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录》，作者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自号茶磨山人，当是清嘉庆、道光时人，能诗文、绘画，重视风俗文化，着有《颐素堂诗钞》、《桐桥倚棹录》、《雕虫集》、《骈香俪艳》、《看枫约》、《酒春秋》、《壶中揽胜》等，其中以《清嘉录》12卷最有影响。《清嘉录》是一本专门记录苏州岁时节日风俗的名着。其书“每月一卷，按月分条记民间令节风俗，引录有关诗词，共二百四十二则，每则之末，搜罗群书，援以为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卷一“新年”条记苏州“百戏杂耍”之俗曰：“杂耍诸戏，来自四方，各献所长，以娱游客之目。如立竿百仞，建帜于颠，一人盘空拔帜，如猱之升木，谓之高竿。索上长绳，系两头于梁，举其中央，两人各从一头上，交相度，谓之走索。小儿缘长竿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谓之穿跟斗。长剑直插入喉嗉，谓之吞剑。取所佩刀，令人尽力刺其腹，刀摧腹皤，谓之弄刀。置磁甏于拳，以手空中抓之令盘旋腰、腹及两腋、两股，瞥起倏落，谓之弄甏。或从磁盆置竿首，两手交换，有时飞盆空际，仍落原竿之上，谓之舞盆。置丈许木于足下，可以超乘，谓之踏高跷。以毯覆地，变化什物，谓之撮戏法。以大碗水覆毯，令隐去，谓之飞水。置五红豆于掌上，令其自去，谓之摘豆。以钱十枚，呼之成五色，谓之大变金钱”。如此等等。
《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字北有，号艾塘，生卒年不详，江苏仪征人。笔记《扬州画舫录》全书18卷，是一本专门介绍扬州都市风俗的专着。如卷一“草河录上”记扬州浴池风俗曰：“浴池之风，开于邵伯镇之郭堂，后徐宁门外之张堂效之，城内张氏复于兴教寺效其制以相竞尚……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甚热者为娃娃池。贮衣之柜，环而列于厅事者为座箱，在两旁者为站箱。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男子亲迎前一夕入浴，动费数十金。除夕浴谓之洗邋遢，端午谓之百草水。”记扬州浴池之创办、发展、繁盛之情形，以及浴池之设施和洗浴习俗尤有特色。
3．各地方志对风俗的采集和汇录
有清一代，各地的地方志修纂工作得到重视，官修者在体例规格上也多有限定，并统一体例，供纂修人员参照执行，虽然各地的编写体例有所不同，但大多包括风俗的内容。亦有将风俗立卷者，如《陇西分县武阳志》将风俗列为卷三，置之八目之首；顺治《崇信县志》分上、下两卷，将风俗列为上卷。但更多的是将风俗列为目，与星野、疆域、山川、城池、河防、田赋、物产、祠祀、古迹、人物等并置。此外，还有以纪传体记述风俗着，如《畿辅通志》。但不论何种体例，对风俗记述之分量则日益增多。广东省现存广东方志六百余种，几乎每一种都有风俗、寺观、学校、艺文等专志。例如《高要县志》、《兴宁县志》、《东莞县志》、《增城县志》都记载有关蜒户、客民习俗情况，而《潮州县志》、《潮州府志》更多有畲民习俗记载。河南《嵩县志》则辟有“乡土志”，风俗则是其主要内容。康熙《碾伯所志》，虽不分卷，平行列目，其中除“习俗”一项外，尚有“崇祀”、“民祀”等，也是专记风俗的。清代方志对风俗之记述，一般有如下之特点：重岁时节日、尚婚丧礼仪，记述详备，地区分明、城乡分开，良陋评析，录旧志写新志，多有评述与专论，等等。
生产习俗在过去传统志书中多重物产、赋税、贸易，很少记述农家个体耕织活动。清代方志中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如乾隆间《武宁县志》即如此载述：“农民种禾，联里为伍，最相狎。日午饮田间，或品其工拙疾徐而戏，笞次以为欢笑。每击鼓发歌，迎相唱和，声彻田野，悠然可听。至若御桔槔，口歌足踏，音韵与辘轳相应，低昂宛转，尤足动人。然往往多男女相感之辞，以解其忧勤辛苦。”又曰：“山田水出石罅中，性冷而善凝，得石灰沃之，则泥融草腐，禾苗倍常。人于麦收前后，以答易灰。老少负荷，数十为群，择能呕者一人为长，高声朗唱，众人和之，昼夜络绎，笑语相随，殆劳而不怨焉。”《东乡县志》则分别记有田者、樵者、渔者的劳作特点及换卖之方式。《彭泽县志》多记网置湖鱼、工习技艺、商贾贩务的具体活动，且对棉花、夏布、织染、缝纫等亦均有论列。乾隆《武宁县志》还详记有饮茶之俗：“江南之人皆嗜茶，而武宁独甚。至于僻村深谷，往往专蓄茶法。”
