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菜肴的烹调方法仍以炙、蒸、煮、烙、烧、煎、炸、烤等法为主，肴馔除前代已有的炙品、脍品、脯鮓品、羹臛、菹齑等外，还出现了众多的花式菜肴。其中比较着名的美味佳肴有炙鹅鸭、熊白啖、浑羊殁忽、金齑玉脍、镂金龙凤蟹、辋川图小样等。炙鹅鸭，为武则天时庞臣张易之所创，其制法：铁笼中置炭火，四壁置盛有调味汁之铜盒，关鹅鸭于笼；鹅鸭被火烧烤，嘴干腹渴，饮调味汁不辍。久之，鹅鸭羽毛焦落，皮酥肉赤，即可食用。熊白啖，传说为唐宪宗时给事中穆质创制。由熊脊肉和鹿肉烹制而成，红白相间，肥瘦兼宜，色香味美。浑羊殁忽，隋唐时宫廷食肴。浑羊，指全羊，浑羊殁忽意为“全羊席”。其制作法：按用餐人数杀子鹅若干，去毛、内脏，取以五味调毕的肉和糯米装入鹅腔；然后宰羊，剥皮，去内脏，装子鹅入羊腔，缝好；用火烤全羊，熟后，取子鹅食之。金齑玉脍，原称“鲈鱼脍”，为江南名菜。其制法，据《大业拾遗记》载，选八九月下霜时的松江鲈鱼，切成薄片，用调料浸腌，后漉去水分，拌香柔花叶匀即成。镂金龙凤蟹，本江南名菜，其制法：取活蟹泡酒中经宿，促其排尽粪便，再加其他佐料烹制，熟后装盆，并以金镂成龙凤图案装饰蟹壳。据传隋炀帝驾幸江南时，当地人曾以此肴进献，得炀帝赞许。“辋川图小样”，系风景冷盘。《紫桃轩杂缀》曰：“唐有静尼，出奇思以盘饤，簇成山水，每器占《辋川图》中一景，人多爱玩，不忍食。”陶谷《清异录》载曰：“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鮓、臛、脍、脯、醢、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
普通菜肴则有传统的菹齑、脯胙、炙品、脍品、羹臛等。隋唐时期菹齑是食用非常普遍的一种菜馔，常见有芹齑、蒜齑、荠菹等。《清异录》曰：“俗呼齑为百岁羹，言至贫亦可具；虽百岁，可长享也。”脯鮓品为冷菜，隋唐时除一般脯鮓外，还有鹿脯、蚌肉脯、蜈蚣肉脯、芦服鮓等。宫廷中则有“红虬脯”，《杜阳杂编》载曰：“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如红丝，高一尺，以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官府名脯则有“赤明香”，《烧尾宴》中有“同心生结脯”等。
炙品，仍是隋唐民间食用最多的肴馔，当时用来“行炙”的有牛、马、驴、羊、鹿、鹅、蛙、鱼、蚝、蚌蛤、蝤蛴、大貊、茄子等；且灸法比前代更为讲究，《隋书·王劭传》载曰：“今灸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核火，气味各不同。”可见，已注意炙时燃料的选择。炙品名肴则有官宦之家的“驼峰炙”《酉阳杂俎》前集卷七。韦巨源烧尾宴上的“升平炙”《清异录》卷下，引《烧尾宴食帐》。和懿宗赐同昌公主的“消灵炙”《杜阳杂编》。等。
隋唐时期食脍依然成风。此时的脍，有鲜脍也有干脍。皮日休的诗句“唯有故人怜未替，欲封干脍寄终南”，即指干脍。据《大业拾遗记》记载隋时吴郡曾贡松江鲈鱼干脍于隋炀帝，以鱠香柔花叶配干脍，即“所谓金齑玉鱠，东南之佳味也。”鲜脍重在刀工，《酉阳杂俎》记有作脍场景曰：“南孝廉者，善斫鱠。縠薄丝缕，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当时着名脍品有隋朝的“飞鸾脍”、“天孙脍”谢讽：《食经》。唐代的“丁子香淋脍”《清异录》卷下，引《烧尾宴食帐》。等。
羹臛，当时常见的羹有羊羹、鱼羹、虾羹、榆叶羹、荠菜羹、香芹羹、蛤蜊羹、鳜鱼臛等；着名羹品则有江南的莼根羹，宫廷名菜月儿羹、甘露羹、蹄羹、驼蹄羹，岭南名馔猴头羹、不乃羹等。唐玄宗召征李白，曾“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民间新嫁娘要“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王建：《新嫁娘词三首》，《全唐诗》卷三0一。
同时，隋唐时期的素食菜肴比前代有所发展，豆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菜肴，也比前代更为普及。《清异录》卷上。这时还出现了素料荤做的烹饪之法。《北梦琐言》卷五曰：“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臑、脍炙之属，皆逼真也。”这恐怕是我国素料荤作的最早记录。
隋唐时期的副食风俗，南北之间有较大差异性。北方吃肉多而吃鱼少，而且肉中又以羊肉为主。《唐六典》卷四记载了唐朝政府供给各级官员的食料，其中对亲王已下所赐的食料中有“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的规定，可知羊肉多于猪肉。
与北方爱吃羊肉等肉不同，南方爱吃鱼。《云仙杂记》曰：“杜甫在蜀，日以七金买黄儿米半篮、细子鱼一串”，这“细子鱼”是“蜀人奉养之粗者”；怀素《食鱼帖》也曰：“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吃肉。”崔融《禁屠议》则曰：“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河西诸国，以肉为斋。”《全唐文》卷二一六。北肉南鱼，为南北副食风俗习差异之大概。
唐时的甜食味料，除饴糖外，又有蔗糖。唐贞观年间甘蔗制糖法从西域引进，使饮馔风味变得更加丰富，特别是加速了各式甜食的发展。当时社会的日常甜食小吃除“大扁饧、马鞍饧、荆饧”等饴糖外，市上已开始有红糖和白沙糖等蔗糖出售；大历年间（766～779年），四川地区还出现了冰糖。
3．社会嗜酒成风
隋唐时期社会流行的饮料，主要有酒、茶和乳酪等。
