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其他城市也与长安城一样，实行着封闭式的坊里布局。如洛阳城除宫殿和三市外有103坊。这些坊多为方形，每坊四周也有坊墙，坊中也有十字街。侍郎韦陟就住在洛阳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城内士民工商分区居住。如道术坊就是隋炀帝集中了大量五行、占侯、卜筮等后设置的，而且“设使检察，不许出入”，以利控制；观德坊在唐初也是“唯内臣所居，长寿中敕不许他人居止”《两京城坊考》。南方的吴县和长洲县各有十三坊，成都有花林坊、锦浦坊、金马坊、书台坊；长沙有鸡狗坊；越州有清道坊，幽州有来远坊、辽西坊、遵化坊，定州有博陵坊等。这些坊大多也设置坊墙，具有封闭性，如隋朝不许汴州民居向大街开门，唐代定州也只有上元日才允许夜里一启坊门。
与这种封闭式的坊式制相应的是实行宵禁。坊门每日五更开启，日落关闭，坊正以下设专人掌管坊门开闭。城内分街设鼓，“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即听行”，《唐律疏议》卷八《卫禁下》。管制十分严格。从唐代中期以后，封闭式的坊市制开始崩溃，在城邑各坊内部已不断出现了“侵街”现象，即居民将自己的住房向外扩展，侵占了坊内的街道，有些甚至在坊墙上向坊外待开门。工商贸易也逐渐逾出官方设定的市区。在一些坊中进行买卖交易，有些坊中还出现了供行人歇息的旅店邸馆。由于自家向外开门，常常不能和坊门的开关保持一致，影响治安，唐代朝廷就屡下诏书，禁止侵街行为。
7．俗重环境绿化
隋唐时期民间有重视庭院植树、绿化居所的习俗。隋朝和初唐的均令，都有授予“园宅”的规定。《通典·食货典》。所谓园宅地，即宅在园中，园中有宅，园宅结合，如“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园数亩”《太平广记》郑四七七《白蜂巢》。；“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太平广记》卷《梁生》。等。这类庭院植树较为普遍。
唐代重视宅旁、庭院植树的风俗，在唐诗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王驾《桑妇》诗“墙下桑叶尽”，储光羲《田家杂兴》诗“绕屋树桑榆”，白居易《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诗“手中榆柳成，阴阴复墙屋”，等等，都是当时宅旁植树的真实写照。在庭院植树方面，韩愈《食儿》曰：“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缕络络，春华夏阴敷”；李白《寄东鲁二子》曰：“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向种，向别我三年”；杜甫《忆昔》曰：“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白居易《伤宅》曰：“绕廓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岑参《太白东溪张老舍即事寄舍弟侄等》曰：“中庭井栏上，一架弥猴桃”。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知，当时的庭院除多植常见的乔木、灌木、藤本、果树外，还有花卉、名木出现，如牡丹、紫藤、弥猴桃等。至于通过王绩的诗篇：“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栽？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汁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哪后开？”我们更能看出，隋唐时期庭院植树已蔚然成风。
8．居住讲究“五实”、“五虚”
