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育儿，有哺乳三年之俗，敦煌斯1902号敦煌写本杜延论《百行章》曰：“怀将十月，困辱三年。代喘倾心，回干就湿。乳哺之恩，实难可报。”《父母重经讲经文》曰：“三年乳哺诚甚叹，十月怀胎足可哀”；“三年乳哺犹为可，十月怀胎苦莫载。”《季布诗咏》曰：“三年不食胸前乳，六尺长躯何处长。”《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曰：“十月处胎添相貌，三年乳哺作婴儿”。如此等等。这些唐代敦煌变文中皆以怀胎十月与哺乳三年对举，足证哺乳三年的习俗在唐是十分流行的。如女产后若无乳，则有“催乳”习俗，如《千金方》录有当时催乳方二则：“治乳无汁方：取母猪蹄一具，粗切，以水二斤，煮饮汁，不出更作；又方：烧鲤鱼头末，酒服，三指撮。”
新生儿要用父母的旧衣服包裹。唐人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五介绍当时的民间育儿方法是，初生婴儿应用父亲的旧衣包裹，如果生女儿就用母亲的旧衣包裹，不能用新帛。这样，才能使孩子长寿。并有许多哺乳禁忌，《千金方》曰：“母患热以乳儿、令儿变黄不能食；母怒以乳儿，令儿喜惊发气疝；又令儿上气癫狂；母新吐下以乳儿，令儿虚羸；母醉以乳儿，令儿身热腹泻；母新房儿羸瘦，交胫不能行。”
唐时民间视小孩发烧昏迷不醒为“客忤”，其治疗方法则充满巫术性质。如《千金方》所载的治“客忤”法为：以水和豆豉捣热，做成鸡蛋大小丸子，在小孩子两腮、手心、脚心间各滚动五次，再在小孩心腹，肚脐周围来回反复滚动，后，手分手开丸，中会有细丸，即把丸丢于路上，小孩病即可痊愈。也可用粉和水捣成丸，边捣边向丸吐唾沫边念咒语，“摩家母，摩家儿若客忤，从我始。扁鹊虽食，不如善睡良。”然后将丸丢弃于路。还可取刀横放于灶，解小孩衣，以手摩小孩心腹，后，再取刀指向小孩，并以刀摩小孩心腹，边摩边念咒语：“曰啡啡曰煌煌，背阳向阳。葛公葛母，不知何公子，来不视，去不顾，过与生人忤。梁上尘，天之神，户下二鬼所经，大刀环犀对灶君，二七唾客愈儿惊，唾啡啡。”反复三遍才罢。
4．冠礼衰落和生日礼兴盛
唐代皇帝只加一冕，皇太子、亲王等仍用“三加”。
我国关于生辰的确切记载，早在先秦就已出现。战国时期孟尝君“以五月五日生”；屈原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即生于寅年寅月（正月）庚寅日，尽管那时习俗和节令不少，人们却不曾将庆贺生辰列于其中，直到近两千年后的隋唐时期，才出现了庆生日活动。由于无典可据无章可循，这种习俗表现出极大随意性。唐德宗时，尚书右丞集贤学士韦绶提议在皇太子生日那天搞庆贺活动，宰相不同意，理由是“古无生日称贺者”。唐书上又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感伤。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句力劳？何以句力劳之日，更为燕乐乎？”《新唐书·礼乐志》。“更为燕乐”，说明当时做生日要设酒席、奏音乐；“何以句力劳之日”，更为古时候是没有生日庆贺的。
《唐实录》曰：开元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张说等上表，请将唐玄宗李隆基生日（八月初五日）定为千伙节，“着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享乐，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这一天，全国士庶百姓都要作乐庆贺“寿酒宴乐”。中国历史上以皇帝生日为节日，这是第一次。从此，每当帝王的载延之辰，百僚命妇咸集于宫殿，举行诞受降贺之礼。上行下效，唐代民间“作生日之风渐盛”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第744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全唐诗》里有李郢为老婆做生日诗，可见女人也做生日。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开元时，王皇后曾向玄宗丈夫哭诉：“陛下独不记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宋人《猗觉寮杂记》载曰：“唐人生日多俱汤饼，世所谓长命面者也”。说明至少在初唐时，过生日吃面条，祝长寿的风气已有了。
百姓庆贺生日的风气最迟到中唐时便已形成。德宗时，封演曰：“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封氏闻见记》卷四。当时百姓过生日，亲戚朋友还要前去相贺。武恭性怪诞，好道，生日时，其表弟李寰回送一破旧幞头，调侃曰：“知兄深慕高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因话录》卷四。段成式的弟弟过生日，则设杂戏娱乐。《酉阳杂俎》续集卷四。生日时，夫妻间也要互相祝贺，李郢登第后由长安回杭州，因在途而不能回家给妻子作生日，就托人给妻子捎了一些礼物和一首《为妻作生日寄意》诗，以表达“琴瑟谐和愿百年”之愿望。《唐语林》卷二；《全唐诗》卷五九0。至于父母对子女的生日，更是念念不忘。杜甫《宗武生日》诗曰：“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宗武生日》，《全唐诗》卷二三一。这庭训十分严肃，但舐犊情深，蕴于字里行间。戴叔伦《少女生日感怀》诗曰：“五逢日卒日今方见，置尔怀中自惘然。乍喜老身辞远役，翻悲一笑隔重泉。欲教针线娇难解，暂弄琴书性已便。还有蔡家残史籍，可能分与外人传。”戴叔伦：《少女生日感怀》，《全唐诗》卷二七四。白居易《金銮子日卒日》诗曰：“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出来始周岁，学坐未能言。若无夭折患，则有婚嫁牵。使我归山计，应迟十五年。”白居易：《金銮子日卒日》，《全唐诗》卷四三二。
