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时，国家重归一统，分天下为辽阳、岭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浙、湖广、江西等10个行省，并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腹里”地区，故各行省和京师大都之间，都有驿道沟通；各行省省治所在城市与省内各路、府、州、县之间，以及与邻省之间，已都有驿道相连；以此组成了全国以大都为中心，以各行省省治城市为主要结点的交通网络。元代的驿道，也承唐宋之制，“各随风土所宜，栽植榆、柳、槐树，令各处官司护长成树”，并严禁军人及“权势诸色人”放牲口啃咬树木和随意砍伐。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9页。同时，官府十分重视对驿道的维修，规定“河渠、堤岸、道路、桥梁，每岁修理”；“九月间平治道路，合监督附近居民修理，十月一日修毕。其要咱限坏傍水，阻碍行旅，不枸时月，量差本地分从修理”《通制条格》卷三0《营缮·堤渠桥道》。
宋朝水路交通以开封为中心，汴河、广济河、惠民河和金水河，构成了连接黄河、黄河以北的御河、运河和大江的水道。当时的江河航运，已有专门的码头，俗称岸夹或夹。陆游《入蜀记》曰：他自建康府“出来，行大江”，在池州“过雁翅夹，有税场，居民二百许家，岸下泊船甚众。遂经皖口至赵屯”，“而风益大，乃泊夹中”；“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夹者再三，不可得，几覆溺矣，号呼求救，久方能入”；继续西行，“晚泊白杨夹口，距鄂州三十里”；离鄂州后，“始入沌，实江中小夹也”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四至四七。当时的大江航运，“沿江税场，如江州、蕲口、芜湖，以至池州、真州，皆有岸夹，依泊客舟”《宋会要·食货十八》之二一。元代水路主要是沟通南北的运河。元至正年间，先后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连接隋时开凿的运河，贯通了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大运河的沟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
宋元时期海运已有所发展，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烈港（今宁波沥港）、澉浦港（今浙江海盐澉浦）、泉州港等是当时重要港口。刘家港附近和江阴州等地的浅河暗礁处，均有号船设立，为过往船只指示沙礁位置；直沽海口的龙山庙前，还筑有高土堆，上竖旗杆，“昼则悬幡、夜则挂烛”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第40~64页。作为航海终点的标志。
2．津渡“买扑”和捐资造桥
在水陆交会的交通，一般设置津渡或修有桥梁。宋时，交通要道禁止“私置津渡”，而由官府设渡，私人“买扑”。买扑者每年要先向官府纳钱，取得津渡的经营权；然后再由买扑者向过往行人收费。如宋太宗时，“许州郾城东螺湾渡系百姓买扑，每年纳钱四百五十千”；宋仁宗时，“荆南公安县渡新增收渡牛钱，每一牛五十文”《宋会要·方域十三》之四、五。元时，重要津渡则由官府打造船只，“召募惯熟知水势梢工撑驾，遇有押运官物公差使臣及往来官宦，即与摆渡。其余百姓、客旅、车骑、行货、孳畜，依验旧例，定立船资”《元典章》卷五九《工部二·船只》。；所收取的船资，一半用于维修渡船，另一半用于与付梢工工资。
由于，津渡不如桥梁安全，故民间路道多建造有桥梁，包括石桥、木桥、浮桥等。在大江大河中，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多造浮桥。浮桥更须加意保养和维修。有的浮桥当“夏秋涨水”之际，还须“解拆”。南宋时，沿海地区民间捐资造桥成为风俗。据记载，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史籍中仅载明桥长的石梁墩桥就有11座，总长为5147丈（约16470米）。两宋时期建造的着名桥梁有汴水虹桥、泉州万安桥、平江宝带桥等。
汴水虹桥，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水“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桥的两头，则“叠巨石固其岸”《渑水燕谈录》。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即画有其形象。
泉州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位于泉州晋江、惠安两县交界处的洛阳江入海处。建桥处原为渡口，称万安渡。据《泉州府志拾遗》记载，“万安桥未建，旧设渡渡入，每遇飓风大作，沉舟而死者无数。”皇佑五年（1053年），由民间发起建桥，未成。后由泉州知州蔡襄继续修建，于嘉佑四年（1059年）竣工，历时6年多，可见工程之艰巨。桥长为360丈（约1200米），宽1.5丈（约5米）；有桥孔47个，每孔石梁7根，桥墩因顺应潮汐涨落，前后皆作分水尖。建时抛石为基，“种蛎于础以为固”《宋史·蔡襄传》。利用潮水的涨落以木排浮力架设石梁。民间传说，蔡襄建桥时，曾得观音相助，故后世以蔡襄为桥神，并立庙祭祀。
平江宝带桥，位于今苏州市东南的玳玳河上，是一座多孔薄墩联栱式桥。建于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全长317米，有大小桥孔53个。为便于桥下行船，其跨于主航道的三个主孔跨度较大。由于桥址接近湖口，河底土壤较软，故采用木桩加固地基。
此外，河北赵州永通桥，建于金明昌年间（1190~1195年），系模仿隋代赵州安济桥之作，但长度仅为随桥之半；1986年桥下河床中出土有二百四十多件石构件遗物，其中有一件“修桥主题名石”，刻有“国泰初，入道姑大娘姑”，“敬造此桥，合家供养”周星：《桥与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等字样，说明该桥系由民间捐资所建。潮州广济桥，系一座石梁桥与浮桥有机结合的开关式桥梁，在历史上颇具盛名。
3．男子策马、女子乘车