隋唐时期饮酒之风十分盛行，酒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当时酒的名称形形色色，尤以“春”命名者为最。据李肇《唐国史补》载，唐代以“春”取名的美酒有“乌程之箸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和杭州之梨花春、云安之曲米春等；不以“春”命名的美酒，则有“郢州之富水”，“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麻陵郎官清、阿婆清”和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四川郫县的竹筒酒等。唐初，则从西域高昌引入了马乳葡萄及酿酒之法，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册府元龟》卷九0《朝贡》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并从波斯等国引进三勒浆酒和龙膏酒，俱成为唐代的名酿。三勒浆酒，《唐国史补》载曰：“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此外，“烧酒”之名也始见于唐代，白居易《荔枝楼对酒》诗曰：“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诗曰：“自到成都烧酒热”。
隋唐社会嗜酒成风，文人学士尤为张狂。开元天宝年间，贺知章、李白、张旭、焦遂、苏晋等人号称“饮中八仙”，都是好酒之士，嗜酒如命。杜甫有《饮中八仙歌》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对唐代文人学士饮酒嗜酒的轶闻趣事，当时史书笔记载录颇多。如阳城，曾“约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我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酱米，凡用几钱，先具之。其余悉以送酒媪，无留也”韩愈：《顺宗实录》。；苏晋，“作曲室为饮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砖铺一瓯酒，计砖约五万枚。晋日率友朋次弟饮之，取尽而已”《云仙杂记》卷四。；王绩在门下省的禄俸“殊为萧瑟，但（日给）良酝三升，差可恋尔”《东皋子后序》。等等。此外，王维、杜牧、萧颖士、吴道子、白居易、皮日休等也都嗜酒如命。
4．“茶为食物，无异米盐”
唐代饮茶风俗十分流行，唐人李珏曾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旧唐书·李珏传》。“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风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唐会要》卷八四《杂说》。可见，茶已成为唐代社会斯须不可离，和柴米油盐同等重要的食物。
中国饮茶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茶叶作为一种举国之饮却始于唐代。唐人封演所着《封氏闻见记》是一部记述唐代风俗的名着。书中有《饮茶》条，记述当时人饮茶习俗曰：“楚人陆鸿渐（陆羽）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茏贮童子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幅。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封演描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并远传塞外的盛况。到唐后期，“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李肇：《唐国史补》。饮茶更加风行，并形成了留传千古的“茶道”文化。
隋唐时期饮茶，已十分讲究饮的方式，有“痷茶”和“煎茶”之分。“痷茶”，只是将茶末放在瓶缶中用开水冲泡后饮用，方法比较简单；而“煎茶”，其方法则要复杂得多。首先要把饼茶炙干、碾碎、罗好，使之成为极细的粉末，即所谓“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全唐诗》卷五六八。再是煎水，煎水讲究三沸：“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若三沸则“水老”而“不可食”了。故要在一沸时适量加入食盐以调味，二沸时放入适量茶末并搅动之，等茶水沸腾、满釜“汤花”时，应将釜从火炉上取下。然后，向茶盏中分茶。分茶之妙在于分汤花。汤花，细而轻曰“花”，薄而密曰“沫”，厚而绵曰“饽”。一釜茶汤只可分五碗，多分则“花少”失味。最后，则是品茶。陆羽：《茶经》。刘禹锡曾作品茶诗曰：“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盌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全唐诗》卷三五六。
唐人饮茶，所用茶具也很有讲究。陆羽为推广饮茶，曾自造茶具24种，为“远近倾慕”，以致“好事者家藏一副”。名贵茶器摆在王公府第和衙门的茶几上，而一般瓷瓶、茶碗也早已进入导常百姓家。瓷茶具的大众化，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饮茶习俗的扩展。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曾出土了一套唐僖宗时代（874～888年）的茶具，包括有烘焙器、碾罗器、贮茶器、烹煮器、饮茶器等，为我们展示了唐人煎茶用器具的实物，可以印证上述煎茶过程。
