酒、饮雄黄酒，用雄黄酒在小孩额面上书上个“王”字，以及在衣襟前挂香荷包的风俗。《东京梦华录·端午》记载说：“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於门首，与糉子（即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针艾人於门上。”旧俗认为这可以避恶除邪，驱除“五毒”。其实，端午节时，正值初夏，病菌和各种虫类都开始活跃，而菖蒲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有提神通窍，杀菌的作用；白艾也是一种散寒湿祛瘴邪的良药，点燃可以驱蚊蝇，艾叶可作针灸材料；焚艾叶，亦可驱虫灭菌；洒黄雄酒以及点、涂在身上，也可以避虫咬。由山柰、细辛、白芷、子香、甘松等中药制成的衣香粉荷包，有清洁、辟秽之功。所以剔除迷信成分，这些风俗还是除害灭病的好风俗。
端午节的主要活动是龙舟竞渡。关于端午竞渡，文字记载始见于《续齐谐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场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古代龙舟竞渡的场面是十分热闹的，《荆楚发时记》况“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唐朝张建树的《竞渡歌》中说：“五月五日天晴明，扬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群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升，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刽，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惭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龙舟竞渡的盛行，至使明朝时出现了龙舟竞渡的专着——《武陵竞渡》，详细记载了当地竞渡的缘由，船式，船上的人数，站立的位置以及划船竞渡的技术，等等。龙舟竞渡，在南方主要有斗龙船和划龙船两种，斗龙船是比赛，划龙船是表演。比赛时，彩龙荟萃，锣鼓喧天，江岸万千观众呐喊助威，江中龙舟健儿齐力划桨，追涛逐浪，蔚为壮观。白天竟渡以外，还有夜间张灯结彩进行的。据《江南志书·武进县》记载：“近日又有夜龙舟之戏，四面各垂小灯，竞渡如白日。”一条条光灿灿的火龙争游水中，那情景更为壮观。解放后，龙舟竞渡这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传统活动，得到大力提倡，借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同时也给节日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此外，浙江武义县有推龙船的风俗，比较独特。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康县出了名状元，名王崇。一日王崇得了重病，请医吃药无效，后请得一名深山老道，认定王祟身缠五鬼。老道人将五鬼捉住分装在五个酒坛中，抛入江中漂流而下。至武义县境，被人捞进县城。坛开五鬼逃出，作怪于境内，一时苗枯树死，害了百姓。此事被城隍爷得知，派判官将五鬼捉拿禁于城隍庙里。城隍老爷喻示人间以毛竹扎一条龙船于端午日将五鬼送走。端午日，由七个青壮后生推龙船，前打锣开路，后推城隍神像押送，直出县城东门，推置溪水中。从此，“推龙船”形成风俗，后来，县城外的农民也有在端午日把一只木船推到溪水里的习俗。至今俗谚中还有“端午船不推，瘟病要发生”之说。
端午节也包含着汉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
（第四节中秋节）
“中秋”两字，按汉民族农历的解释是：一年分四季，每季依次为孟、仲、季。七、八、九是秋季，故八月为仲秋，八月十五为仲秋正中叫中秋。《礼记》中就有“八月十五为月夕，与花朝对称”的记载。定八月十五为节，称为“中秋节”或“仲秋节”。中秋之夜，月亮最亮、最圆，月色也最美丽。汉族民间把月圆看作是团圆的象征，故“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中秋”是汉民族赏月的传统佳节。关于月亮，汉族民间有着种种美丽的神话传说，其中最优美的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最早见于《归藏》所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稍后在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览冥篇》中又记载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蛾窃以奔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嫦娥窃药奔月的主要情节。六朝以后，“嫦娥奔月”的故事逐渐被美化，刘宋谢庄写的《月赋》中有“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嫦娥飞上了天帝的宫廷。唐朝以后，人们心目中的嫦娥，与八月十五最圆、最亮，月色最美的月亮相应，也是一个美丽、聪队、善良、能歌善舞的女性。在唐朝诗人的笔下，对嫦娥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如李白的《把酒问月》说：“白兔捣药秋复春，娥弧栖与谁邻？”杜甫的《月》也说：“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到了近代“嫦娥奔月”的故事进一步美化、丰富和发展。对于嫦娥窃药之说，人们传说：后羿在射落了九个太阳，立下了盖世之功后，做了皇帝。但从此却成了一个沉迷酒色，随意杀人的暴君，又为人民所痛恨。其预感到自己好景不长，便上王母娘娘讨取了不死药。他的妻子嫦娥怕他长生不死，贻害百姓，于是窃药吞服，服后顿觉身轻如浮云，飞奔月亮而去。又有的传说：后羿的徒弟逢蒙，十分沪忌后羿的箭术，巴不得其早死。有一天，逢蒙趁后羿外出打猎时，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坚贞的嫦娥当机立断，吞服了不死药，结果飞升上天，一心恋着丈夫的嫦娥，只好定居到离地面最近的月亮上。此外，还有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唐玄宗梦游“广寒宫”以及广寒官“以水晶为阶，行人如在镜中”等的传说故事。所有这些传说故事都结月亮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神话外衣，使得月亮在汉族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加生动、美丽。在历代诗人写下的大量描写月亮的诗句中，其常常被美称为太阴、嫦娥、玉免、玉盘、玉环、玉弓、金盆、冰镜等，诗意浓郁，形象生动，反映了汉民族人民对月的赞美和神秘寄托。