宋元时期，北方的辽、西夏、金等朝，产马甚多，故官民士庶出行，以骑马或驾马车为主。宋朝，北宋前期官民出行多骑马策驴，而很少有乘车者；皇帝或经皇帝特许者，也可以乘轿。《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曰：宋太祖曾“乘肩舆，从十数骑幸讲武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0九，熙宁八年十月辛亥。《朱子语类》曰：“百官皆只乘马”，“唯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方赐他乘轿”。《朱子语类》卷十二。《麈史》曰：宋神宗“熙宁以来，皆乘马也”；“京师赁驴，涂之人相逢，无非驴也”《麈史》卷下。王安石“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王“未尝敢以人代畜也。”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宋史》载曰：司马光拜相后，朝廷“许乘肩舆”《宋史·司马光传》。此后，乘轿者日众，“京城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者饰以棕盖，彻去帘蔽，翼其左右，旁午于通衢”《宋史·舆服志》。；甚至普通百姓也乘轿，《清明上河图》即绘有二人抬轿的形象。到了南宋时，乘轿者更众，“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皆乘轿”《要录》卷十，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朔。宋高宗退位前“幸建康府”，“而宰相以下多肩舆者”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赵彦卫《云麓漫抄》曰：“故事，百官入朝并乘马……自渡江后方乘轿，迄今不改。”《宋史·舆服制》载曰：“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旧制舆檐有禁，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险阻，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即使平民庶人、富商大贾也多乘轿，民间百姓婚嫁迎娶亦莫不乘轿。当时临安的街头巷尾，随时可以租赁到轿子。
宋代的轿，“其制方正，饰有黄黑二等，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前施帘，舁以长竿二，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演繁露》卷七《肩舆》。轿内置放高脚椅座，乘轿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皇帝的座轿称辇，皇后座轿则称龙肩舆。民间有二人抬的小轿，上为一把大椅，称“龙椅”。
宋朝政府对轿夫人数有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李昉上奏曰：“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兜子，舁不得过二人”《宋史·舆服志》。景佑三年，再次申禁此令。宋徽宗时，曾禁止“富民、娼优、下贱”等乘“暖轿”《宋史·舆服志》。然此种禁令始终未能得以遵守，工商、庶人乘四人大轿者，屡见不鲜。如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侍御史翟思言曾奏曰：“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为僭拟”《宋史·舆服志》。
宋时官民出行，只有妇女才乘车，且多乘“犊车”《宋史·舆服志》。如“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会编》卷八九《北狩闻见录》。此时的车主要用于载物，有人力和畜力之分。人力车如开封有浪子车，“平盘两轮”，“止一人或两人推之，此车往往卖糕及麋之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在陕西，有挽车，“每三人挽小车，载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宋史·张亢传》。；江乡有独轮车，“只轮两臂以一人推之”，“以竹为篰载两旁，束之以绳，几能胜三人之力”，“虽羊肠之路可行”《独醒杂志》卷九。“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后山集丛谈》卷四。
辽、西夏、金朝基本是马车，但也用牛车、驴车，如宋使至金，金方用“细车四辆奉南北使、副”，“每车用驴十五头”，“粗车三十六辆，每辆挽以四牛”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二集卷一二《奉使入北境车子数》。宋朝，尤其是南宋缺乏马力，其畜力车多用牛、驴、骡等，特别是牛。在北宋都城汴梁，有太平车，“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或牛五、七头号拽之”，“可载数十石”；有平头车，独牛牵引，“以手牵牛鼻绳驾之”；又有串车，乃“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从《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盘车图》、《雪溪行旅图》等传世的宋画看，所绘也大多是牛车，和少量驴车。
在开封城中，骆驼、驴、骡等“驮子，或皮或竹为之，如方匾、竹两搭背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粮食则用麻袋作驮。
在山道、小路等无法通车之处，则有马驮、驴驮、骡驮，或人力背驮肩担。按宋朝“运粮之法，人负六斗”，“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递铺的铺兵，则“每人约担官物六十”《宋会要·方域十》之三六。宋时官员出行，常差兵士或役夫负担行李。如宋徽宗招方士王老志，“许差担擎兵士三十人”《宋史·王老志传》。
4．以舟为马，以楫为车
宋代海外贸易发达，海船众多，其船的大小均以“料”算，一料即载重一石。《画墁录》曰：“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张舜民：《画墁集》卷八《郴行录》。；其船的形状，大多为尖底，“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宣和奉使高丽图径》卷三四《客舟》。；船的动力除传统的帆、桨等外，还有车船，即以人力踩踏翼轮，激水而行；当时远航的“海舟以福建为上”《会编》卷一七六。“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
