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地区，民俗健讼、争讼事件频繁发生，争讼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举凡地土山林、婚姻继子、风水墓地、主佃、主仆关系等，无不都在争讼之列。而由于宗族势力、地主、商人、缙绅、自耕农、佃家、佃仆甚至赌徒无赖等社会各色人等的参与和卷入，则又使得争讼的内容和表现更加复杂纷纭，争讼的处理程序与结果也更加离奇莫测，由于处理不当，有的争讼还演变为宗族争讼，最后诉诸宗族之间的械斗才得以解决的。如浓厚的风水观念，使得微州地区的“势家贪吉谋葬”，佃仆盗葬之风盛行，从而引发争讼频繁，累年不解的社会积弊，助长了争强好斗健讼风习。所谓“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明末歙县知县傅岩记录了徽人竞争风水酿成大狱的事实：“徽尚风水，争竞侵占，累讼不休。如洪包、方惟一等多案，结而复起，历年未已”。傅岩：《歙纪》卷九《纪之献语》。歙县棠樾鲍文玉之父曾因“遭家仆盗葬事，讦讼不休，”后虽“得直而家以不倾”，实在可悲歙县《棠桂成鲍氏宣忠堂与谱》卷二十《鲍君文玉传》。而一旦强宗大族之间发生争竞风水的盗葬之事时，很可能又会使个体的争讼演变为宗族争讼，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宗族械斗的发生。如嘉靖八年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后山一眼“吉穴”为吾潭江氏看中并扬言“于清明日至我后山葬柩。”吴氏强宗不甘示弱，立即“集百人剑挺至门上，族子弟亦肄以待”。一场为争夺坟山川宗族械斗即将发生，所幸孚溪李质先等调解，方使这起宗族械斗得以避免。吴子玉：《茗洲吴氏家记》卷十《社会记》。
在福建，由于宗族势力发达，家族与家族之间，乡族与乡族之间的相互欺凌与对抗情况，更是随处可见。如兴化一带，“为巨族、为小姓、为强房、为弱房……仙游小姓畏大姓甚于畏官。其畏之奈何？一朝之忿，呼者四应，直至剑及寝门，车及蒲胥之势”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漳州一带，“强凌弱，众暴寡，福建下四府皆然。诏安小族附近大族，田园种植，须得大族人为看管，方保无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总。否则强抢偷窃，敢怒不敢言”陈盛韶：《问俗录》卷三《诏安县》。特别是自明代中叶以后，福建民间各族纷纷建立家族武装、团练乡兵，使得许多家族间的矛盾向武装对抗升级。导致家族间的武装械斗事件频频发生，成为福建地区尤其是漳州、泉州两府的一个非常特异而又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同安马巷厅一带：“民皆聚族而居，习尚嚣凌，以强欺弱，以众暴寡，睚眦之仇，动辄列械互斗……地方官员下乡查办，明知其敝于斗案，完结之后，其命案不得不以缉凶了事。甚者需造累年斗杀，并不报官为之清理，只得延请公正绅耆往为调处，则计两造所伤人命，照数准抵，多则赏以银钱，名曰赔补，每名多则百余千，少亦数十串。其钱或出于本乡之匀摊，或出公亲之赔垫……遇民无不以斗为乐，踊跃从事，转辗报复，数世不休，性命伤残死而无悔。（马巷）厅属弹丸之地，查历年斗案共有三十余起，每起百十名至数十名不等。经年累岁，愈积愈多，思欲逐案清理完属无从措手，此械斗之难治也。”和荣春：《桐轩案牍．马巷厅任内》。如泉州府，“郡府械斗最为恶习，有大小族会、东西佛会，勾结数十姓，蔓延数十乡”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兴化一带，则有着名的乌白旗大械斗，延续百余年之久。“兴化乌白旗之始，起于仙游洋寨村有张大帝庙，村人执庙中黑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黑旗领斗亦胜。则是二村械斗，常分执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施鸿保：《闽杂记》卷七《乌白旗》。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同姓通谱和异族联姓的现象相当普遍。如漳泉一带，械斗各方，有“以海为姓”、“以同为姓”者，即大姓中有李姓、苏姓、庄姓合为包姓。各小姓信杂姓，则合为齐姓。“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联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引《宫中档·刘师恕折》。在那些世代仇杀的家族之间，相互通婚的现象十分罕见，甚至完全断绝。
２．赌博风行上下
