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嫁殇婚，即鬼婚，指父母为已死的青年男女结亲。冥婚由前代衍而至宋。因时人信仰释道，冥婚在宋代一些地区更加流行，并由上层统治阶级扩展到民间，甚至出现为已死者说媒牵线的“鬼媒人”。康誉之《昨梦录》曰：“北俗，男女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一座相并，各立小幡。两家亦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资以养生焉。”元时，子弟死而无妻者或求亡女骨合瘗之。《元史·郭三传》载曰：“夫死戌所，母欲压嫁之，杨氏号痛自拆，乃已。久之，夫骨还，舅曰：新妇年少终必他适，可令吾子鳏死地下耶？将求里人亡女骨合葬之。杨氏闻，益悲，不食五日自经死，遂与夫共葬焉。”
三、丧葬风俗
宋元丧葬风俗，首先受到传统丧葬礼的强劲规范，如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和《政和五礼新仪》等，对丧葬礼的程序，从初终、复、易服、讣告、沐浴、置灵座、吊酹，到小敛、大敛、成服、朝夕奠，再进入葬礼阶段，等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形成繁琐程式；其次，民间丧葬礼俗又融合、杂揉进了大量佛、道、阴阳家的观念与方式，使之充满宗教迷信色彩；再次，宋元丧葬风俗还受辽、金、夏等少数民族丧葬风俗的影响明显，如实行火葬等。因此，宋元丧葬风俗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而有显着的变化发展，独具时代特征。
1．盛行火葬
宋元时期，按朝廷规定的礼法，人死应当土葬，“入土为安”。但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野葬、水葬、天葬、土葬、火葬等葬法并存。《岳阳风土记》曰：“荆湖民俗”，“死者多不埋葬，或暴露风日，或置之木梢，谓之死丧祥”。“暴露风日”即野葬，“置之木梢”即天葬。而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则是水葬范镇：《东斋记事》卷三。但野葬、天葬、水葬仅存在于个别地方。而当时大多地方流行的是土葬和火葬。尤其是火葬之流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实属罕见。
火葬，亦称火化，系用火焚化死人遗体的葬俗。宋元时代十分盛行。清人顾炎武：《日知录》曰：火葬“自宋以来，此风日盛。”《日知录》卷十五《火葬》。洪迈《客斋随笔》载曰：“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洪迈：《客斋随笔》卷十三《民俗火葬》。当时人“葬埋未有处所”《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七。或“避于葬费而焚弃”《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八。河东路火葬习以成俗，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曰：“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杜大珪：《名臣碑传碗琰集》中编卷四八。；程颐《明道先生行状》曰：“晋俗尚焚尸，虽孝子慈孙，习以为安”《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毕仲游《乞理会河东土俗埋葬札子》曰：“其俗勤于养生，怠于送死。非士大夫之家，中户以下，亲戚丧亡，即焚其尸，纳之缸中，寄放僧寺与墓户之家，类不举葬盖虽上户，亦有不葬而焚之者。”《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六《风俗》两浙路，《清波杂志》曰：“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凿方尺之池，积涔蹄之水，以浸枯骨。”周：《清波杂志》卷十二。《夷坚志补》曰：“衢人之俗，送死者皆火化于西溪沙洲上”洪迈：《夷坚志补》卷三《七星桥》。苏州习俗，“亲死肉未寒，即举而付之烈焰，权棒碎拆，以燔以炙，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黄震：《黄氏日抄》卷七0《申判》。荆湖南路，刘挚《忠肃集》曰：“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于野”刘挚：《忠肃集》卷十三《侍御史黄君墓志铭》。；荆湖北路，《宋史》载曰：“鄂俗”，“死则不葬而畀诸火”《宋史·刘清之传》。福建路，泉州“贫瘘之家，委之火化，积习岁久，视以为常”；罗源（福建今县）“丧死者，焚尸糜其骨，众董和合，凌风飘飏，命曰升天，以尤细为孝”真德秀：《渝俗文·泉州劝教》。可见流行之广。
