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康乾盛世”以后，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无论生产商贸风俗，还是文体娱乐风俗，拟或岁时节日风俗，其内容的丰富性都远远超过了明代。在生产方面，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水利设施的改善，汉族地区传统的南稻北麦的种作习俗有所改变，如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京津地区试种水稻获得成功，稻作风俗因而传入京津，使这一地区成为以产“小站稻”而驰名的北方鱼米之乡；乾隆时两江总督郝玉麟将福建耐旱、“无须浸灌”的早稻品种“畲粟”引到安徽，在“高阜斜坡”上种植，大获成功，进而推广到北方各省，仅丰富了北方汉族的种作习俗，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北方汉族社会的膳食结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风尚，从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服饰方面，汉族男子的服式，在遵守清廷“紧衣窄袖”服饰规制前提下，也翻出种种新的花样。清初本流行于军营的兵士之中的马褂，至康熙末，已传入民间，“富家子为此服者，众以为奇，雍正时，服者渐众；后则无人不服”徐珂：《清稗类钞·服饰》。；到了乾隆年间，马褂已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服式，不但先后翻出了大襟式、缺襟式和长袖、短袖、宽袖、窄袖等制式，而且在质料、颜色和领袖及边幅的饰边等方面，不时地花样翻新，大大地丰富了当时汉族社会男子的服饰习俗，而呈现出“盛世”社会的风貌。在娱乐风俗方面，在康乾年间，汉族社会无论在节日盛会中，抑或是日常休闲时，其娱乐习俗的丰富性更是盛况空前。以戏曲娱乐为例，在京师，康熙时昆腔戏班的演出十分活跃，“神京丰稔，笙歌清宴，达旦不息”，家绅“养优班者极多”《云自在盦随笔》卷一《论史》。；雍正以后，因朝廷对官绅蓄养优伶习俗加以禁止，而使民间职业戏班得以繁兴；到了乾隆后期，汉族各地的地方戏蓬勃兴起；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于道光以后形成京剧，更将中国的戏曲文化推向了颠峰。与此相适应，京津地区的戏园风俗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再如节日风俗中的各种习俗活动，经过清代前期的发展，其繁盛程度也已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各个时代。清代以前，腊八节这天民间喝的腊八粥是“七宝粥”、“五味粥”，但到了清代中期，腊八粥已从“五味”、“七宝”发展成“八宝粥”。再说庙会活动，原是与烧香磕头、求神拜佛联系在一起的祭祀、祈神习俗，但到了清代乾隆以后，庙会时除了迎赛以外，更是注入了都市休闲娱乐和商贸经营的内容，经济生活与求神祈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庙会。人们可在祀的同时，逛集市，购买所需货物，还可听艺人演唱，看艺人杂耍，其内容异常丰富。北京地区庙会期间的各种民间花会，在清代中期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而得以勃兴。京东民间花会据说曾于乾隆年间参加过宫中的祝寿演出，而受过“皇封”，此后便逐步走向繁荣，经久不衰。可以说，在清代前期，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的丰富性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清代前期汉族风俗的主要特点
1．重商
清代中叶，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汉族社会的各种习俗活动也愈来愈带上商业色彩。首先，一些大型的民间文娱活动，往往由商人的会馆、公所出资、组织，或由巨商大贾赞助、牵头。如天津的大型民俗活动“娘娘会”，据说因乾隆皇帝的赐封而改称“皇会”，从此变得兴旺发达，出会时其场面之壮观，京津地区庙会无一能与之比拟。且不说观者如潮，就是参加走会的各种花会也不可胜数，队伍如云。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娘娘会”就是由天津的福建、广东、潮州会馆等商业会馆发起组织并出资兴办的。再如北京的花会组织，每档会的“把头”都是有钱者，其中大多是商人。其次，许多本来属民间文娱组织，到了乾嘉以后已大多演变为职业性文娱组织，其演出也由业余而变为专业性的商业演出。如在北京的花会组织中，嘉庆年间已出现了行内称为“生意”的会档，以表演技艺来挣钱养家糊口，成了职业性文娱组织。再次，许多集体性大型民俗活动往往被融进售货购物、集市贸易的内容，而使之成为集文娱、祀神、商贸等才于一体的集会活动。第四，城乡商人利用原有的风俗事象进行商业宣传，从而使传统的风俗事象染上商业化色彩。如江南苏州，“年夜以来，市肆购置南北杂货，备居民岁晚人事之需，俗称六十日头店。熟食铺豚蹄、鸡鸭较常货买有加，酒肆、药铺各以酒糟、苍术、辟瘟丹之属馈赠于主顾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利用民俗节日搞促销活动，是风俗和商业的结合。
2．人本
