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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清代前期汉族风俗(12)

北京花会的花会形式分“局会”和“香道会”。局会一年四季都有,如某商店开市,想热闹一下,可以下贴请几档花会组织来表演。各会接到请贴都会按时到达,这种有人邀请来表演的会叫“局会”。局会又分“红局”和“白局”。结婚、嫁女、祝寿、办满月、贺挂匾、贺开市等喜庆事请的会属于红局。接三、送殡等丧事请的会叫白局。白局请的会多为文会,如茶炉老会、拜老会、供碗老会等,是去给丧家帮忙服务的。香道会,就是民间花会去朝山进香。凡是佛道二教的重要寺庙开庙之时,不用邀请,各种花会都要去进香朝拜。香道会中最隆重、规模最大的是每年旧历四月初一至十五的妙峰山庙会。妙峰山顶曰“金顶”,建有“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庙”,俗称“娘娘顶”。北京城郊各地的民间花会都到妙峰山朝顶,河北省和天津等地的民间花会也每年必到。届时通往妙峰山的各条山道上群会密集,锣鼓喧天,幡旗招展,人喊马嘶,热闹非凡。

天津皇会最早称“娘娘会”,始兴于清康熙十六年,原为祭祀“天后娘娘”而举行的大型庙会民俗活动。庙会时,人们把“娘娘”(即“妈祖”)的神像用宝辇抬到在津的闽粤会馆去接受代表其家乡的香火,场景壮观、庄严而神秘。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三岔河口见到了这一壮景,十分赞赏,且赐黄马褂、龙旗、金项圈等物。从此,娘娘会一改初名,成了染有宫廷文化色彩的“皇会”,并且使娱乐习俗融于其中并得以扩展。《天津皇会考纪》记载:“天津皇会既受乾隆皇帝之嘉许……一切仪仗装饰,人员服制、表演技艺都要力求尽善尽美,花钱费事在所不惜。”

天津皇会的出会时间,为农历三月十六至二十二日。俗传农历三月二十三为天后诞辰,在此以前要出会四天,即十六日叫“送驾”,十八日为“接驾”,二十、二十二日称“出巡敬福”。每逢举办皇会时,各种表演之会,均需至庙会报名挂号,以排次序,并用黄纸书写,贴于庙门外,和街头巷尾,各处茶棚。出会时,每档会皆以会旗、软硬对联、茶挑(亦称茶炊子)、灯牌等为前导,后跟表演队伍。参加出会的会档,据现存的光绪二十年皇会次序摺一纸,记述有:中幡会、太狮会、捷兽会、中幡会、跨鼓会、五虎扛箱会、老重阁会、十不亲会、法鼓会、鲜花会、庆寿八仙会、大乐会、鹤龄会等四十余档,可见规模之大。

皇会对天津人来说是莫大的盛举,举办之年,一进农历三月,津门到处可听到击鼓鸣锣之声,随地可见歌舞技艺的演练。每次出会除了一般虔信天后的人沿途进香外,更多的是起来看热闹观表演的群众。故皇会要经过的街道,两旁商店铺户的门前楼上,早有亲友顾主事先借地看会,一些有钱人家,还专门请棚铺匠在路两旁临时搭起看棚。届时,百戏塞途,交通断绝,观者如潮,万人空巷。可说是商人辍市,百业停工。故清人沈存圃在其《皇会歌》中说:“鸣钲考鼓建旗纛,寻幢掷盏或交扑。鱼龙漫衍百戏陈,更奏开元大钲曲。笙箫筝笛弦琵琶,靡音杂沓听者哗,老幼负贩竞驰逐,忙煞津门十万家。”

