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绪《杭州府志》载，南宋时杭州民间流行“缓葬”，即死后要等三天再入棺。并因杭州多北方南迁之人，他们希望“返骨”故乡，故又形成“权厝”（暂放）之俗。至于停柩不葬之俗，宋元皆颇为流行。元代统治者曾明令禁止，但收效甚微。
又有暖墓之俗，亦称“暖坟”、“圆坟”，即死者入葬的前一天夜里，家人去墓坑里过夜，旨在用活人的热气，驱走墓中的寒气，让死者安稳舒适地长眠其中。引灵，也称引魂，又称讨五谷。即把装有五谷杂粮的瓶子或口袋放进棺材随葬。这两种葬俗在元代时流行。《元典章》“畏吾儿丧事体例”条曰：“一件，休似汉儿体例行者，体暖墓儿者，体引灵者或是拣那个七条里”《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丧礼》。即为证。
有施帷路祭习俗，即送葬者在街上张施帷幕举行道祭。施帷路祭之俗，在中晚唐开始流行，宋元时期则从上层流向士庶之家。司马光《书仪》曰：“护丧……若奠于舆所经过者，设酒馔于道右，或有幄，或无幄。”司马光：《书仪》卷七《亲宾奠》。陆游《陆游家训》曰：“近世出葬，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马之类。”所言魂亭可能是祭幄一类的彩亭。《马可·波罗游记》记沙州风俗曰：“灵柩送出城外时，在必经之路，每隔一段距离，必须建造一种独木的棚屋，装饰彩绸，作为临时停柩的地方，每逢柩停下时，不管时间长短都必须摆上酒食，停一站摆一站直到棺材到达目的地为止。”此举意义在于“让死者的灵魂得到休息，恢复疲劳，有力气跟着前进。”路祭之风，元代也盛，富足之家，“布设路祭，乱动音乐，施引灵柩，远绕正街。”《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大德典章遗文》，第50页。
8．居丧违制者众
宋代礼法规定，居丧期间不得饮酒食肉。司马光《书仪》曰：“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小祥，食菜果；大祥，食肉，饮酒。”司马光：《书仪》卷六《丧仪·饮食》。卒哭、小祥、大祥分别为死后百日、13个月、25个月。江阴（今属江苏）陈思道母亲死后，水浆七日不入口，超过了礼书“凡初丧，诸子三日不食”的规定；永嘉（即今浙江温州）陈宗母亲去世，悲痛过度，一恸而绝。他们的行动均被视为孝行，受到官府表彰。
又有居丧期间不嫁娶、不作乐、不生子、不应试、不入仕等规制。宋代法律将“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列入“十恶”重罪之一的“不孝”，惩处视其情节轻重。《宋刑统》卷一《名例律》。朝廷还规定：“期周尊长服，不得取应”《宋史·礼志·服纪》。所谓“期周”，指服丧一年；即一年的服丧期内，士人不得应试。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三月，真宗下诏强调曰：“礼部奏各人有隐匿服纪者，令自陈，勿赴殿试。”《宋会要·选举三》之十。通泉（今四川射洪东南）何保之，母亲去世，自动放弃参加科举考试，受到朝廷褒奖。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黄价已通过发解试，适逢叔父去世，官府依法取消了他赴京应试的资格。清人赵翼指：“亲未葬不得入仕，宋时此禁甚严。”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七《未葬亲不许入仕》。已入仕的官员则应解官持服。宋代法律明文规定：“诸父母亡，过五年，无故不葬者，杖一百。”《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七《服制门》。神宗时，湖南转运判官王子韶不葬父母，遭到弹劾，贬知高邮县（今属江苏）。元佑六年（1091年）二月刘挚“入相不及一年而罢，坐父死不葬”《道山清话》。可见法制之严。
但在现实生活中，违礼逾制者较多。对于居丧不饮酒，不食肉的规矩，某些士大夫根本不遵守。司马光曾谴责曰：“今之士大夫，居丧食肉饮酒，无异平日”；庶人也有“初丧未敛，亲宾则酒馔往劳之，主人亦自备酒馔，相与饮啜，醉饱连日。及葬，亦如之。”司马光：《书仪》卷六《丧仪》。对于亲丧不作乐之类的禁忌，更有人置若罔闻。宋初，太宗曾下诏斥责曰：“亲罹衅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宋史·礼志·士庶人丧礼》。然而，及至神宗时，局面仍未有改变，“至有初丧，亲家各具酒肉聚于其家，与主人同醉饱者有以鼓乐导丧车得，有因丧纳妇者，相习为常，恬不知怪。”