博戏本为民间游艺，而一旦与赌结合在一起，即成为一种社会陋习恶俗，一种公害。赌博在中国起源颇早，迨至明代，汉族社会赌博现象已在广大城镇农村普遍存在。参予赌博活动的，从官员士大夫到社会底层的娼妓、流氓、丐帮等，无不有之，涉及明代社会各阶层。如张亮采着《中国风俗史》说“明代万历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习，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叶，始行马吊之戏，而明末的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乎无人不为，几有穷日尽明，继以蜡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的态势。再如南方淮阳的丐帮“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专以赌博为生计。谢肇淛：《五杂俎》卷五。吴地《崇明县志·风俗》云：“烟赌危害尤烈……赌则旧用叶子、枭卢、排九诸戏，妇女戏牙牌。近又名目繁兴，博尤豪恣，村市无赖，倚庇土豪、保甲，公然聚赌，商贾农夫辍业以嬉……而绅士且或溺焉”。《太仓州志·风土》谓：“近则绅士俨为窝主，习不知非，乡镇倚庇，衙差公然聚赌，以至私枭、光蛋，百十成群，开场纵博；农人辍耒以喜，遂至抗租倾产；又有游手无赖，于秋间设局为斗蟋蟀之戏，谓之开插，以纸花为筹标决胜负；冬则易为斗鹌鹑，谓之开圈，与赌无异。”赌博的形式、名目众多，方式各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换花样。据文献记载，诸如叶子戏、骨牌、马吊牌、麻将牌、压宝、博弈以及斗鸡、斗鸭、斗蟋蟀、斗鹌鹑、斗牛等形形色色的赌博方式，明代应有尽有，真是五花八门，别出习裁。如《常昭合志稿·风俗》说此地“习尚好赌，遂至无处不赌，而各市镇尤多。”《太仓州志·风土》云：“赌博之害已久，旧用纸牌，有十各、花和、百劳诸名目，更易骨牌、掷骰及压宝，最后为麻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风俗》：“俗之恶有三：一曰赌。昔年亦赌，而今更甚，他邑亦赌，而此更盛。游湖、打牌，下至蹴球、跌钱，无非赌，而掷骰压宝更甚。”其结果是“富者贫，贫者冻馁，病狂丧心，不死不休，是皆窝赌者勾引藏匿，为祸烈也”。《嘉定县志·风俗》云：“害民之事，曰花鼓戏、曰博场。博有斗牌、有摇宝、有斗蟋蟀、斗鹌鹑，千百输赢……乡镇茶坊大半赌场也。”可见赌风流行之广、之烈。因为赌博可使人品行变坏，丧尽天良，荒废本业，荡费家资，“输极无聊，掳卖人口谋财劫杀”，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对社会风俗的淳朴、民众生活的安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随着明代赌博业的泛滥成灾，明代还出现了赌博业的秘密语，如明代妓院中隐语谓赌为“拽条”；明代江湖切口谓赌客为跳生、浑是胆或珠履三千，输为伤手，赢为上手等等。
３．娼妓遍布城镇
明代社会除了盛行赌博欺骗外，嫖娼宿妓现象的蔓延滋长，亦是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陋习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洪武、永乐年间，官妓制度较为盛行，它是唐宋以来官妓制度的顺延。官妓的来源为“罪犯”、元人俘虏的妻女和忠于建文帝的诸忠臣的妻女和亲戚。她们主要分布在南京（金陵）城内外的南市、北市以及聚宝门外的来宾、逍遥等十六楼。明代中期取缔了官妓，此后，娼妓完全由私人经营。同时，明政府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叙”陆容：《菽园杂记》。如《野获编》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巡按湖广御史赵伦与“乐妇通奸”，事发被夺职，戍边辽东。迄嘉靖、万历以后，皇帝倦于勤政，而官员士大夫则陶情花柳，前期的禁令已形同虚设，仅为一纸空文。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意识的抬头，人们日常消费生活在冲破封建礼制之束缚的同时，纵欲思想的产生，客观上促使享乐糜烂生活风气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南京、北京为中心，大同、扬州等地的娼妓也大量发展起来。谢肇淛《五杂俎》云：“今时（万历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要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燕都妓品·叙》中云：“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其妖冶已极。”《梅圃余谈》说：“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