宋代火葬风俗的流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两浙路水乡地区，地气潮湿，“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疠，病气才气绝，即殓而寄诸四邻，不敢时刻留”，“至秋，将火葬”洪迈：《夷坚丁志》卷十五《张珪复生》。；北方地区“或以恶疾而死，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贾同：《禁焚死》，《宋文鉴》卷一二五。此为因讲卫生而火葬。泉州苏二十一郎“为行商，死于外，同辈以烬骨还其家”郭彖：《睽车志》卷三。；谆熙时福州籍太学生病死于长兴（今属浙江）大雄寺，亲属闻讯赶来，“火化尸柩，收骨归矣”洪迈：《夷坚三志已》卷五《王东卿鬼》。此为图方便而火葬。“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然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六《风俗》。此为因省资而火葬。两浙路“虽富有力者”，人死“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河东路“尚焚尸，虽孝子慈孙，习以为安”；南宋俞文豹曰：“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四录》。其主要原因是“土狭民众，惜地不葬”，此为省地而火葬。因火葬有卫生、方便、省资、省地四利，其流行在所难免。
火葬之俗，元代尤盛。《马可波罗行纪》载曰：杭州“人死焚其尸”，“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用至，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彼等自信以为用此方法，死者在彼世可获人畜，金银，绸绢。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马可波罗游记》，第573~574页。车若水《脚气集》曰：“今贫民无地可葬，又被他说火化上天，葬礼已被夺了。”当时，佛教徒、娼妓也都采用火葬（时称下火）。尸体焚化后，把灰装入葫芦等器皿中，置于寺庙。元代还在少数人中实行将骨灰捣碎成粉，再和以泥或麦粉塑成人像的葬俗；高贵的还在像外包裹以金、银，置于寺庙。
由于火葬与汉族社会“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故宋元两代的士大夫大多激烈反对。朝廷也屡下禁令。北宋刚刚立国，太祖便发布敕令：“京城外及诸处，近日多有焚烧尸柩得，宜令今后止绝。”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三月丁亥。此后朝廷又不断申严此禁，然而火葬之俗自有其深刻成因，禁令只能奏效于一时一地。
2．葬礼举乐禁而不止
两宋丧葬有闹丧之俗。闹丧，亦称“暖丧”、“暖孝”、“跳丧”，即丧家停柩于堂屋，会集亲友乡邻，喝酒击鼓、终夕歌唱。《知新录》曰：“宋仁宗太后上仙，忽有旨下，光禄供奉羊酒若干，为太后妃皇后暖孝。东坡上疏，以暖孝出于俚俗，皇后之举，当比天下，不敢奉诏，有旨遂罢。”《潮州府志》载曰：当时潮州地区“葬所鼓乐优觞，通霄聚乐，谓之闹夜。至旦，复设酒肴。”《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志》。有的则请释道仙班做法事，奏以梵音仙乐。南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载曰：“今京师（杭州）用瑜珈法事，惟即从事鼓钹，震动惊感，生人尚有闻之头痛脑裂，况乎亡灵？至出殡之夕，则美少年、长指爪之僧出弄花钹花鼓锤，专为悦妇人掠物之计。”元时，《马可·波罗游记》曰：马可·波罗在杭州见“送葬队伍中有鼓乐队，一路上吹吹打打”，至葬地，将纸明器焚毕，又是“鼓乐齐奏，喧哗嘈杂经久不息”。沙州（敦煌）殡葬仪式，也是“所有乐器全部击响起来，霎时吵闹喧嚣，震耳欲聋。”《马可·波罗游记》。对这种葬礼举乐之俗，许多封建士大夫斥其为胡俗而不齿，曰：“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陆游《家训》曰：“每见丧家张设器具，吹击鼓锣，家人往往设灵位，辍哭泣而观之，僧徒衒技、伎类俳优，吾常深疾其非礼……皆不须为也。”然而民间仍广为盛行。此外，送殡时“僧侣一类的人高声念诵经文”《马可·波罗游记》，“出葬用以引导”王栐：《燕翼诒谋录》。，僧道直接参加殡葬仪式。对这种“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的风习，朝廷认为“甚伤风教，实紊人伦”，曾为此专门分布命令加以禁止。《宋史·礼志·士庶人丧礼》。