七、体育风俗

1.竞渡传入北方

龙舟竞渡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体育活动,它分布地区广,深受人民的喜爱。唐时此项活动已有开展,宋明不绝。迨清时民间竞渡活动仍盛行不衰,尤其江南水乡开展颇为广泛。吴越之地,素有竞渡之传统。俗称呼龙舟竞渡为“划龙船”,大都在五月端阳节举行。据顾铁卿《清嘉录》记载,五月间,苏州“龙船,阊、骨两门,南北两濠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各龙船的“中舱伏鼓吹手,两旁划桨十六,俗呼其人为划手。篙师执长钩,立船头者曰挡头。篙头亭之上选端好小儿,装扮台阁故事,俗呼龙头太子。”顾禄:《清嘉录》卷五《划龙船》。在正式比赛前数日,就开始祀神并在水中演练,称作“下水”。“游客争买土罐掷诸河,视龙舟中人执戈竞斗。”比赛时“锣挟鸣涛鼓驾雷,红旗斜插剪波来,锦标夺到轩腾处,风卷龙髯雪作堆”,其场面壮观,热闹非凡。《吴县志》曰:“端午为龙舟竞渡,游船聚集,男女喧哗,管弦杂沓,投鸭于河,龙舟之人争入水相夺,以为娱乐”;《昆新合志》曰:“五日有龙舟竞渡之占,康熙间城内外有舟五六,后已绝响,近复如旧”。顾禄:《清嘉录》卷五,引《吴县志》、《昆新合志》。扬州沿江亦有“龙舟竞渡之戏,有自五月初十起者,有自十三起者,至十五日止。”嘉庆《扬州府志》卷六十《风俗》广东三水县的“龙舟竞渡,(五月)自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嘉庆《三水县志》卷一《风俗》。

除端午节外,其他节日也有龙舟竞渡,如康熙时,成都“四月十九,浣花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陈祥裔:《蜀都碎事》卷三。雍正时,宁波“八月各乡皆以龙舟竞渡,与各处端午竞渡不同。”雍正《宁波府志》卷六《风俗》。乾隆时,江苏吴江竞渡“或以六月廿四日,或以中秋日,其事略与元时清明日同。”乾隆《吴江县志》卷三九《节序》。竞渡活动无疑增强了节日欢乐气氛。

清前期除南方水乡的竞渡活动外,北方亦有开展。《帝京岁时纪胜》载曰:“里二泗(地名)近张湾,前临运河,五月朔至端阳日,于河内斗龙舟,夺锦标,香会纷纭,游人络绎。”甚至在宫廷之中亦有竞渡。《啸亭续录》载曰:“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啸亭续录》卷一《端午龙舟》。

2.骑射由满入汉

骑射一直是满族练兵习武及娱乐的重要内容。清代因“以弧矢定天下”,故最重骑射,朝廷的武科始终列弓箭为主要考试项目。受此影响,清代的汉族士夫阶层中,也流先行骑射活动。除因公务之需而参加宫廷、军队骑射活动外,“士夫家居,亦以习射为娱,家中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其射之法不一,曰射鹄子,高悬栖皮,送以响箭,鹄之层亦不一名,最小者名羊眼,然工者仍不事此,或一箭诸圈,皆开而不落,如花篮式,此为至骓。曰射月子,满语名艾杭,即画布为正也。曰射绸,悬方寸之绸于空而射之,此亦难。又有于暮色悬香火于空而射之,则更难。然皆巧也,非力也。”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又有射柳习俗,明时已流行,清时不绝。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天坛”条载曰:“帝京午节极胜游览,或南顶城隍庙游回,或午后家宴毕,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下,骋骑走解。”在清人咏端午节的风俗诗中有“球场射柳马如飞,艾叶催装七事衣”孙殿辑:《北京风俗杂咏》。之句,可见射柳仍是清代端午节的风俗活动之一。

3.武术习俗空前发展

习武强身是汉族的传统习俗,到清时更是得到空前的蓬勃发展。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盛行,并多与演习拳棒和练气结合。顺治二年(1645年),在山西朔县以张四善友会起义,其组织同时又是一种习拳的结社,会众都是娴习某种拳棒刀枪弓矢等武术的。雍正五年(1727年),山西泽州《张进斗正法案》中翟斌如、焦明山等都是白莲教首领兼拳棒教师。《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第1890卷,第1号。雍正六年(1728年)一道上谕中说:“闻卦子匪类(八卦教徒)隶籍于江南之庐、凤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妇皆习拳棒技艺。”《大清世宗宪皇帝圣训》第三六卷,第15页。乾隆年间就更多了。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县五伦清水教起义“始则念经聚会,学习拳棒,以至流为谋叛”;《朱批档》卷二四五,第17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山东冠县地方,有民人杨姓,聚集多人,立义和拳邪教,邀请村人每人出钱三五文教学邪拳”《朱批档》卷七六九,第2号,等等。这些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同是又是武术团体,习武是他们的主要内容。