南宋偏安江南，江南水乡向来以舟为马，以楫为车。故南宋一代车乘不行，而舟楫发达。《梦粱录》曰：“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故河船航行特别繁忙。都城临杭，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等有“落脚头船”；“搬载诸铺米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灰混等物，及运盐袋船只”有“大滩船”；“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舟同船、舫船、飞篷船等”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河舟》。
宋代江湖河海航运，比前代大船增多。就江湖航船而言，北宋张舜民曾在鄂州（今湖北武汉）见有万石船，“钱载二十万贯（重约500吨），米载一万二千石”张舜民：《画墁集》卷八《郴行录》。南宋前期宋军曾造大型车船多艘，用翼轮激水推进，船长30丈，可载兵士上千人。而海船，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出使高丽的神舟长30余丈，载米六七千斛，“巍如山岳”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丰年间出使高丽的两艘神舟则号称“万斛船”，应比宣和年间的神舟更大；南宋时，据《梦粱录》记载，临安钱塘江上的海商船，“大者五千料（即载重量为5000石），可载五六百人”；1974年泉州发掘的宋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载重约200吨，可算是中型船。
5．驿站和邸店
宋时官府的馆驿和私人的邸店有严格区别。按照宋制，官道“二十里置马铺，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高承：《事物原始》卷七《驿》。官员因公外出，往往发付驿券，“以为传食之费”。宋神宗时，对一些远方士人赴京赶考，也发放驿券。故当时士人行旅往往在驿站暮宿朝行，以至宋诗中提到驿站的诗句颇多，如陆游《驿舍海棠已过有感》曰：“凄凉古驿官道傍，朱门沈沈春日长”；《梦藤驿》曰：“古驿怪藤合，荒陂群雁鸣”；《信州东驿晨起》曰：“衣上征尘鬓畔霜，信州古驿憩归装”，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卷十，卷十一。等等。当时官府驿馆的饮食供应有品级的区别，如低级武官三班奉职是“驿券肉半斤”；北宋胡顺之任肖梁县令时，州衙门派胥吏教练使前来投驿，胡顺之责问曰：“应入驿乎”，“应受驿吏供给乎”？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三。说明胥吏无此种待遇。
随着交通的发展，和往来行人多，私营邸店业必然发达。僧人参寥《归宣道中》诗曰：“数辰竟一虚（墟市），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豘”《参寥子诗集》卷一。说明宋代邸店业的兴盛。
元代，称驿站为“站赤”。元代在全国设站赤（驿站）1380处，比前代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是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的传递外，实际上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方便。元代后期，凡经政府“给驿”者，甚至“搬取家属”、“迁葬娶妻，送灵嫁女”都利用站赤。元代驿站有陆站、水站之别。陆站又称旱站，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其次是牛、车、轿等，故又有马站、牛站、车站、桥站之别；也有少数步站，专置搬运夫，运送货物。水站则用船。东北黑龙江下游地区的驿站运载使者时以狗拉小车行于冰上，故称为狗站。
6．交通杂俗
在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等城市中，交通工具租租赁业比较发达。汴梁城中“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皇后出乘舆》；独牛车之类“亦可假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杂赁》。此外，还有“赁轿之家”《靖康纪闻》。临安城中，“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蓬船等”；“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顾觅人力》。也可租赁“轿子”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赁物》。在南方水乡地区，许多城镇之间还有固定的客船，有的晚上也开行，叫“夜航船”。
元代租赁车船，要履行签字雇约和登录文簿的手续，以便官府查验，以保证租赁双方的安全。
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交通规则当然十分简单。宋代的交通规则只是“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为便于行旅，当时也有交通地图。如临安白塔桥一带，有印卖《朝京里程图》的，有人曾以此图为由，写小诗一首讥讽当朝者曰：“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李有：《古宋元杂记》。
六、娱乐风俗
由于都市的繁荣，市民人数的激增，加上统治者竞尚奢侈，人们沉溺于对现实物质享受和世俗欢娱的追求，故这一时期娱乐活动勃兴，尤其是城市文化娱乐活动异常丰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形容东京娱乐活动盛况曰：“举目则千秋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