中秋赏月，吃月饼是汉民族传统的习俗。每年中秋之夜，月光皎洁，星斗满天，人们边赏月，边吃月饼，兴致勃然。《东京梦华录·中秋》说：“中秋夜，贵家结节饰台谢，民间争占酒楼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於通晓。”旧俗赏月之前还要祭月。祭月一般是月亮升起后，在露天设案进行。所供祭物大多是月饼、瓜果、毛豆枝、鸡冠花、萝卜、藕等，有的还摆上执捣药的杆站着的玉兔模型。祭拜时，因月属阴，不少地方有男人不拜月的规矩，也有的是妇女先拜，男人后拜。祭拜后，再全家分食月饼和吃“团圆酒”。这次的团圆与春节不同：春节是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团圆，而这次是回娘家的妇人应回夫家团圆。有的地方，加江浙一带，还有女婿应在中秋节前送月饼到岳家的风俗。而远离故乡和亲人的人们，这时更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逢使节倍思亲”。
月饼在唐朝时已出现，宋代更盛，北宋的大诗人苏轼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诗句，就把“月”与“饼”联系起来了。元朝周密的《武林旧事》中已有“月饼”的确切记载。清朝富察敦祟的《燕京岁时记·月饼》更详细记述说：“至供月饼，到处皆有，大名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近、现代的月饼田地而异，品种花色千秋不一，着名的有北京的京式，广州的广式，宁波的宁式，潮汕的潮式，云南的滇式，苏州的苏式等等。同粽子成为汉民族端午节助传统食品一样，月饼也成为汉民族中秋节的传统食品。
中秋节也包含了汉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
（第五节汉民族节日的文化特点）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但是世界上不少民族的节日却带有极大的宗教性。如西方国家各民族最重要、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就是纪念基督教创始人耶稣诞生的节日。其他如受难节、复活节、狂欢节、感恩节也都与基督教有关。又如阿拉伯民族的开斋节和古尔邦节都是伊斯兰教的节日。而汉民族的节日，与宗教的关系极少，除四月初八浴佛节是纪念释边牟尼的生日外，其他节日基本上与宗教完全无关。就是这个与宗教有关的节日，现在也被人们忘却了。
汉民族的节日与西方民族完全不同，其文化特点就是它的世俗性。根本原因就是汉民族的节日主要源于农事和历史，而不是源于宗教。
首先我们来看看汉族传统节日为什么多源子农事？
恩格斯就农业的重要性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汉民族自古以来就过着灌溉农业的共同经济生活。在汉民族的发展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以治水开国的夏朝，大禹就“尽力乎沟洫”，“身执耒，以为民先”。商朝的甲骨文中就记载了黍、稷、麦、稻等农作物的品种。周朝更是以擅长农业见称，其始祖弃就善于农作，被视为农神，号称“后稷”。《诗经》中的《七月》、《天田》、《丰年》等涉及西周农事的诗篇，都写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据《尚书·周书》记载，农事被列为五帝之教的首项，诸侯的贡献须有农产品；百姓最关心的是农业收成；统治者训诫本阶级成员、警告被征服民族，也无不以农事为主，或以农事为譬喻。就连“周”字甲骨文作“”或“”，都是田的象征。在这种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汉民族传统节日源于农事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共同经济生活，哺育出了重农的经济思想。战国时李悝就提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他说“农事害”是“饥之本”，如果农业搞不好，“饥寒并至”，人们就不本可能“不为奸邪”，同时“农伤则国贫”。韩非子则明确提出了“以农为本”的口号，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考，耕农之本务也”。后来商鞅和管子都发挥了“农本论”，商鞅指出：“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道”；管子则云：不重视农业的国君，是随时可能垮台的“寄生之君”。在这种重农经济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汉民族传统节日又怎能不源于农事呢·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二千多年，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包围之中，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则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的经济。因此，在这样深厚的自然经济的土壤中形成、发展和演化的汉族传统节日更不能不源于农事！
归根到底，在“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的古代中国，汉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是离不开、也不可能离开农事的，历史的记载和节日的习俗及民间传说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汉民族的传统节日为什么又多源于历史？