嘉庆以后,封建社会进一步腐败,各种秘密宗教和结社更加活跃,习拳练武现象更为广泛。嘉庆时,江南、河南、山东一带有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等组织,多“聚徒传教演习刀枪,不分男女”《军机处录副奏折》卷二九三0,第1号。此时山东临清有梅花拳教、义和拳教、大红拳教、二狼拳教、五祖拳教等,仅梅花拳教刘四就有徒弟三千余人。《录副档》卷二五,第5号。这些教首及头目通过开场授徒、访友比武等方式,传习了红拳、八卦拳、六躺拳、阳阴拳、义和拳、梅花拳、神拳、太子拳、二狼拳、金龙照拳、五祖拳等,以及枪、刀、棒、剑、绳标、鞭法诸技,使明代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拳法及器械进一步向复杂化、多样化发展,清代的民间拳法及器械技术的种类大大超过明代。

4.棋类活动高手迭出

清代汉族社会的棋类活动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好弈之风在汉族土人中长盛不衰,棋坛名手辈出,棋着丰富,棋谱大量出现。

围棋,清初海内国手凡数十辈,往来江淮之间。过柏龄,周懒予、许在中、盛磊有、吴瑞、汪幼清诸人为最着,一时形成诸子争雄竞霸的局面。康熙年间,弈学之盛,前所未有,除原有名手外,又有黄霞、徐星友、周西侯等几十人。乾隆年间,棋坛霸王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被称为“四大家”。范西屏是四人中之佼佼者。毛祥麟《墨余录》卷二曰:“乾嘉时期贵盛行弈艺,以此四方善弈士咸集京师,而以海宁范西屏世勋为巨擘。”清中叶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围棋也出现了衰落之趋势。

随着康熙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中国传统象棋也活跃起来,象棋成了清代汉族民间消闲益智的主要体育活动之一。康熙年间,象棋界出现了王再越、周廷梅、张之淑、程兰如等一批着名棋手和理论家,棋谱不下二十种。乾隆时期,象棋极盛一时。由于乾隆皇帝对琴棋书画都较精,对象棋也较爱好,故王公大臣都喜欢下棋。谢侠逊《象棋谱大全》曰:“当乾隆中叶,象戏盛行,人材辈出。”民间当时出现了九大流派,曰毗陵派、吴中派、武林派、洪都派、彝陵派、顺天派、江夏派、大同派、中州派。当时周廷梅“遍历南北各省,战胜诸派,遂成天下国手,而创毗陵派。从之学者二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

(第四节)清代前期汉族礼仪风俗

汉族社会的人生礼仪制度与仪礼规范,在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复杂完整的制度与规范,即使是民间社会的人生礼仪习俗,也向来受“礼”的制约,具有保守性,程序化和繁缛性等特点。在清代,汉族社会从官吏士绅到庶民百姓的人生礼仪制度,尤其是婚丧仪礼,统治者均用法律形式,将它们严格纳入“礼”的范围,予以严格的管制和约束,要求人们遵守和奉行。其礼制缜密周到,细致繁缛,并时时处处体现出它不可逾越的等级性。如男女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择婚要“门当户对”;庶民丧葬,棺柩的尺寸、抬柩的人数、坟墓的大小、墓碑的设立都要合乎“礼制”的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育诞风俗

清代汉族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民间信奉“多子多福”,所以作为人生礼俗之起点的产育礼俗,由于其在传宗接代、家族兴旺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位置而受到高度的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和积累起一整套诸如祈子、催生、贺生、洗三、满月、起名、寄名、认干亲、百岁、晬周等习俗,显得十分隆重和繁缛。

1.祈子以求神为主

清代前期祈子风俗以婚礼上的祝吉求子仪式为序幕。婚礼上有传袋的习俗,起自隋唐以前的传席;宋元以后演变为传袋,传袋即谓“传代”,寓祈子之意。此俗清时仍得以沿袭。清人笔记《不下带编》曰:“今礼俗用半袋承毯,名曰传袋,又曰袋袋相代,以袋隐代。”《不下带编》卷二。