老年人过生日又谓做寿。唐人做寿的情形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杜甫的“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舞阶街寿酒，走牵背秋毫”《杜工部草堂书笺三》。；李商隐的“近闻开寿燕，不废用《咸》《英》”，等等。
二、婚姻风俗
隋唐婚礼十分豪华、节目繁多。《封氏见闻记》曰：“近代婚家，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这是对此期婚礼的一般概括。据《敦煌掇琐》“婚事程式”记载，其节目有：通婚书、答婚书、女家受函仪、成礼夜祭先灵、女家铺设帐仪、同牢盘合卺杯、贺慰家父母语等若干段。
1．流行早婚
《唐会要》记载了初唐到盛唐两个有关婚姻的法令：太宗贞观元年诏书，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令，又规定：“男年十五，妇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朝的早婚，上自后妃，下至庶人，几乎一律。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十三岁就成为后妃的；武则天被召为才人，年方十四。至于民间女子，其出嫁年龄一般都在十三至十六岁之间，很少有超过十八岁的。李白《长干行》曰：“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李白：《长干行》，《全唐诗》卷六三。崔颢《王家少妇》曰“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又有《相逢行》曰：“妾年初二八，夫婿大长秋”《全唐诗》卷一三。二八为十六岁。
考察唐代流行早婚的原因，主要在于朝廷欲增加人口，扩大赋税，而采取鼓励措施而致。据《通典》及《旧唐书》统计，唐初武德年间仅有200万户，到盛唐之末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户数增至960多万，口数增加到5288万多人。人口的增加，朝廷奖励早婚的当是主要因素。此外，当代社会希望早生贵子的传统愿望也是社会流行早婚的原因之一。白居易《贫家女》诗曰：“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言嫁不须臾。”白居易：《贫家女》，《全唐诗》卷四二五当时富门少女十六岁刚过，不用父兄开口，就有人把她们娶走了。
2．缔婚重门第
缔婚重门第是六朝之遗风，到了隋唐时候，六朝的望族仍继续存在，如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仍为望族，不与庶族通婚。唐太宗时，大臣魏征、房玄龄、李责力等都争相向山东士族攀婚，当时三品以上的官“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旧唐书·高士廉》。对此，“太宗恶之”，贞观十六年（642）六月颁《禁卖婚诏》曰：“新官之辈，丰富之家，竞慕世家，结为昏姻，多纳财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辱于婚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自今以往，宜悉禁之”。明令禁止卖婚，限制新贵、富室与山东旧族通婚。然而，门第观念并未因此而削弱。《新唐书》载曰：“李日知贵，诸子总角，皆通婚名族；李怀远与李林甫善，常慕与山东着姓为婚姻，引就清列。张说好求山东婚姻，与张氏亲者，皆为门甲。”后来李义府曾为其子求婚，没有被同意，于是他就劝高宗矫其弊。高宗诏曰：“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选、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唐会要》卷八三。但是因风俗所尚，并未能禁止。丰财之家和新宦之辈仍喜与高门望族，“竞结婚媾”《唐大诏令集》卷一一0《诫励氏族婚姻语》。如车骑周广的傅氏、朱氏二夫人，“并生活费内之名家，天下之盛族”；李妻郑氏，“荥阳之着族”；剑南东川节度推官殿中侍御史卢公夫人崔氏，“世为望族，绵历千祀”；工部尚书崔泰之妻陇西李氏，“号为名族，婚姻绂冕，家牒详焉”；清河县丞曲元缜妻陇西李氏，“历代名家，勋猷盛族”；蔚州刺史马纾，“两娶裴氏、张氏，皆名族”；监察御史王公妻清河崔氏，“簪组蝉联，时为名族”；朝议郎高妻郑氏，“族称着姓，家号甲门，人物轩裳，炳耀图牒”。分别见《唐代墓志汇编》第636页，第877页，第1986页，第2012页，第2222页，第2232页，第2392页，第2403页。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婚嫁讲门第之风依然有存。如唐宣宗万寿公主将嫁，命择良婿。宰相白敏中奏选状元郑颢，郑颢正待婚望族卢氏，不得已从君命，却从此深恨白敏中。郑颢不喜堂堂大唐天子的公主，却涉汲求婚于没落门阀的小女，除畏惧公主骄纵不守礼法外，讲究门第恐怕是主要原因。可见，有唐一代，婚姻讲门第之风是贯于始终的。正如王梵志诗曰：“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有女欲嫁娶，不用绝高门。但得身超后，银财莫论。”《全唐诗补逸》卷二《王梵志》。当然，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这种婚姻重门第之风也逐渐为重才之风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使然。但是，其过程却是渐变的，缓慢的。即使到了唐末，有的人在择婚时人犹念念不忘“李郑崔卢，姓之名器。千古推高，九流仰视”《唐代墓志汇编》，第2401页。
3．婚姻重财