清代方志对于饮食、宅居、礼仪等项风俗的记载也均能展开。尤其仪礼，如婚礼，多则两三千字，远远突出志书条目之限制。
（第二节）清代前期汉族生产风俗
明末的战乱，持续时间长，社会经济受创甚巨，汉族各地“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皇清奏议》卷一。汉族社会的生产风俗受此影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清王朝建立后，在汉族官员的建议下，采用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生产逐步得以恢复，汉族社会的生产风俗随之活跃起来。首先，是农业生产风俗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如南稻北麦的传统种作习俗有所改变，北方地区也有了较多的水稻种植；由于人口暴涨，人地矛盾突出，精耕细作的耕种习惯和一年二熟、一年三熟的种作制度得以普遍推广；番薯、玉米、马铃薯等外国传入的作物品种得到广泛推广，如此等等。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行业，如工业、饮食服务业、娱乐业等；商帮、会馆、商业公所、商会等行业组织随之出现，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行业风俗越来越丰富。
一、农业风俗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基本以农为本，农业是仍旧是清代前期汉族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所从事的主业。清代前期的农业风俗，虽然发展缓慢，但比之前代还是有所变化，其内容也比较丰富。
1．农具风俗基本定型
农业生产工具在宋元时已基本定型，清朝前期少有发展。主要有用于整地耕耘的铁犁、木犁、“数家为朋工力相易”以人力牵引的“铁搭”、锄头、耘荡（水田）、铁锨、钉耙、耢、碌碡（南方木制，北方石制）、砺（水田用，类似碌碡，外有齿）等（图52）；用于播种的耧车、秧马、劐子、秧弹、点葫芦、石蛋等；用于灌溉的摇车、脚踏车、畜力车、风力车、龙骨水车、筒车、戽斗、辘轳等；用于收获打场的镰刀、石滚、扬扇、拦桶、打落场等；用于谷物加工的碾、磨、砻、杵臼、水碓等。清代出现的新农具有深耕犁，耕地深度从传统的“老三寸”耕至尺余，甚至两尺；漏锄，锄地不翻土，对北方干旱少雨地区保墒有利，等等。
2．土地改良成习俗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与改良方面已积累起一整套的经验和习俗，使闲散土地资源得到了较为彻底的开发和利用。乾隆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激增、生存竞争激烈，大量人口流向关外口外的边疆地区及黄河长江中上游的丘陵地带“就食”，较为充分地垦辟了那一带广袤的土地；而原产粮区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的农民则将田头地角、宅前屋后的所谓“十边地”垦辟出来加以利用，使当时全国号称已无“不耕之土”、“不毛之地”。同时，人们注意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有两种，一是对盐碱地的改造。除了引水洗盐、种稻洗盐的传统方法外，清人开始种植苜蓿等绿肥及柳树等以“治盐改土”，或采取深翻换土的技术。一是对普通农田的改良。主要是因“土宜”施肥，所谓“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阴湿地用草木灰，沙土地用草泥烘，黄壤用渣粪等。沈毅：《中国清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另外还有休耕（休一年或一季）、翻耕（今年种稻、明年种花豆）等法。
