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开封有专卖旧衣的“估衣铺”，《如梦录》谓：开封三估衣店、估衣铺，“四面皆卖布估衣，绸缎估衣。”万历年间，江南松江有专营鞋袜的鞋店、袜店。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载曰：初，“郡中绝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渐稍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同书又载：“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
店铺开业，要行仪式，亲朋相贺，并祀神。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明时北京风俗曰：“都城市肆初开，必盛张鼓乐，广结彩缯，贺者持果核堆盘，围以屏风祀神。”店铺所供神祗，各行具有所本，如杂货店供财神，铁器店供太上老君等。京城鞋铺则供“靴神”，每年十月初一，皆要祀祭。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一载曰：“卖靴人以是日为靴神生日，预集钱供，具祭之，以其阴晴卜一冬寒暖。”
店家都有招牌，
北京“正阳门东西街，招牌有高三丈余者，泥金杀粉，或以斑竹镶之，或又镂刻金牛、白羊、黑驴诸形象，以为标识。酒肆则横匾连楹，其余或悬木罂，或悬锡盏，缀以流苏。”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酒馆匾额、楹联之辞，大都夸张形象，以吸引行人驻足；门外还设酒望，书以酒名。褚人获《坚瓠集》引《暖姝由笔》曰：“正德间，朝廷开设酒馆，酒望云：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犹南人言莲花白酒也。又有二匾，一云：天下第一酒馆，一云：四时应饥食店。”
岭南地区店铺，交易讲信誉，叶权《游岭南记》云：“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
2．行贩招客重货声
明时行贩，走村串户多以响器、货声招引顾客。史玄《旧京遗事》曰：“京城五方辐辏：担卖蔬果，辄为曼声唱。卖麸者旧有四句，比叶成诗，巡城者加以杖，故惟卖麸者一声。他物则重叠其辞，不止一句。盖彼以曼声为招，以郎感耳为引，听唱一声而辨为何物，知其担市何人也。”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三回，曾提及货郎以响器招客之俗：“冉贵却装了一条杂货担儿手执着一个玲珑铛琅的东西，叫做个惊闺。”惊闺，明时又称惊绣，《事物绀珠》云：“惊绣，如小钲而厚，手提击。”
京师有抱物登门兜售者，因多系女性，故称“市姿”。阎尔梅《京师杂咏》咏市婆诗中“京城内外市婆姨，雕辇父彩悦帔”等句即指此。
3．集市交易流行“牙侩”
集市风俗，由古之“日中而市”因袭而来，隋唐时实行坊市制，两宋时坊市制已被突破，迨明则发育出庙市、灯市、内市等集市形式（图12）。明时北京集市，有庙市、灯市和内市。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曰：“京师各时日：庙前市者，大明门之左右，日日市，古居贾是也；灯市者，东华门外，岁灯节十日市，古赐铺是也；内市者，东华门内，月三日市，今移灯市张矣，犹称内市也。”花村看行侍者《谈往》曰：“明朝京师灯市、庙市，即西北、中原等处俗说赶集，东南闽粤等处趁墟是也。其期，灯市则每月之初五、初十与二十，庙市则月之朔望与二十五。”沈德符《野获编》曰：“内市在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设场贸易。”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记明时京师集市盛况云：“市之日，陈设甚伙，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书画骨董，真伪错陈。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
南方杭州则有“香市”。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记曰：“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朝八代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牙子儿嬉具三类，无不集。”
都城北京还有“穷汉市”，《帝京景物略》曰：“穷汉市者，正阳桥，日昃市，古贩夫贩妇之夕市也。”岭南称集市为虚，王修《君子堂日询手镜》曰：“北方立期为市，谓之集；岭南则称虚。横州虽只是十五里，有村八百余，虚百余，一虚每期贸易，财货不下数十万。”
明代的集市中还有“牙侩”，
充当买卖双方间的经纪人。牙人起源于宋代，在明时发展成“牙行”，在商贸活动中，牙人十分活跃，并有专以此为业者。如万历《扬州府志》卷一记曰：“居民悉为牙侩，贪者倚负担剥载，索雇直以糊其口，弗事农。”在商业繁华的苏州“一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多工技；全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顾炎武：《肇域志·江南苏州府》。明代，洞庭湖一带，盛产香桔，民人贩桔，每到秋收桔收时，必先寻“牙侩”然后售运外地商人，明人杨文骢《洞庭竹枝词》得中即有“城里故家熏画阁，先寻牙侩断香园”之句，“断香园”即是市桔之方言。杨文骢：《洵美堂诗集》卷四。牙人在从事经纪活动时，还有自己的行话隐话，“以欺外方”。据清人魏崧记述，明时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方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全，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花，老为落梅花。”
4．饮食服务业风俗
江南有茶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载曰：“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馆，然富家宴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仿之，旬日之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并有供人洗澡的“混堂”，郎瑛《七修类稿》载曰：“吴浴，火石为池，人专执，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榜其门则曰香水。”