隋唐时期，上承魏晋南北朝婚姻论财之余风，社会上流行以收取大量钱财来作为男女婚嫁条件的风俗，称为“财婚”。史书载曰：“是时（贞观初），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大历年间，甲族卢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必在不行”。陕西人李益，“家素贫”为攀高门名族，娶甲族卢氏女，“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贷得钱百万完婚。蒋防：《霍小玉传》。唐代财婚的原因，一为了借缔婚显示自己的门第高贵或阔绰，一般富贵之家或稍有地位之家都这样做，这就使一次嫁娶的费用定得很高。敦煌唐代写本《孝子传》记载当时娶一个寡妇定亲礼竟为“璧两双，杂彩千匹”和“奴婢百人”。另一件敦煌文书记当当时的“婚事程式”，则列举随同送婚书一起送到女家的彩礼有：五色彩、束帛、钱串、猪羊、须面、野味、果子、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十多样，并指定绫罗要成箱，被褥等成柜。二是原有门阀旧第虽已沦替，而又自矜其门，为新贵们慕名所趋，因而出现“女家门望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的情况。三是把嫁女儿作为赔钱货，以嫁女取得一笔钱财，为儿子娶妻作费用。元稹的《代九九》曰：“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元稹：《代九九》，《全唐诗》卷四二二。为兄买马，而把妹嫁于无赖子以收取聘财。
对唐时的财婚现象，有识之士多有贬损，朝廷也多次明令革除。如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诏曰：“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自今六月禁卖婚”《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显庆四年（659年）高宗又颁诏曰：“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十月。但屡禁不绝，财婚之风至唐末尤有流行。
4．曲江选婿
唐朝自中宗以后规定，每年春花三月时分，要在京城长安的曲江池举行一次新考中进士的“曲江宴”，届时新中进士气轩昂扬、春风满面来赴其宴。这时有公卿世家会趁机来此选婿：“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中东床之选者，十有八九”王定保：《唐摭言》卷三0。宋时苏轼尤有诗咏唐代曲江选婿之佳事曰：“囊空不办行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曲江选婿的风尚的流行说明唐朝社会选婿标准已开始由重门阀而转向重才德，这是唐代婚姻风俗的大进步。
除曲江择婿外，据史籍记载，唐时还流行射箭牵丝等择婿方式。史载李渊娶皇后窦氏前，有一件定婚的事：窦后父窦毅说：“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我，当为求贤夫。”于是命人在门屏画两只孔雀，凡向窦女求婚者，皆给两支箭，两箭各中孔雀双目者则以女嫁之，李渊两发皆中，于是成为窦家女婿。《旧唐书·后妃传》上。《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大将郭元振自小“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有意招他为婿。张嘉贞有五个女儿，俱有美色，究竟谁嫁给郭元振，张嘉贞想让五女都试试运气。选婿那天，命五女各牵一根红丝线，本人隐在幔后，任元振自选，结果郭元振选中第三女那根红线，他成了张家佳婿。
5．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隋唐时期，男女婚姻大多由父母作主，尤其是女子。如开皇初年，乐平公主之女娥英择婿，隋文帝“敕贵公方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亲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李）敏而合意，竞为姻媾”《隋书·李穆传附李敏传》。唐京兆杜氏，“从先府君之命适我家”，即文林郎杨宇家。冀州南宫县丞苏深之女，“及笄，奉命归于王氏”《唐代墓志汇编》，第2226页。诗人姚合，赏识工于诗文的李渊，遂自作主张将其女许配给他。广平郡宋氏，“及嫁娶之年，父母匹配”于向家。《唐代墓志汇编》，第2053页。有些男子的婚姻也是由父母作主的。处士张从古，求仙学道多年不婚，后“奉严亲（父）诲令，年逾耳顺（60岁），敏命乃娶黄氏”《唐代墓志汇编》，第2225页。但也有自主择偶者，唐玄宗时宰相李林甫有六位千金，“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李林甫在客厅墙壁间，开一横窗，装饰杂宝及绛色纱幔。“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第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选婿窗》。
隋唐时期男女缔婚，除须奉父母之命外，还得通过“媒妁之言”。唐朝法律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仪》卷一三《户婚中》。；“嫁娶有媒”《唐律疏仪》卷一三《名例》。；“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民间也有“无媒不得选”白居易：《续古诗》，《全唐诗》卷四二五。之说。将作录事郭玉女，“爰自媒侣”，嫁于广平郡程君。《唐代墓志汇编》，第1599页。有的人虽然自主择婚，但也要在名义上通过媒妁。如洛阳令魏镳，途遇美女李云卿，“俾媒妁导意”于其母，娶之“贮于金屋”《唐代墓志汇编》，第2376页。
6．互通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