隋唐社会民间对建筑家宅十分重视，他们有一种牢固的风俗观，认为：“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敦煌写卷，伯3865《宅经》。民间对住宅有诸多考究，要求避免“五虚”，符合“五实”；认为“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其中，“五虚”是指：“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墙院不完，三虚；井灶不处，四虚；宅地多屋少庭院广，五虚”敦煌写卷，伯3865《宅经》。宅大人少，尤其是宅大人空，更是为时人忌讳。唐长安有很多着名的“凶宅”，例如延康坊的马镇西宅，延寿坊的裴巽宅，昭国坊的郑骃宅等，大多是达官贵人的府第，里面深宅大院，长期无人而荒凉阴森，狐兔蝙蝠在此出没，更增加了恐怖的感觉。对此，白居易于元和四年（809年）写有《凶宅》诗曰：“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廓相对空。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
“五实”则指的是：“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墙院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中水渎东南流，五实。”“五实”并非“五虚”的简单对举，而是建筑民宅的五种风俗标准。要求“宅小六畜多”，六畜多即意味五谷多，养活的人口多，是家庭兴旺的象征。“宅中水渎东南流”，“水渎”即“水潦”，家中的积水和所排的污水，应开沟导水应使其流向东南，这是古代传统民俗观，本自《淮南子·天文训》：“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水流东南象征安定归宿与吉祥。
出于迷信，隋唐人每逢盖房以前，总要用占卜来决定居处，称卜宅或卜居。杜甫《为农》诗曰：“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说明唐代流行建宅占卜的风习。选定宅地后，动工时又要举行奠基仪式，宣读《建宅文》，祝愿工匠建宅成功。房子建成要行上梁仪式，唱《上梁歌》，与现代民间流传的《上梁歌》内容基本一致。
最后，在宅第建筑好以后，还要请人念《镇宅文》，以来镇伏降除妖魔鬼怪，保佑宅舍安宁之意。如果认为新宅不祥，一般用石头来镇宅。伯3594卷中有《用石镇宅法》：“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个，镇鬼门上，大吉利”。隋唐民众和风水先生认为建屋时在地基中放上一块大石头，就能镇住灾难祸事。
四、器用风俗
汉族社会传统的器用风俗，发展到隋唐时期，有了一个显着变化，即是桌子和椅子的广泛使用。桌子的形象，最早见于东汉墓葬中出现的陶制模型，桌面方形，四腿较多，腿的截面作矩尺形，腿间作弧形，外形与现代方桌基本相同。但当时尚未广泛使用。到了唐代，桌子多了，其形象大量出现于唐墓壁画中。唐代的椅子也很有特色，“胡床”逐渐演变成交椅，又叫逍遥座。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还出现了大型宴会时供多人列座的长桌和长凳，并有扶手椅、靠背椅的形象出现。家具的品种和样式也随之改变。据敦煌唐代壁画所示，已有长桌、方桌、长凳、腰圆凳、扶手椅、靠背椅、鼓凳、矮几、大床、屏风等，后代的家具类型此时已基本具备。另外，隋唐家具所用的材料和装饰方法也更加广泛，所有家具式样简明、朴素、大方，既切合实用，线条也柔和流利。
1．绳床流行
唐初床榻，仍有寝、坐之分。寝床经较大，多以木制，好的用柏木、沉香木，也有用象牙制作的。床的形制与前代无差，腿有直脚和踞脚两种。有的床比较高，底脚下造有搘床龟或搘床石。床上一般还有帐子。寝榻与寝床相似。据记《太平广记》记载，唐肃宗欣赏李泌，“寝则对榻，出则联镳”。《太平广记》卷三八《李泌》。这时的榻就是寝床。另一种寝榻叫“土榻”，实际就是后来北方常见的火炕。
坐床有许多种。一般的坐床与榻相似，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数人同坐。唐代小说《游仙窟》所记张郎和崔十娘、崔五嫂就是在中堂的坐床上饮酒作乐的。床上一般铺有席或茵褥，也有帷帐，有时在帐中还有屏风。坐在床上其姿势一般仍是跪坐或盘坐。
坐榻与坐床一样，常被放置帷帐内，上面也铺席或茵褥，坐时一般不垂足，与客人同坐一榻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亲热。此外在敦煌壁画中有一种长条凳是垂足坐的。有学者认为这长条凳也是榻，它是低坐具向高坐具过渡时的产物。