都城北京有“水工”，专替人担水，史玄《旧京遗事》载曰：“京师担水人，皆山西客户，虽诗礼之家，担水人皆得窥其室，是以遇选采宫人，大兴、宛平二县拘水户，报名定籍，至今着为令焉。”
有专门为人帮厨之“厨人”，《旧京遗事》云：“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不及格也。”
岭南有帮人挑担的“脚夫”，王临亨《粤剑编》谓：“南雄山多田少，而民颇力业。山中妇人跣足而肩柴人市者，趾相错也。讯其男子，则皆担客装度岭去矣。”
（第三节）明代汉族生活风俗
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礼治，讲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官民士庶，从生到死，衣食住行、燕赏玩乐，一举一动皆受身份品级之限定，不敢轻易僭越。生活风俗难免受此制约。
明朝，封建集权制度极端发展，礼制形态较往时周密、严峻。开国之初，朱元璋认为：元之灭亡，在于“风俗相承，流于奢侈”，“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明代要治天下，就得“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宋濂：《洪武圣政记》。因此，他不遗顼细地颁布种种律令，规定“服舍之制”，并约之严刑酷法，力图建立“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叶梦珠：《阅世编》卷八。的社会模式。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死刑。《明史·廖永忠传》。洪武十三年，颁布《明律》，专设“服舍违式”条，规定：凡越级僭用服饰、车舆、房舍、器用者，庶民笞五十，官员杖一百。《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三。
明初，承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正处恢复阶段，物质财富匮缺，商品经济不活，再加律法约束，礼制的推行较为顺利。受此影响，生活风俗大体循礼、俭约、拘禁。冠服方面，“士女服饰皆有定制，人遵画一之法”张瀚：《松窗梦语》卷八。；“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庶民不御绮毂之服”《万历兴化县志》卷四《风俗》。冠服如此，饮食、房舍、器用、车舆等，无一例外。如江南苏州，“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屋，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裙布荆钗而已”《吴江县志》卷三。山西一带，“国初，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顾炎武：《肇域志·山西二》。河北地区，“俗尚勤俭，民多殷富，服多木棉、屋蔽风雨，虽大族巨商，婚不论财。”《雄乘》卷上，《风俗·俗尚》。南都南京，“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但是，这种恪收礼制、单调呆板的生活程式，毕竟难以持久，总因社会经济之发展，而被逐渐打破。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增加，商品经济繁荣，城市消费生活高度发展；同时，官僚机构渐趋腐化，法制日益松施，生活方面越礼犯份之事随机而生，社会风尚为之一变。嘉靖时，苏杭一带豪富，已不甘受礼制之约束，凭借金钱恣意享受：住必绣户雕栋，衣必锦罗缎绒，宴必水陆珍馐，行必花舟彩舆。至于器用，则不惜以金银作溺器；每遇出游，则“妖童执丝簧，少妇控弓弩，服饰诡丽，照耀数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一时之间，“尽改旧意”《郓城县志》卷七。
迨至万历，礼制更坏。“豪门贵室，导奢导淫”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贫困之家，“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卑贱”的教坊司乐工，衣绘禽鸟，穿戴“与朝臣无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普通匠头之居所，“壮丽敞豁，侔于勋戚”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九。；从不许乘舆之优伶、家奴，也敢公然乘坐八抬大轿；“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顾炎武：《肇域志·山西二》。尚奢侈、好虚荣成为时代风尚，流风相扇，终于导致晚明社会风俗之剧变。
江苏江阴，“国初时，民居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少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堂，丽裙膳，日以逑求。”南都南京，“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淳厚”，“富厚之家，多谨礼法；万历以后，“则服舍违式，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嘉靖《江阴县志》卷四《风俗记》。
河北正定，“成化弘治之间，俗尚勤俭”，后则“侈靡渐启，富家善宴会，贫者亦踵相效。”陕西耀州，成化弘治时，“宴会不务多品，率以醉饱阙略自快”；“自正德以来，里俗乃日日异者，衣冠日变，而头者方巾、儒履，几满市衢。”山东博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综上所述，明代中叶以后，从城市到乡村，从江南到塞北，全国城乡的生活风俗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循礼”趋向“违式”，由“拘谨”趋向“放达”，由“俭约”趋向“奢靡”，打破了明初呆滞不变的程式，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风采。