3．农作品种多样化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在选择和推广优良的农作物品种方面仍流行传统的习俗，并用传统方法选育出很多农作物良种，乾隆七年（1742年）官修《授时通考》载有16省水稻良种3429个，谷子良种251个，小麦良种30余个，大麦良种10余个。沈毅：《中国清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南方则大面积流行一年两季的双季稻。如苏州织造李煦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从前只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从单季岁稔时亩产谷三四石，到两季合计亩产6石6斗，成倍提高了粮食产量。《李煦奏折》，第182、233页。北方，则推广了南方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京津反复试种水稻，终于成功，使这一地区以驰名的“小站稻”成为北方的鱼米之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甲子。又如乾隆时两江总督郝玉麟将福建耐旱“无须浸灌”的早稻品种“畲粟”引进安微，在“稻谷杂粮均不宜种”的“高阜斜坡”种植，大获成功，进而推广到北方各省等。《清史列传》卷十八《陈大受传》。此外还在全国推广了海外引进的高产农作物品种，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等，使之成为农民主要种植和食用的农作物。
4．精耕细作成习惯
在农作物的耕作栽培管理上，南方讲究“三耘”张履祥：《补农书》，《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九。“三荡”《檀几丛书》卷四二《农具记》，“犁以三覆为率”，“去草务尽，培壅甚厚”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北方发展了东汉汜胜之的区田法，“深耕，早种，稀种，多收”，“一亩之收，五倍常田”。赵梦令：《区种五种》。灌溉上，南方普遍用水车“戽水以资灌溉”，“岸峻，水车陡立，非五六人不能运”。《南汇县新志》卷十五《杂志》。北方引河灌田或凿井灌田。如乾隆年间，直隶石景山有一姓修的庄头自引浑河水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旱潦不至为灾。蠡县有富户自行凿井灌田，天越旱，获利越大等等。其时霸州知州朱一蜚劝民开井两千余口，农皆赖之。柴朝生：《请兴直隶水利》，《皇清奏议》卷十六。施肥上，除讲究因土质而宜外，还讲求因不同季节、节气及农作物生长期不同阶段而宜，如春宜人粪、牲畜粪，夏宜草粪、泥粪、苗粪、秋宜大粪，冬宜骨蛤、皮毛粪；“人粪力旺，牛粪利长”等。因作物而宜，如蔬菜宜施人粪；麦粟第一次用绿肥，第二次用猪粪，第三次用豆饼等。在病虫害防治上，不但有综合性的农书专门分章论述，还编纂了大批专着，其中治蝗的就有十几种。这都是当时人们实际经验的总结。如夹种麻芥、冬灌冰冻、灭草除蝻、毒谷杀虫、驱鸭食蝗等等。
在实际劳作中，清代前期汉族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如何耕作、如何储种、如何灌溉、如何施肥等方面，其习俗又因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大异其趣。如较殷实的富农拥有齐备的生产工具，而广大自耕农对大件农具，则是互相借用或流行人畜换工的习俗。钱维诚在《养民论》中指出：“北方之田，一夫耕数十亩，犁而种之，不薅不培，无桑麻布絮之事……南方则不然，耕织同业，男女同力。”《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一。李兆洛在《凤台县志》中记载，当地有一个名叫郑念祖的地主雇了一个兖州人为他治菜圃。郑念祖问这兖州人能治多少菜地，兖州人答“二亩”，问每亩施肥多少，答须用二千钱的粪肥，还要再雇一人帮助。邻人听了大哗道：“我一人治地十亩，粪不过千钱，每年所出还往往不能抵偿投入，治地如此少而投入如此多，难道地能产钱吗？”郑念祖也不大信，姑妄度之。那兖州人虽治菜地少，每天与帮工精耕细作，间苗锄草，旱则灌之，涝则导之，除虫驱雀，终日不停。别人的园圃还未出苗，兖州人种的园圃“菰已实，蔬已繁矣”。因早上市，价钱比别家高一倍，初上市已偿其本；与别家同上市者，又由于菜蔬瓜果比别家鲜美硕大得多而卖得快。年底结算，兖州人为郑念祖治的菜圃比邻家获利多了数倍。《皇朝经世文编补》卷三六。不管怎样，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农民的生产劳动总的来讲都是十分繁重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计维艰，凌介禧这样描绘浙江湖州一带小农的水稻生产情况，可见清代前期汉族稻作风俗之大概：