坐床中又有胡床和绳床，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但此时使用更加普遍。胡床是一种可折叠的轻便椅子；绳床则与今天的靠背椅类似，原来仅在寺院使用，后来普及到民间，先后有交床、倚床、倚子等名称。宋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床，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乃改交床。唐穆宗时又名绳床”。
2．桌椅出现
到中唐后，“椅子”一词开始出现，唐德宗贞元年间的《济续庙北临坛祭器杂物铭》碑附有“绳床十，注：内四椅子”之记载；到了唐武宗时，椅子的使用已比较普及。园仁《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中所记“椅子”一词就有四、五处之多。《唐语林》卷六记颜真卿被李希烈拘留时所作的体育活动是：“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止地三二寸，数千百下”。这里的椅子当为靠背藤椅。
随着高足椅的出现和广泛使用，相应地出现了高足案。当时的官府中，官员们已在高足案上办公。有的高足案上还铺有案褥，案褥四周垂挂可遮住案腿。据《太平广记》记载，王璥判案时，就“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太平广记》卷一七一《王璥》。这里的案当是高足，否则案底难以藏人。敦煌文书也提到了这种高足案，敦煌壁画中的各种婚嫁图则绘有许多高脚长条桌。但隋唐时期始终未出现“桌子”。
桌椅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不仅改变了汉族社会长期形成的席地而坐的习惯，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其他生活习惯的改变。无论是读书、写字，或是饮食欢宴等等，人们都是坐椅据桌，不再在床上活动。床由一种多功能的家具，退而成为专供睡卧的卧具。随之垂足而坐的习惯从上层阶级起逐渐普及全国，使人们的坐姿更加舒适。
3．橱柜沿旧制
隋唐时期的家具还有橱柜。橱与柜在形制上应基本相同，但橱似乎以存放书卷为多，如隋炀帝观文殿中的书橱；而柜则存放衣物和钱财，1955年西安郊区出土有唐三彩钱柜，四足，顶上没门。可见柜一般都有门。但也有无门的大柜。据《旧唐书》记载，王伓接受贿赂，贪得无厌，“宅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旧唐书·王伓传》。柜一般以木料制成，但也有竹制、铜制，甚至有镶嵌玛瑙的玛璃柜。《杜阳杂编》载曰：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柜的形制，就隋唐墓葬出土随葬品中的明器看，大部分是卧柜，但也有竖柜。此外，见于史籍的柜还有床头柜、食柜等。食柜用于存放粮食，根据敦煌文书，大的食柜可装粮食三十石。
另有镜台、巾箱。镜台系化妆时用的小型橱柜。据《太平广记》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皇后的镜台是：上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持巾栉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阖，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太平广记》卷二二六《马待封》。
4．屏风饰以书画
隋唐时期屏风一般以木为骨，以纸帛为面，并时兴在面上写字画画，唐太宗在屏风上写《列女传》，房玄龄在屏风上写《家诫》；绘画则以人物画诸如伎乐、仕女为多，但也有画云鹤、奔马，以及山水和花鸟的。据白居易《素屏谣》所记，当时在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家的屏风多请书画名家装饰，如“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璪之松石”等。另外，也有铜做的屏风，如隋炀帝放在迷楼中的乌铜屏，高五尺、宽三尺，数十面连在一起，环绕在寝室内。还有用玻璃、云母、玉石等材料做的屏风，可以折叠或搬动。
屏风的形制，有连地屏风和床上屏风两种。连地屏风放在地上，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多扇连缀使用；当时流行六扇屏风，也叫“六曲屏风”，史籍多有记载。
床上屏风置于床上，有称床上屏、小屏或小山屏，既可置于卧床也可置于坐床上，起抵挡风寒作用，当时诗对床上屏风多有吟咏，如“就日移轻榻，遮风展小屏”杨衡：《春日偶题》，《全唐诗》卷四六五。“低屏软褥卧藤床，舁向前轩就日阳”白居易：《就暖偶酌戏诸诗酒旧侣》，《全唐诗》卷四五八。等。