一、服饰习俗
明朝服饰，例有定制，官民士庶，不得僭用，违者约之以刑律。因此，明初服饰，“人遵画一之法”，“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罗道袍。其华而稚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其风貌，大体拘谨、守成、俭约。
嘉靖以后，其制渐弛，服饰方面的越礼犯份，日趋增多。向被尊为人君象征的龙纹，嘉靖末年已成吴地百姓之常服纹饰；龚炜：《巢林笔谈》卷五。教坊司乐工，明初限戴青万字巾或绿头巾，嘉靖以后却堂而皇之地仿效士大夫，衣绘禽鸟，穿戴“与朝臣无异”。
迨至万历，“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明会典》。已成举国之俗。明制：“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诸浅淡颜色，其大红、青、黄色悉禁勿用。”叶梦珠：《阅世编》卷八。万历后，江浙小康之家“非大红绣衣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里衣不华”；江西赣州，“不分贵贱，不论贤愚，戴方巾、被花绣、蹑履，黄装银顶”；都城北京，“妇人尚炫服之饰，遇有吉席，乘轿，衣大红蟒衣”。服饰习俗一改明初守礼、俭朴之风，而呈现绚丽多姿之风采。如服装用料，据范濂《云间据目抄》载曰：“初尚宋锦，后尚唐锦、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妇女发髻，“隆庆初年皆尚扁圆，自后翻出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时而又“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鬓髻，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真是日新月异。难怪有人叹曰：“富家子弟以服饰为炫耀，逮舆隶亦穿绸缎，侈靡甚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
由拘谨守成、俭约朴素，到靡奢侈华、追求时髦，明代汉族社会的服饰习俗，前后判然。
1.官员服制复唐宋古制
明代官员的制服基本恢复了汉族社会的传统制式，较多地体现出唐宋古制。当时文武官员的冠服有朝服、祭服、公服和常服等。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公冠八梁，加笼中貂蝉，立笔，前后玉蝉；侯七梁冠，笼中貂蝉，立笔，前后金蝉；伯同侯，前后玳瑁蝉，都插以雉尾；驸马同侯，但不插雉尾。衣用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赤罗裳、青缘，赤罗蔽膝，革带佩绶，白袜黑履。明代官员一品至九品，俱戴“忠靖冠”。“忠靖冠”，铁丝为框，外蒙乌纱，冠后竖两翅，俗称“山”，正前方隆起，以金线压出山梁。官员品级以冠上梁数为差。一品七梁冠，不用笼中貂蝉，玉革带加玉佩，绶用四色织成花锦，下结青丝网玉环；二品六梁冠；三品五梁冠；四品四梁冠；五品三梁冠；六品、七品二梁冠；八品、九品一梁冠（图14）。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时官员须服用朝服。嘉靖七年（1528年）时，曾将此制有更定，但无大的损益。唯锦衣卫堂上官服大红蟒衣、飞鱼服，戴乌纱帽，束鸾带（图15）。
祭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一品至九品官员的祭服为：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冠带、佩绶同朝服，并规定文武官员分献陪祀时服暖和祭服。若在家用祭服时，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去佩绶。文武官员祭太庙、社稷时则服大红便服。
公服，据洪武二十六年定制，衣用盘领右衽袍，袖宽3尺。材料用纻丝，或者纱罗绢。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的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袍的花纹以花径大小分别品级，如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以下以次递减其，八品以下则无花纹。首戴幞头，漆纱为之，旁二等展角各长1尺2寸。腰带，一品用花或素的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用乌角。革呈用青革，仍垂挞尾于下，着皂靴。凡每日早晚朝奏事、侍班、谢恩、见辞时服之。后改定朔望朝时用之。其余常朝时则用便服，公、侯、驸马、伯的服饰等与一品同。
常服，明朝官员常朝视事（即在本馆署内处理公务），则穿常服。洪武三年（1370年）定制，官员凡常朝视事用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一品用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公、侯、伯、驸马与一品相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制，常服用补子分别品级高贵：公、侯、伯、驸马用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鸂，八品用黄鹂，九品用鹌鹑，杂职用练鹊，风宪官（即法官）用獬；武官一品、二品用狮子，三品、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罴，六品、七品用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由于勋爵品官日常用常服，所以明代人说：“国朝服色以补为别”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可见用补子花样以示等第，是明代官服的重要特点之一。
御内太监则戴“刚义帽”和“平巾”。刚义帽“以丝竹作胎，真青绉纱蒙之，自奉御至太监皆戴之”；平巾，“长随内史小火者戴之，制如官帽而无后山，然有罗幅垂于后，长尺余，俗所谓纱帽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