《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序赙赠》。当时甚至还有儿子在父母死时结婚的习俗，叫“借亲”。李之彦《东谷所见》曰：“今人反以送死为缓，唯以借亲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辈未得举哀。弃亲丧之礼而讲合卺之仪，置括发之戚而修结发之好”，而“世俗皆乐为之”李之彦：《东谷所见·借亲》。至于居丧不仕的官员“丁忧”之制，则朝廷可以强令官员出仕或决定留任，名曰起复。如晏殊“丁父忧，去官”，“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旋“丁母忧，求去官服丧”，真宗“不许”。《欧阳文忠公集》卷二二《晏公神道碑铭并序》。
9．义冢广泛设立
两宋时期，朝廷一面三令五申禁止火葬，一面着手解决葬地，设立义冢。义冢又称义阡，是掩埋无主尸体的公墓。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神宗采纳陈向建议，“令逐县度官不毛之地三五顷，听人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并授权陈向“主其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元丰二年三月辛未。自此，义冢制度始行。徽宗时，改义冢为“漏泽园”，并健全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如“诸以漏泽园葬瘗，县及园各置图籍，令厅置柜封锁。令佐赞移，以图籍交授；监司埽历，取图籍点检”；“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二口，以刻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亲属“乞改葬者，官为开葬，验籍给付”；“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等等。《宋会要·食货六十八》之一三0。此后，各地漏泽园相继建立，如明州（治今浙江宁波）所属鄞县、奉化、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六县当即设置漏泽园。北宋末年，因宋金开战，漏泽园制度顿废。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十二月，高宗“诏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二月辛未。此后，各地漏泽园得以逐渐恢复。
（第五节）五代宋元汉族岁时风俗
宋代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都城社会经济的繁荣，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各种节日风俗在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宋室南迁，大批北方人士定居江南，南北风俗互相交融，逐渐形成了新的风尚。元代岁时风俗基本上仍了汉族的遗风，自然也有吸取了蒙古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风俗文化因子，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
宋代节日除了传统节日基本上得以继承外，还新增了有帝、后的“圣节”、官定的政治性节日，以及宗教性节日。如帝、后的“圣节”和官方政治性节日有天庆、天祯、天贶、先天、降圣、天应、开基等，宗教性节日有正月九日“玉皇大天帝”生日、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帝”生日等。岁时节日风俗的丰富性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一、年节风俗
正月的第一天称元旦，俗称年节、新年。每逢元旦，皇宫举行朝会，规模宏大，仪式隆重。而民间则有拜年、飞贴、宴饮、玩赏等习俗。
1．元旦朝会因前车月
宋代元旦大朝会在皇宫的大庆殿举行，系文武百官及诸蕃使节、朝岁使，向皇上朝贺、拜祝新年的大典。届时乐队秦《乾安乐》，百官向皇帝祝寿，行舞蹈之礼，并要多次跪拜。太尉代表百官祝福皇帝“万寿无疆”，皇帝宣制答辞。众人复跪拜舞蹈。最后奏乐。朝贺仪式结束，皇帝赐宴。朝会时皇帝赐给群臣幡胜等物，苏轼曾有诗曰：“朝回两袖天满香，头上银幡笑阿咸。”次日，诸蕃使臣赴御园观看射箭比赛，赛毕，在园内赐宴。南宋时，朝廷的正旦大朝会曾一度停止，绍兴十五年（1145年）重新恢复。南宋朝会在皇宫的文德殿举行，其规模没有北宋时宏大。朝会次日改去灵隐寺进香。