一方面这固然是汉民族历史悠久，在上下5000年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滋生、形成、发展和演化的传统节日离不开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深远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汉民族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所致，对此本书第五编第四章第一节中已作论述。试看汉民族的历史，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族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各国不同，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持久性的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未曾出现过有权压迫其他教派而占统治地位的特定的宗教，更未见足以同国家政权分庭抗礼的宗教势力或单纯的宗教政权。汉民族中流行过各种宗教，不管是外来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一般情况下不仅能相安共处，甚至还能互为吸收。所以宗教在汉民族中基本上没有形成过严重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汉民族人口众多，但真正信教的人一向很少，这与西方各族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信奉基督效，阿拉伯各国都奉伊斯兰教为国教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于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与宗教就很难有缘了。汉民族宗教观念淡薄的这种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特点的形成，与汉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以及文化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汉民族发育于黄河和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受到水患的威胁，特别是黄河的水害。这样的地理环境虽然为迷信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源泉，但是治水归根到底要靠人力，而不是靠鬼神。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关于鲧和大禹治水的种种传说就反了这一现实问题。所以汉民族传统节日虽也带有种种迷信色彩，但却不能源于宗教，而往往不是源于农事，就是源于历史，此其一。。
其二，汉民族关于人类的起源，就其有文字记载的传说时代来说，与世界各民族相比，是神性最少，自然性和人性最多的。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民族普通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汉民族却没有这种神创造人的故事。据称最初的人类出自女娲和伏羲兄妹相交的传说，这两人都不是神，而是汉民族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成员。另外，人类文化起源和演化的历史更是如此。拿火来说，汉民族的传说是燧人氏靠“钻木”取火，忠实地反映了原始人劳动的进化，而希腊神话传说，是普罗米修斯飞到天庭从太阳那里偷来的属于神的火。其他诸如农业、畜牧、宫室、衣着、农具、文字以至典制等等，都传说是黄帝及其家族和臣属们发明和制作的，取之于大自然，来源于人间，神的作用微乎其檄。从汉民族民间传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神”的人化，就是“人”的神化，都离不开人。这种自然性和人性远远超过神性的历史条件，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汉民族传统节日源于宗教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各族最隆重的“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阿拉伯民族的“开斋节”、“圣纪”和“古尔邦节”三大节日都是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犹太人的“逾越节”又与上帝有关；而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却不是与农事有始源关系，就是与历史有始原关系的原因。
其三，汉民族的古代典籍从来不以宗教观点为根本的立足点。《诗》、《书》、《易》、《礼》、《乐》、《春秋》都是世俗的，人性的。而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不仅犹太人的以《圣经》、巴比伦人的《吉迦美土史诗》和阿拉伯人的《可兰经》以宗效为本，连埃及人的《字搭文》和《夏巴卡碑铭》、波斯人的《阿维斯陀》、印度人的《吠陀》也无不以宗教为本。这样，汉族古代典籍的非宗教性，就从古典文献方面断了汉民族传统节日可能源于宗教的路。
其四，汉民族古代思想意识的着眼点是人的今生，主要研究人伦道德，而不是鬼神和着重来世的宗教。这一点，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学以“仁”为核心，以“孝”为根本，强调今生，不重来世，对此，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他在回答子路对鬼神和人死后的情况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另一句是“敬鬼神而远之”，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使儒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更是日益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乃至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法之中，儒学成为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正因为古代汉族思想意识重今生、轻来世，所以不仅汉族本身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宗教，就是外来宗教，如佛教，也只是经过儒化后才站住脚的。古代汉民族思想意识这种非宗教的倾向，又从思想意识方面切断了汉族传统节日可能源于宗教的路。
总之，自然性和人性既多于神性，又大于神性的汉民族，其传统节日的起源基本上不可能是宗教的，而只能是世俗的，即不是起源于农事，就是起源于历史，从而形成了汉民族节日世俗性的文化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