方春耕，尽日之力不及一亩，必再耕而土脉始和。渍种而布之为秧，移秧而种者为苗。田之不溢不涸乃可插。雨阳不时，藉人以戽之，施工莫计。插后旬日根始坚。有草蔓焉。攒钉为板，以挠苗隙，谓之搅，亦尽日之力一亩。再旬而叶长。跨秧马以耘之，膝行泥中，以手代耜，日曝于上，水渍于下，虫啮于旁，夏畦之病，莫苦于此。尽日又不及一亩。耘而粪，苗始秀。有资者再粪，亩获二石。无粪，获不及焉。粪而再耘，秀始实。不耘则秕糠焉。天时和于上，人力尽于下，方庆有年。旱潦不及，力倍而收歉焉。凌介禧：《程安德三县民困状》，《程安德三县赋考》。
5重视家庭副业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多数农民除了从事农作生产外，还要从事蚕织、饲养、林果、渔猎等副业生产。植桑植棉养蚕纺花，以织补耕是清代汉族社会农家普遍流行的风俗（图54）。所谓“躬耕之家，仍纺棉织布，抱布易银，以输正赋而买食米”乾隆《宝山县志》卷一《风俗》。平时是男耕女织，“自春分饲蚕，小满取茧，蚕事方兴，农工迭起，男子耕作，女子采桑，自春徂夏，人无片刻之闲。”同治《荣昌县志》卷十六《风俗》。农忙时是全家共耕，“于耕隙则男女纺绩”乾隆《沙头里志》卷二《风俗》。举灯燎火“至达旦不休”。康熙《上海县志·序》。兼种其他经济作物、从事其他行业生产的也很普遍。“岩处多猎，泽处多渔，垦荒山者多种菸叶及甘薯，高阜多艺蓝，平原多栽桑，依林园多种树”；“近竹山者治竹为器”；“离市远者木或烧炭，竹或剖篾，傍茶山者采茶，近石山者燔石为灰”；“土美者抟土作坯，烧成瓦甓”；“东湖之滨莳蔬，北湖近芦洲者多种芦苇，高平之野种棉者制棉布，种苎者制麻布”；凤川之民“畜羊剪毛，雇工为毡”，癸泾练浦之间“澄稻杆为纸”，等等。光绪《宜兴荆溪新志》卷一《物产记》。
丝织的原料是蚕丝，与之有关的便是桑蚕缫丝业。育蚕讲究有“十体”、“二光”、“八宜”等法，“三稀”、“五广”之忌。第一要择蚕种。蚕种好，做成的茧小而明厚坚细，可以缫丝；蚕种不好，只堪为绵纩，不可以缫丝，其利便差数倍。第二要有技术。有技术，即蚕种不好，依旧做成丝茧；无技术，即好蚕种，也要变为绵茧。北蚕三眠，南蚕四眠，眠起饲叶，各要及时。蚕性畏寒怕热，以温和为宜，这就要控制温度，蚕农将一昼夜分为四时，朝暮类春秋，正昼如夏，深夜如冬，细心调护。每年清明前后三四月间，为“蚕月”，届时蚕农家家闭户育蚕，红纸贴门，禁往来省视、喧哗说笑，谓之“蚕禁”，桑荫绿海之中只见梯影，唯闻剪声。一个月后，“茧成治丝”，时值小满，所谓“小满动三车，油车、水车、丝车也。小满之日，必有新丝出市”乾隆《湖州府志》卷三0《风俗》。；“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尽夜操作”；“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志与郡城隍庙前收丝客。每岁四月始聚市，至晚蚕成而散，谓之卖新丝”顾禄：《清嘉录》卷四。
二、手工业风俗
清前期所谓的“工”，主要从事丝织、棉织、治瓷、冶铁、农副产品加工业、盐业、采矿业、运输业等社会劳动。同以织补耕的小农不同，他们掌握手工业技艺以“工”为主业，或自己成为小作坊主；或受雇在他人作坊中作“客师”，即帮工师傅；或在劳动力市场上等待别人出资雇佣。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各手工业都有着高超的技术，细密的分工，并且形成有各自独特的行业风俗，如工匠的“唤找”的风俗，“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召，名曰唤找”乾隆《长洲县志》卷十六《物产》。
1．丝织工场习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