清代前期汉族风俗文化的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对人性的尊重已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这种尊重首先体现为人生礼仪风俗的日趋丰富，以及这种礼仪风俗的内容本身更趋向于对人性、人情的关注。如生日风俗，早在唐时已有庆贺生日的习俗出现，经过宋元和明代的发展和变迁，到了清代前期，内容已更为丰富，已有了逢十为大生日的习俗，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大生日，已成了家庭，乃乃至家族、宗族的重大庆典，这就充分体现了社会风俗文化对人自身的关注，比以前更为重视了，从而也使清代前期的汉族风俗具有更多的人文性特征。其次，即使在以求神拜佛为主要内容的信仰风俗中，也更多地掺入了人本精神。如清代前期人们所供奉的俗神，基本上原本是世间的俗人，只因在世时曾为民众做过这样那样的好事，才可能在死后被人们当作神来崇拜。而人们崇拜他们的目的，又是为现世社会生活服务。所以，对这些俗世神来说，他们是以人为出发点，最后又是回到为人服务这个终点上。其中所反映的仍然是一种人本精神。再次，各地的民间庙会，本是迎神赛佛的信仰活动，但发展到了清代前期，尤其是乾隆以后，其活动内容除娱神外，更多地注入了娱人的成分。庙会习俗已从单纯的祭祀习俗发展为具有浓厚商业氛围和热烈娱乐气息的综合性民俗活动，“逛庙会”成了具有娱人、悦神双重文化意义的习俗。如京城的“逛庙”成了清代风俗文化中的一景，而且规模越发盛大。再如南方的“傩舞”，在清初还是一种纯粹的驱鬼辟邪活动，但到了清代中叶时，已逐渐吸收了娱乐的成分，最终演变成以娱人为主的“傩戏”，并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娱演出活动，体现出群众性、自娱性和世俗性特点。
3．奢侈
“康乾盛世”以后汉族社会刮起了奢侈之风，而且越演越烈。首先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追求奢华和铺张排场。黄卯《锡金识小录》曰：“康熙时，衣服冠履，犹尚古朴，常服多用布……今（乾隆时）则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争新样……间有老成不改布素者则目指笑之”；黄卯：《锡金识小录》卷一。钱泳《履园丛话》曰：“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朴素……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贫富贵贱，在城在乡，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在杭州，乾隆时“凡宴宾客，约则五簋，丰则十品……其后日渐盛设，用碗必如盆，居山必以鳖，居泽必以鹿兔，所费已倍往昔矣”，嘉庆以后，富家“一席之费几至六七千文，益又务为精别相高，虽罗列数十品，绝无一常味也”沈赤然：《寒夜丛谈》。
社会尚的奢侈之风还表现为对洋货的崇尚。乾嘉之际，富者“以外洋之物是尚，如房屋舟舆，无不用玻璃；衣服帷幕，无不用呢羽；甚至食物器具曰洋铜、曰洋磁、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红、曰洋貂、曰洋獭、曰洋纸、曰洋画、曰洋扇，遽数之不能终其物”陈鳣：《退庵随笔》卷七。如此奢靡的民风时尚，必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引发官僚士夫生活的腐化和吏治的腐败，上行下效，流风相煽，使清代中期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愈来愈带上奢侈靡佚的色彩。
四、清代前期汉族风俗学史情况
有清一代，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收集、整理和研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清初就有以记录和研究北京历代风俗的着作问世，其中比较着名的有朱彝尊等编撰的《日下旧闻》、于敏中等编撰的《日下旧闻考》、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等。此后，清代文人学士对历代社会风俗考订或当代城乡风俗记述的书籍，不绝于史；各地的地方志对当地风俗的记载和考论比前代更为重视，一般多辟有专门记录或考订风土人情的“风俗门”。可以说，清代前期对汉族社会风俗事象的采录、收集、考订和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1．清代学者对历代风俗的汇集和考述
《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前者为清初朱彝尊编撰，后者为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全书共42卷，分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风俗、物产等十三个门类，其中“风俗”为第十一门，重在岁时节日从立春直到腊日，引书上到先秦的《周礼》，下到明清的《野获编》《帝京景物略》《北京岁华记》《燕北小记》《燕都游览志》等，可谓集了清代中叶以前燕地风俗书籍之大成。《日下旧闻考》扩大了原书的篇幅，“风俗”就用了3卷的篇幅，将原书的60余条扩至180余条，使之成为清代记述和考汇北京风俗的最完整的资料总集。在汉族风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独特贡献。