⒊土葬重防腐
宋元时期，社会上虽火葬流行，但主要葬式还是土葬，讲究“入土为安”。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还十分讲究葬后的尸体防腐问题，有装裹、深葬、防水、石灰封墓等习俗。
人死后，以布帛、衣服装殓尸体的习俗十分古老，宋元时期更为流行，元时则称之为“装裹”。司马光《书仪》载曰：“死亡明日小敛，又明日大敛……束以绞衾，韬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体也。”司马光：《书仪》卷五《小敛》他主张简化衣衾装殓，只求实用，着眼点放在保护死者遗体上。《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宋元时期沙州（敦煌）殡丧时“把整个尸体用绸布包扎起来”。据考古发现，宋墓出土的尸体周身包裹有200件丝麻织物，所用皆为长27厘米、宽6厘米的双层筒状扎带；《浅谈衡阳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984年第12期。有的尸体则用夹被包裹，外绑丝带，交错打结略如网状的。《福州南宋黄升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除重视“装裹”外，宋元时期丧葬还讲究棺材的坚固耐久。《马可·波罗游记》载曰：沙州（敦煌）“为了防止尸体腐烂，他们用厚度十厘米的木板，为死者制作一副棺材……制作得十分坚固，外面涂上一层油漆，接缝处填上沥青和石灰的混合物”。据考古发现，出土的宋元时期墓葬大量棺椁木材，均采用厚重或整块的优质木料，厚度均在10厘米以上，《江苏金坛南宋周王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相吻合；至于棺木接缝处所填塞“沥青和石灰的混合物”，即今所说的松香，宋代称松脂或沥青。此俗到宋元时期始为流行，这与理学讲究“孝道”，提倡妥善安葬亲人遗体，使之得以长期保存不腐，重在深葬防水、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葬的防腐措施有关。这些做法，对后世墓葬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⒋卜宅兆葬日
古代流行的丧葬卜宅兆葬日风俗，宋元时期得以留存。司马光《书仪》载曰：“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财，贤愚寿夭，尽系于此。”《马可·波罗游记》也曰：“死者亲属为了趋吉避凶，除非星占学家择定的日期，否则决不敢随意殡葬死者。”《潮州府志》载曰：潮州丧葬“多感于堪舆，择地寻龙，有停棺数十年未就窆者。”《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志》。笃信阴阳风水、择日择地而葬之风，宋元时期，从上层社会到平民百姓均普遍流行。“如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多停柩其有”；庄绰：《鸡肋编》。“江南俗率多丧稽葬，习以成风……停丧不葬，动经一十十年，有一家累至三四柩者，问之，则曰年月未利，卜地未得”《元典章》卷三一《葬礼下》。
由于卜日择地风俗盛行，以致宋代堪舆家为数甚多。《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舆部》中被列入堪舆名流列传者，历代共115人，两宋多达43人，占总数不清37.4%。有关风水宝地应验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当时的笔记志书，普通百姓信之不诬。如世俗认为苏洵、苏轼、苏辙之所以成为一代文豪，是由于其祖坟在“彭山县象耳山，此地当出文章之士”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取灯定穴》。刘延庆官至节度使，独生子刘光世又官至少师，是因为其坟祖“卜宅兆，山甚美”，当“世世富贵”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一《刘氏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然而，当时也有许多有见地的士大夫不信阴宅风水之说，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以宰相宋镗为例，曰：京丞相“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风水》。并指出风水之说有四大为害：一曰久殡不葬，“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数十年不葬其亲者”；二曰多次改葬，“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三曰抢购吉地，“有因买地致讼而棺未入土，家已萧索者”；四曰争夺风水，“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骨肉化为仇雠。”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风水》。