此外，唐人认为茶还可以“消酒肉毒”尉迟偓：《中朝故事》。故社会上普遍流行酒后饮茶的风俗。隋唐时期，北方还流行“乳酪”类饮料，如马酪、羊酪、杏酪、酪樱桃、酪雕胡等，以至舆论都用酪来褒贬人物。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曰：“穆氏兄弟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言粹而少用；赏为乳腐，言最凡固也。”
隋唐时期的水果与前代大致相同。据唐张《游仙窟》记载，唐前期常吃的水果有葡萄、甘蔗、枣、石榴、橘、柰、瓜、梨、李、桃、等。到盛唐以后，有名的水果还有樱桃和荔枝。这两种水果在北方很名贵，皇帝常将它们赐给臣下。荔枝因杨贵妃喜爱而占尽风流，樱桃则以樱桃宴最为出名。这一时期的水果中又有西瓜，从近年所发现的唐代陶瓷品的西瓜图案上看，唐时已有西瓜，则是可信的。参见《文博》1993年第5期。
5．食风奢靡
隋唐时期上层社会的饮食风俗总的来说是奢侈挥霍、刻意求精的。正如唐舒元褒所曰：“尚食之馔，穷海陆之珍以充圆方。一饭之资，亦中人百家之产。”《全唐文》卷四五。例如隋炀帝特别喜欢吃糖蟹，“一枚直百金，用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京。”《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从隋朝皇家食谱《食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御馔的一些食品名目，其中如“咄嗟脍、白消熊、拖刀羊皮雅脍、露浆山子羊蒸、金丸玉菜鳖、帖乳花面英”等，都是些珍馐名菜。唐“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明皇实录》。杨贵妃喜吃荔枝，则不惜从南方快马递送入京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权臣饮食的奢华也不比皇帝逊色。如韦陟，“其于馔羞，犹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酉阳杂俎》续集卷三。再如裴冕，“性本侈靡……每会客，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朝野佥载》。一些颇富产业的地方官，饮食生活也很奢侈。如浮梁县令张某，“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集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尝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太平广记》卷三五0。至于遍布城乡的富豪们，其饮食生活更是以奢靡为尚。如有个富商“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北梦琐言》卷四。又有黄升者，“日食鹿肉三斤，自晨煮至日影下门西，则喜曰：火候足矣。如是者四十年。”《云仙杂记》卷二。一生要吃掉鹿肉四万多斤！
6．筵宴成风
唐代皇帝于每年三月三日上已节这天都要在长安的曲江园林大宴群臣，并成为一种制度，即称为上已节曲江游宴。其俗连绵不下百年，尤以开元、天宝年间最盛。这是唐代规模最大的游宴活动，也是古代祓禊风俗的演变和发展。杜甫《丽人行》一诗正是对此日玄宗与杨氏兄妹奢华筵席的真实写照：“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安史之乱后，此宴才日益冷落。
唐代每年春天进士发榜后也要在曲江举行宴集，这始于中宗神龙年间，一直延续到僖宗乾符年间，历时170多年，是唐代历时最长的游宴。流传下来的曲江游宴诗，在唐诗中占相当篇幅，如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曰：“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萧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1987年，长安县南里王村发现的唐代墓室壁画《野宴图》，对此作了直观形象的再现。这种宴集时间一度由春天延长到仲夏，助长了新进士竞相夸富的风气，后因黄巢义军入长安，此种宴集才终止。
三、居住风俗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居住风俗文化，在继承两汉以来成就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来居住习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居建筑体系和居住风习。
隋唐时期，居住有制。唐代朝廷曾颁布《营缮令》，对官员及庶民的宅舍制式作出规定。其令曰：“宫殿皆四阿，施鸱尾”；“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鸟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这从房屋间数和屋顶装饰等方面规定了等级界限。并订有对违制者的处罚措施，如《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曰：“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杖一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