对扬州娼妓的盛况，张岱在《陶庵梦忆》卷四云：“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沫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据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娼妓最盛之城当推南京。钱谦益在《金陵社夕诗序》中说：“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并认为，弘正之间，为“风流孔长”时期，嘉靖中年始盛，万历初年再盛，万历末则极盛也。余怀的《板桥杂记》则详述了南京妓院的格局规模和冶游盛况。称南京妓女为三等，分布于南市、珠市和旧院三个区域：“南京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酒淫淫，兰汤艳艳，衣香一园。亭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笛奏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而且这时明代还出现了许多名妓，如陈圆圆、董小婉、柳如是、李香君、顾媚之流。
４．流氓横行都市
流氓地棍暴行无道，胡作非为，聚众斗殴，扰乱社会安定，败坏社会风俗，也是明代汉族社会的主要陋俗和丑恶现象之一。流氓地棍（也称无赖阶层）的势力在嘉靖、万历以后得到空前的膨胀，活动区域主要在经济较为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南北城镇地区，且大都以权贵、地主、豪绅、地方恶霸为靠山，社会背景复杂。他们人数众多，以团伙性活动为主，有自己的组织、号令，各有活动范围与地盘。如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作为绰号名称，像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三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为绰号，像棒椎、劈柴、槁子等。这些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破坏性强，“犯科扞罔”，横行市井，“赌博酣茜，告讦大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尘起。”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真是明火执杖，无所不为，为害一方。如万历初年，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结义弟兄，号称十虎”，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这个团体的头子韩朝臣，竟是锦衣卫的成员。郑钦：《伯仲谏台疏草》卷下。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结党联联，内推一人为首”，显然也是有组织的。《杭州府志》卷十九。万历年间，苏州还出现了专门打人的流氓地棍组织“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别某处班，肆行强横”，“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不残伤人不已”。其头目，有绰号“一条龙”的胡龙、绰号“地扁蛇”的朱观，他们“嗜枪如饴，走险若鹬”，均系松江打行的班头。佚名：《民抄董宦事实》。在明末天下大乱之际，“打行”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以至肘腋皆是也”。沈蔡：《紫堤村志》。
流氓地棍的活动五花八门，而以打、抢、诈、骗为主。动辄拳脚相加，甚至闷棍交加，是流氓地痞无赖的惯用伎俩。如杭州的流氓，“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陈善等：《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明代的江南，有些流氓无赖、刁顽好讼之徒“平时见尪羸老病之人”，藏之密室，然后找巨家富室寻衅闹事，并将所藏之人杀死，反诬富家所为，打着索要人命的幌子，纠集“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许白昌：《樗斋漫录》卷十三。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大肆抢劫。史载：“明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郑晓：《今言》四。讹诈、拐骗、耍无赖也是流氓地棍常用的伎俩，有的夫妻串通，勾引别人上当，名曰“扎火囤”，又名“仙人跳”；有的拐骗幼女，“果饼内置药，幼儿女食之，哑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美者淫之，卖弃得高价。其丑者或瞎其目，或断其手指，教以丐活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李乐：《见闻杂记》十。；有的流氓团伙甚至还制造假银、假药、假酒，坑蒙顾客。此外，明代流氓地棍有的还染指文化领域，造假古董、编假家谱，以此拐骗钱财、扰乱社会。王春瑜：《明代流氓意识》，《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