《通俗编》，编着者翟灏，字大川，后改字晴江，浙江仁和人，生年不详，卒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金华、衢州府学教授，见闻淹博，着有《无不宜斋诗文稿》《湖山便览》《通俗编》《家语发覆》《周书考证》《说文称经证》《四书考异》等，其中以《通俗编》最为有名。《通俗编》38卷，记录和考索我国丰富的民俗用语和风俗事象，系编着者多年用力搜索有关书籍和见闻积累所得。其中时序、伦常、仪节、祝诵、行事、交际、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俳优、故事等卷记风俗最详。如卷三“时序”即有春牛图、春书、春联、分岁、尝新、献时新、趋时、叙寒温等一百多条风俗用语的记载和解释，是难得的风俗资料。
此外，余怀的《妇人鞋袜考》、蔡子嘉的《历代服制考原》、俞敦培的《酒令丛钞》、毛先舒的《常礼杂说》等分别对历代服饰、礼仪、娱乐等习俗资料加以汇集和考证，均具有独特的风俗学术价值。
2．文人笔记对当时风俗的记述
在清代，记述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着作日趋增多，尤其出现了大量记述帝都北京风俗的文人笔记和专门书籍，其中比较着名的有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戴璐的《藤阴杂记》、佚名的《燕京杂记》、沈太侔的《春明采风志》、夏仁虎的《旧京琐记》、震钧的《天咫偶闻》、孙承泽的《春明余梦录》、汪启淑的《水曹清暇录》等。
《帝京岁时纪胜》，作者潘荣陛，字在廷，清初北京大兴人，雍正年间曾在清宫供职，乾隆初年归家，着有《工务纪由》、《月令集览》、《昏仪便俗》等。在本书书前有作者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冬月写的《序》，其中谈到写此书的动机和经过曰：“惟是皇都品汇万方，泽流九有，而岁时令节，风土景物，典仪之盛，远迈前古，岂可茫无记述，因自不揣鄙陋，敬以耳目之馀，汇集为编，颜曰《帝京岁时纪胜》。”该书按一年十二个月次序记乾隆前北京岁时节日风俗。如其中“正月”条又分正月、元旦、进春、春盘、星灯、喇嘛打鬼、天诞、琉璃厂店、上元、烟火、走桥摸钉、岁时杂戏、燕九、填仓、禁忌、时品等事项，每一事项所记详略不等，文字较为简练，描述较为生动，如“正月·元旦”曰：“除夕之次，夜子初交，门外宝炬争辉，玉珂竞响。肩舆簇簇，车马辚辚，百官趋朝，贺元旦也。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更间有下庙之博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良可听也……”把清初北京除夕元旦庆贺之景象写得具体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之安定繁华情景。该书在记述每个月的风俗事项之后，还列“时品”一项，介绍当月上令食品、花卉、景象；而十二月之后，则改为“皇都品汇”，记年终“时品”，突出记录了当时北京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如“金银宝饰，开敦华元吉之楼；彩缎绫罗，置广信恒丰之号”；“京肴北炒，仙禄居百味争夸；苏脍南羹，玉山馆三鲜占美”；“佳醅美，中山居雪煮冬涞；极品芽茶，正源号雨前春”；“满洲桌面，高明远馆舍前门；内制楂糕，贾集珍床张西直。蜜饯糖栖桃杏脯，京江和裕行家；香橼佛手桔橙柑，吴下经阳字号”等，很有特色。
《藤阴杂记》，作者戴璐，字敏夫，号菔塘、吟梅居士，浙江归安人。乾隆二十五年举人、二十八年进士，曾任都察院给事中、太仆寺卿。《藤阴杂记》专记北京风俗典故，共12卷，系作者摘录他着和自己之见闻写成，如卷5记北京戏馆曰：“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馀皆改名，大约在前门左右，庆乐、中和似其故址。自乾隆庚子回禄后，旧园重整，又添茶园三处。”又记“烧秦桧”习俗曰：“金鱼池西精忠庙，祀岳忠武，自灵佑宫灯市罢后，庙设烟火，人竞往观。又土塑秦桧，以煤炭燔之至尽，曰烧秦桧，盖仿火叛之刑也。”所记北京风俗材料较为宝贵。书前有嘉庆丙辰阳月《叙》，略述成书经过。
《燕京杂记》，作者佚名，据书的内容看，大约“是清嘉庆以后河北顺德人。”全书仅约1600字，但所记北京风俗却是多方面的，举凡岁时节日、衣食住行、婚丧医祭、市井寺庙、游览娱乐等均有涉及。不少习俗描述颇细致，如记住宅曰：“京师房舍墙壁窗牖俱以白纸裱之，屋之上以高粱秸为架，秸倒系于桁桷，以纸糊其下，谓之顶棚。”“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冬日，又防寒气内侵，或易以高丽纸。至夏日，又于窗纸去其一二，裱以疏布，使其除暑纳凉也。布外仍系以纸，有风沙则舒之，无则卷之。”又如北京着名的风味食品糖炒栗子，书中亦有记之：“栗称渔阳，自古已然，其产于畿内者在处皆美，尤以固安为上。八月后即聚鬻于京师，卖栗者炒之甚得法，和以沙悄，活以饴水，调其生熟之节，恰可至当。每日落、上灯时，市上炒栗火光相接，然必营灶门外”。
清代前期作者记其他地方风俗的书籍，主要有李光庭的《乡言解颐》、顾禄的《清嘉录》、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屈大均的《广东笔记》、李调元的《粤东笔记》、周亮工的《闽小记》、邓传安的《蠡测汇钞》、汪森的《粤西丛载》、龚炜的《巢林笔谈》等。
《乡言解颐》，作者李光庭，号朴园，河北宝坻人。《乡言解颐》全书共5卷，广泛记录了宝坻和北京的有关岁时、自然景象、地理建筑、社会事物的民间风俗，如“支锅瓦”条：“支锅瓦，小煤炉之所用也。以土为之，微烧，饰以黝，形如小饼，高寸许。瓦者，肖其色也。”宝坻距北京较近，许多风俗与北京相同或相近；且作者曾久居北京，所记北京的一些风俗事象很是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