婚礼以后,各种各样的祈子风俗逐渐展开。江浙一带,女子婚后一两年仍不怀孕者,男家亲朋便在正月十六日晚,扎糊一婴儿,敲锣打鼓,将婴孩送到不孕妇女的床榻。主人要为送婴孩的人泡糖茶水。当客人喝完茶水后,要将茶碗倒扣,认为这样可生男孩。在南京,则有“摸秋祈子”的习俗,《金陵岁时记》曰:“金陵俗,中秋月夜妇女有摸秋之戏,尝往茉莉园,以得瓜豆宜男”;又有妇女于中秋夜去长乐渡玄帝庙摸铁老鸦干求子的习俗。在北京,妇女于上元夜摸正阳门上的铜钉,以求添丁生男。此外,全国各地还有正月初一清晨偷吃一个煮鸡蛋以求怀孕;清明日夫妻并座,同吃煮南瓜以祈子;四月八去庵庙施舍枣子粥、栗子粥以求子嗣;到一些赐儿山、赐儿洞摸“神器”等以祈怀孕生子;偷拔一个船桩用红纸包裹,象征婴儿送给不孕妇女以引子;以及从庙里买一泥塑娃娃带给不孕妇女以求子等习俗。未孕妇女祈子的方式虽然五花八门,但最为流行的还是烧香祝祷、祈神赐子、观音送子、麒麟送子等。

在清代汉族地区民间供奉的送子神佛除送子弥勒、送子观音外,还有碧霞元君、张仙、金花夫人、十二奶娘等。 碧霞元君又叫泰山娘娘,传说是东岳大帝之女。东岳大帝主生,故其女被奉为送子娘娘。北方碧霞元君庙宇遍布城乡,香火极盛,叫做娘娘庙。南方一些地区的娘娘庙以金花夫人为送子主神,附祀诸神均与生育婚娶有关。如“送生娘娘”、“保生娘娘”、“眼光娘娘”、“耳光娘娘”“引母娘娘”、“乳母娘娘”、“痘疹娘娘”、“千子娘娘”以及的“月老”、“张仙”、“华佗”、“斗姆”等。另有“栽花”、“送花”、“濑花”、“保胎”、“转花”、“白花”、“红花”、“羊刃”、“血刃”、“剪花”、“送子”、“腰抱”、“养育”、“教饮”、“教食”、“小笑”、“大笑”、“教行”、“梳洗”、“保痘”等20位奶娘。有的地区还供奉12个抱小儿的“奶娘”。求子之妇入庙烧香祝祷,择奶娘所抱子系以红绳,据说可托生为己子。

不管南方北方,都有在送子娘娘前拴泥娃娃的习俗。送子娘娘香案前,放有很多泥娃娃,叫“百子童”,供求子之妇抱取。抱一个交喜钱一百文,以兆“长命百岁”。抱后若得子,要买十个或百个泥娃娃披红挂彩,送回庙中还愿。叫做“得一还十”、“拴一还百”。

2.怀孕禁忌趋向科学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十分重视妇女的受孕称之为“有喜”;并定了许多的规矩和禁忌,要求孕妇自觉遵行,并要求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员监督。

清代前期,汉族孕妇最忌参加红白喜事,以免惊吓了胎儿。同时,孕妇的饮食有一系列的禁忌。《古今图书集成·人事典》曰:“儿在胎,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腑脏骨节皆未足,故自初迄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妊娠食羊肝令子多厄,食山羊令子多病;妊娠食驴马肉令子延月,食驴肉难产;妊娠食兔肉令子无声并缺唇;妊娠吃鸡肉糯米多寸白虫;妊娠食鸡子及干鲤鱼令子多疮;妊娠食椹并鸡子令子倒出心寒;妊娠食雀肉并豆腐,令子满面皆黯黑子;妊娠食雀肉并酒,令子心淫乱不畏羞耻;妊娠食鳖令子短项;妊娠食冰浆绝胎。”民间孕妇的饮食禁忌习俗有:忌吃兔肉,以免胎儿破相,长豁唇;忌吃姜,以免胎儿生六指;忌吃葡萄,免生葡萄胎;忌食鸡肉或狗肉,据说这两种肉能使胎儿化掉,或说狗肉不洁,吃了要难产。同时,民间俗信提倡、鼓励孕妇多吃桂圆,使出生的孩子眼睛又圆又大;多食黑芝麻,能使胎儿将来的头发又黑又明亮等等。

在清代前期汉族的士大夫阶层中,妇女怀孕期间还有重视胎教的习俗。胎教之俗源于周朝,历经千百年的流传,到清时已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总结。清代胎教的主要内容,据《古今图书集成·人事典》记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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