⒌避煞和道场习俗流行
宋元时期丧葬有避煞习俗。避煞，又称避回煞、避丧煞，或避归煞。习俗以为，人死后其魂气将于固定的日子归家，到时以凶煞的形式出现，危及家人；所以，一定要举家躲避。此俗在北朝已有之，到了宋元时期，则已流遍汉族各地。其中尤以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最为盛行。《夷坚乙志》载曰：“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鬼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煞。命壮仆或僧守其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韩氏放鬼》。
为了超度亡灵，民间丧俗中流行做“七七”。所谓“七七”是指人死出殡后，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死者。依次七七四十九天而止。宋代称“七七斋”；元代称为“累七”、“垒七”或“累七修斋”、“垒七追斋”。每七的佛事不外乎水陆道场、百日念经、孟兰盆会、焰口施食等。而其中最为盛行的当为水陆道场。水陆道场也称“水陆大会”，“水陆法会”。司马光《书仪·丧仪》曰：世俗“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俞文豹《吹剑录全编》曰：“外方道场，惟启散时用饶钹，终夕讽呗讲说，犹有恳切忏悔之意。”黄堮为父亲办丧事，“欲不用僧道，亲族内外群起而排之”，只得“从半今半古之说”；俞文豹拟不设道场，但顾虑重重，“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谓我以礼送终，而谓我薄于其亲也。”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四录》。可见当时做道场风俗之盛行。因此，当时朝廷为皇帝、皇后死后料理丧事，几乎无不做道场。如真宗死后，仁宗“诏每七日于观音启圣院，开宝寺塔设斋会，中书、枢密院分往行香”《宋会要·礼二十九》之二0。英宗高皇后死后，宫中“作小祥道场”，隆报长老作法，哲宗“设御幄于旁以听”《道山清话》。高宗得知徽宗及郑皇后死于金朝，先“诏诸路州县寺观各建道场七昼夜”，又诏平江（今江苏苏州）诸佛寺“选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李心传：《建尧以来系年要录》卷一0八，绍兴七年正月戊子巳丑。关汉卿《窦娥冤》曰：“改日做个水陆道场，超你升天便了。”
6．兴用纸明器
纸明器约始于唐代，宋元时期大兴。赵彦卫《云麓漫钞》曰：明器“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都有专门同售纸明器的商店，称“纸马铺”。宋元时期的纸明器，常见的有纸钱、纸碗、纸碟、纸瓶、纸孟、纸马等，其中尤以烧纸钱最为流行。纸钱，又有寓钱、冥钱、暗财、楮钱、纸镪、钱纸等多种名称，指烧给死者或鬼神的钱形纸片，来源于汉代的瘗钱。魏晋以后，纸钱逐渐代替实钱。宋代烧纸钱成风，出现了以“凿纸钱为业”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二年三月癸巳。的工商业者。《马可·波罗游记》载沙州出殡“用某种树皮制作的纸，为死者烩制大批的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的图形，和尸体一卢火化。他们认为死者在阴间将会享受纸牌上所画的人物和器皿。”司马光曾曰：“衣衾曰禭，车马曰贝冒，货财曰赙，皆所以矜恤丧家，助其敛葬也。今人皆送纸钱赠作，诸物焚为灰烬”司马光：《书仪》卷五《赙禭》。元王恽《论中丧祭礼事状》曰：“窃帷送终，人子之大事，今见中都风俗薄恶，于丧祭之礼有极当救正者……一切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不帷生者虚费，于死者实无所益，亦乞一概禁止。”徐乾学：《读札通考》卷八六引。
7．权厝、暖墓和路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