屏风的装饰有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是素屏风，不做任何修饰；最流行的是以书画装饰；另有以珍珠玳瑁或采用“金银平脱”工艺装饰的，显得富丽堂皇。
5．张帷设帘成风
隋唐时期，居室多施帷帘。帷，又称帷障、屏帷、帷幕，一般施于室内，起隔断作用。《太平广记》载赵琮故事曰：赵琮家贫，妻族薄之，有年“军中高会”，岳父家“相率列棚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后有快马来报，曰赵郎及第，“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太平广记》卷一八二《赵琮》。同书又载王胜故事曰：王胜闯入同州功曹某正堂，“其堂中，屏帷四合”；《太平广记》卷三四三《宝玉》。载王知古故事曰：王知古夜行至一甲第，厅舍内“栾栌宏敞，帷幕鲜华”《太平广记》卷四五五《张直方》。此外，隋唐史藉中还有“帷飘白玉堂”，“以翠屏画帷许于堂门”，“闭户重帷”等记载，可见隋唐时期在室内张帷是比较普遍的。
帘也是隋唐时期室内张设中的必备器物，主要施于门窗，起遮蔽作用。大都以布帛制作，但也有以竹、草编制的，《唐国史补》载曰：尚书左丞李廙家“门帘甚弊”，其妹夫刘晏，“潜度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颜色以红绿为主，即所谓“朱帘”、“翠帘”，《清异录》载曰：宫中有“瑞英帘”，“赤紫色，人在帘间，自外望之，绕身有光”。富家之帘则常施银钩、络珍珠。隋唐时女子在堂室内会见男客，得隔帘相见。据《旧五代史·罗隐传》记载，唐宰相郑畋之女喜咏罗隐诗，“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因见罗隐相貌奇丑，“自是绝不咏其诗”。又，《刘宾客嘉话录》载曰：则天朝时，河东张嘉贞“面奏天后，天后对之。河东请去帘，曰：臣生自寒微，今蒙召对，然咫尺天颜，犹隔云雾，伏乞陛下去帘。则天许之”。
五、交通风俗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具重大的意义。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商业发达，国内水陆交通畅达，人们出外旅行者众；即使在唐末，许多地方被割据，水陆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人民生活和商业贸易事业来很大便利，行旅风俗显得丰富多彩。
1．路道交通发达
隋唐时期的陆路，在史籍记载中名目繁多，如有驰道、御道、御路、帝道、官道、官路、官街、天街、禁街、国路、驿路、县道、村路、饷道、饷路、贡道、运路、大路、次路、便道、便路、私路、马道、堤路、盘道、栈道、甬道、夹道、复道、山路等等。这些道路有以性质命名，如御道、官道、驿道，有的以用途命，名如贡道、饷道、运路，还有的以形态命名如堤路、栈道、复道。
官路、驿路都由官方修筑，驿路则设有馆驿。唐朝官路遍布于各州县，官府也重视对官路的修筑和维护，规定不许在官路上耕种，也不许砍伐路旁树木。但在南方有虎患之州县，则官路两侧十步之内的树木必须伐光，以此防止老虎。便道、便路、私路则是民间所修的道路，路上不设馆驿关卡。驰道、御道、复道等是皇帝专用的道路。除宫殿中的御道外，其他一般都是为皇帝行幸专门修筑的。例如隋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举国就役而开御道”，自“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隋书》卷五一。；唐玄宗时因咸阳有行宫望贤宫，故自咸阳行宫至长安之间修有专门的驰道。“安史之乱”后肃宗迎玄宗回长安，“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资治通鉴》卷二二0。复道也叫夹道，两侧筑有高墙，人行其中既可避人耳目又十分安全，系皇帝专用道。主要建于都城，长安的复道主要自大明宫沿东城墙而建，由复道南行可至曲江走。
隋唐的陆上道路，除宫中有砖道外，其他多为土路，道路两旁多栽有树木，如槐树、榆树、柳树等。在土路上铺有沙子的路俗称“沙堤”。唐时风俗，凡官拜丞相者，朝廷要用河沙铺设他家的出行主道，以示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