元代承袭上代传统，元旦朝贺在五更举行。元汤式的套曲《正宫·端正好》形容朝贺盛况曰：“一声莺报上春林，五更难唱扶桑晓，贺三阳万国来朝，践天街马知多少？端的便塞满东华道。”朝贺时要唱汉族传统的《椒花颂》，用柏叶所浸的酒大家共饮，以祝长寿。贺毕赐御宴，并百官带花以示欢庆。朝贺以后，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相贺时，“赠与手帕”《通典条格》卷八《仪制·公服私贺》。元代在元旦这一天，皇宫中还要举行隆重的大象仪仗表演。《析津志》载曰：“丁酉年（1297年）正月一日，内八府宰相领礼部中书省相国，以外国大象进上，并说纳粟补官选。自此后常于斡耳朵聚，涓日入中书署事，设大燕，成典也，六部如之。”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
2．元旦贺岁
在民间，元旦这一天“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时称“拜年”。《嘉泰会稽志》曰：“元旦男女夙兴，家主设酒果以奠，男女序拜，竣，乃盛服，诣亲属贺，设酒食相款，曰岁假，凡五日乃毕。”宋代士人也有不亲临拜贺，而投刺相贺者。周《清波杂志》载曰：“至正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人令人持马衔，每一至门撼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荥阳公言：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于作伪，且疏拙露见。”此俗元代相沿。
元旦，宋代朝廷下令免收公、私房租和准许京城百姓玩“关扑”三天，掷钱以赌财物。东京汴梁，此日各坊巷摆设食物、日用品、水果、柴炭等，歌叫关扑。不少街路“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南宋临安，是日“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
至于元旦迎新鸣放炮竹、饮屠苏酒、进椒柏酒、挂桃符等传统庆祝方式，宋元仍继续传承。
3．人日出游
宋承袭前代以正月初七为人日。苏轼诗：“晓雨暗人日，春愁连上元。”此日，北宋京城家家剪彩或镂金簿为人，以帖屏风，或戴之头鬓。富庶之家，“莫不镂金刻缯，加饰珍翠，或以金银，穷工极巧，交相遗问焉”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妇人剪镂戴之，以示入新年后面貌更新。贺铸《人日》词曰：“巧剪合欢罗胜子，钗头春意翩翩。”民间还用面做成肉馅或素馅春茧，内藏写有官品的纸签或木片，食时控取，以卜将来官品的高低。参见《全宋词》，第533页。人日节是团聚的节日，也是士女出游的日子。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曾记载有夔州人日节活动的热烈场面：
夔州俗重诸葛武侯，以人日出游八阵迹上，谓之踏迹。妇人拾小石有窍者，贯以彩索，系于钗头，以为一岁之祥。传说诸葛亮为防止敌兵入侵，曾在夔州设下八阵图，留下遗迹。
北方辽朝人日有占卜之俗，以其日天晴为吉祥，阴天为灾难。并于此日在庭院中食煎饼，称“薰天”。《辽史·礼志六》。
4．元宵张灯“冠于前代”
上元节京城张灯五天，各地三天，城门弛禁，通宵开放。张灯始于唐而盛于宋，唐以前，上元张灯“节不常设”，而宋“上元游玩之盛，冠于前代矣。”朱弁：《曲洧旧闻》卷七。唐代灯节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等三日，“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宇又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五夜之俗因此也。”郎瑛：《七修类稿》。
宋朝流行一种名叫鏊山的灯景。鏊山之名，取自神话故事，传说海上有巨龟背负神山，后世摹象其形，将许多彩灯扎架而起，供人观赏，谓之鏊山。鏊山灯景又称灯山、彩山。开封御街朝北搭起台阶状鏊山，张挂无数盏彩灯，极其新巧，许多灯以琉璃制成。南宋时，都城临安的鏊山灯景更胜往时。周密《乾淳岁时记》描述临安元宵节的鏊山灯景曰：
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万岁四大字，其上伶官奏乐，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技巧。
从鏊山到附近大街，约一百多丈，用棘剌围绕，称“棘盆”，盆内各种彩灯，“照耀如同白日”周密：《岁时广记》卷十《立棘盆》。大内正对宣德楼起以彩帛、花结装饰的“灯山”、“山棚骨架，草编巨龙内置万盏灯烛；彩结文珠、普贤跨狮子、白象、巨龙等，皆通神仙故事；以纸糊的百戏人物灯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宫廷内“凤烛龙灯，灿然如画，奇伟万状，不可名言”杨万里：《挥尘录》卷一《太清楼侍宴记》。宫墙上“团团皆植灯槊”，灯槊以竹、纸、麻等材料扎糊而成，作莲花盛开之状。南宋临安大街小巷，结灯挂彩，“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从官巷口至众安桥，悬卖各色花灯，称为“花市”。府署前扎大型彩灯为山，时称“山棚”，并设道场。灯具精奇怪巧，较前代为甚。以苏州、福州灯为冠。有以五彩珠为网的“珠子灯”、镞镂精巧的五色妆染的“羊皮灯”、五色蜡纸裱糊旋转如飞的“戏马灯”、以玳瑁为饰刻镂金泊用鱿鱼脑骨制成的“鱼鱿灯”，还有制作特殊的新安（今安徽歙县）“无骨灯”，等等。有了灯，于是又产生了灯谜。元宵猜灯谜之俗始于两宋。“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画人物藏头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时开封“妇人又为灯球灯笼，大如枣栗，加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富庶人家则依照灯球、小灯笼制作成钓挂灯作为车饰，“其精纤华焕，天下不能为”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亦有人以长竹梗标贴纸作的飞蛾、蜜蜂之类，插于从者的头上，穿梭于人流灯火之中，“纸轻竹弱，纷纷若飞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
南宋诸帝为了表示“与民同乐”，都要在皇宫内举行闹灯活动。除宫殿悬灯挂彩外，又在多处搭起五丈高的大彩灯楼，上以数千吸各色精巧的灯组成，“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与开封一样，正中用五色玉栅灯排成“皇帝万岁”四个大字。皇帝登城楼并设宴招待文武群臣，形成皇宫中观灯的高潮。
元宵也是民间歌舞节目的大会演。节日期间，京城的士民群集御街，两廊下歌舞、百戏、奇术异能鳞次栉比，乐声悠扬。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元宵舞队包括70多个舞蹈节目。另外，节日期间，宋时有烟火之戏，俗称放烟火。
节日中，凡志同道合者往往互邀野游，举杯应酬。李清照《永遇乐·元宵》有“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梦粱录》记杭州风习曰：“今杭城元宵之际，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遍赏游，人都道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
元宵几个夜晚，长期被深锁闺房的妇女可以外出观灯纵游。朱昂《续骫骳说》描写汴京妇女的欢乐心情曰：“都下元宵观游之盛，前人或于歌词中道之，而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赏往来，车马骈阗，五昼夜不止。每出，必穷日尽夜，乃始还家。往往不及小憩，虽含酲溢疲恧，亦不暇补寐，皆相呼理残妆，而速客者已在门矣。又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鬓篸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谢逸《浪淘沙·上元》词曰：“料峭小桃风，凝淡春容。宝灯山列半天中，丽服靓妆携手处，笑语怱怱。”晁冲之《传言玉女》词曰：“绣阁人人，乍嬉游，困又歇。笑匀妆面，把朱帘半揭，娇波向人，手捻玉梅低说。相逢常是，上元时节。”这种自由观赏，男女接触，自然就出现“艳事”，欧阳修《生查子》词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错后。”李邴《女冠子·上元》词曰：“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即是男女欢会，谈情说爱的写照。这真是《东京梦华录》所说“雅会幽欢，寸阴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