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在清末时利息分四种：庄息，为钱业之利息，均以日计，每千圆日取息一二角至四五角，随时变迁；一分利，为民间通借之利息，以年计，每圆每岁取利一角，最低之利论为八九厘，昂者至二分余；当息，为当业质物之利息，均以月计，每圆每月取利二分，利率皆一律；印子钱，为贫民小贩借贷之利息，此种放债营业大抵由地痞棍徒为之，息以月计，每圆每月息金二三角，甚至四五角，均须先付息金，即在借本中扣除。
２．饮食业形成帮系
清代后期饮食业风俗以上海最有特色。上海自开埠以后，菜馆也逐渐得以繁荣。据１８７６年出版的《沪游杂记》记述，当时上海从小东门到南京路已有上海菜馆一二百家之多。各种大大小小的菜馆酒楼，有本帮、苏帮、锡帮、川帮、浙帮、粤帮等区别。本帮菜馆源自宋代，至清盛行。鸦片战争后其菜馆地盘发展很快，从原青龙镇直入商业中心十六铺，又从十六铺扩展至南京路，形成２００余家的大规模。１８６０年后，苏帮菜馆和锡帮菜馆前后进入上海，使本帮菜馆优势大减。清末，又有一些地方菜馆踏入，形成了竞争的大市场。各帮菜馆纷纷拿出绝手活招揽顾客，同时以乡情、地方特色吸引本行帮的商贾聚饮就餐，结果，各帮菜馆成了各地行帮的歇脚点、归宿地、叙情场、生意厅。
南京的饮食行业大多集中在秦淮河一带。茶食店有利涉桥的“阳春斋”和淮青桥的“四美斋”。这两家者由嘉兴人经营，以把茶食装潢精美宜于款客馈人取胜。酒楼以利涉桥的“便宜馆”和淮青桥的“新顺馆”两家最为着名。“新顺馆”盘馔极丰腆，而“便宜馆”的“扣肉徽圆、荷包蛋、咸鱼、焖肉、煮面筋、螺羹以及酒碟之鲜洁、酒味之醇厚”，均擅名一时。它们还承应酒菜，每当夕阳西下，秦淮画舫齐集店阑干外，只需报明“某般某人，需某菜若干、酒若干、碟若干”，虽“万声齐沸”；但也可“俄顷胥致，不爽分毫也。”茶店有文星装阁东首的“鸿福园”和“春河园”。这两家“座客常满”，备物齐全。烟有水烟、旱烟；茶有云雾、龙井、珠兰、梅片、毛尖，都可“随客所欲”，辅佐零食有酱干、花生、瓜子、小果碟、酥烧饼、春卷、水晶糕花、猪肉烧卖、饺儿、糖油馒首等棒花生：《画舫余谭》。
杭州西湖的五柳居是一座“酒果珍馐咸备”的着名酒楼，而以“醋溜鱼”独擅其长，至今犹有嘉肴之名。在城隍山对岸则有茶馆多处，如“放怀楼”、“景江楼”、“见沧楼”、“望江楼”、“兰馨馆”、“映山居”、“紫云轩”等都极幽雅细致，“茶则木山为最，饼则蓑衣着名。此外瓜子、花生、酸梅干、凤腐干而已，其他薤菜饼、鸡豆等类，及时添售。”范祖述：《杭俗遗风》。
在西南古都成都，清代后期茶馆业也已非常发达。清末傅崇矩着的《成都通览》中记载道：１９０９年成都有街巷５１６条，而茶馆多达４５４家，几欲平均每街巷设一茶馆。较着名的茶馆有：文庙街的瓯香馆，粪草湖街的临江亭，山西馆街的广春阁等。
３．娱乐业南北有异
清代后期的娱乐业风俗，南北差异较大。南方以上海、广州等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为代表，较多地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由于电影、西洋舞及现代体育活动模式的传入，对传统娱乐业以较大冲击，出现了一些以西方娱乐方式为经营内容的场所。如电影院、舞厅、跑马场等。北方则以京师北京为代表，较多地保留传统特色，娱乐场所的戏园、茶馆等为主。清代后期，北京的戏园子随着商贸区域的繁盛应运而生。最早集中于大栅栏一带，后向四周扩散，至清末，北京的戏园子已达３０余家。这些戏园子的最大特点是集饮食、观赏为一体。《藤阴杂记》载：“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之酒园也。”查家楼、月明楼等戏馆就兼着经营饭酒饮食业。后来，又出现了一批演戏的戏台，这些戏台前面有罩棚，四面有楼，人们可以边看戏、边在楼上楼下摆席吃饭。
咸丰、同治以后，有些戏园子干脆改称茶园，广和楼最有代表性。茶园戏台面西坐东，其它三面是戏楼，楼上靠栏杆是用木板隔成的官座；官座后面摆着大条桌椅和大高凳，称为散座。楼下中间池子里，摆着三排大条桌，每排四张，并于两旁放着大长板凳。来客坐在桌旁，边饮茶、边品零食，同时，或和同桌人闲聊，或看戏、听戏。
（第三节）清代后期汉族生活风俗
清代后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相继输入，中国社会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同样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层面，使已沿袭近２００年的“满汉融合”的汉族服饰文明和饮食习俗呈现出求新趋变、新陈并杂的复杂面貌。居住、器用、交通，以及娱乐、体育等风俗，都不同程度地受“西风动渐”的影响，而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
一、服饰风俗
１．传统服饰的演变
清代后期服饰风俗变革剧烈。“禁头变服”，恢复“汉官威仪”和接受西方文明“断发”、“易服”，相继为太平天国和维新派所提出，改革汉族服饰制度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呼声。但在辛亥革命前，尽管民间的服饰风俗已出现了某些改革和改良，但男子长袍马褂、剃发留辨，女子缠脚的基本格局，并未有所更张。只有到了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帝制的被推翻，剃发留辨和箭衣马蹄袖的服饰风俗才能工巧匠被剪发和中山装所代替，使汉族服饰文明的发展随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清代后期的男子服饰，除清末有西装流行外，基本承袭清代前期的风俗，在服饰款式上也无新的更张。而女子服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之前期已更为活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妇女的裤子，在光绪年间其制式为高腰、合档，裤长及脚面，裤口处还镶有几重缘边。宣统前后，裤管向窄瘦的方向发展，镶的裤缘也大为变窄。之后，随着裤口缘边的减少、裤筒变瘦，又出现了用腿带缠扎裤口的习尚。这种装束一直沿续至今，在一些边远山区的老年妇女依然可见。
妇女裙饰，咸丰、同治时，又重新时兴百褶裙，尤其以经过改进的“鱼鳞式百褶裙”最受欢迎。清代后期，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又出现了用西洋布制成的“洋印裙”。此外，清代末期还有如“满花裙”、“鬼子栏杆裙”、“一块玉裙”等等，以装饰物而命名的裙子。
清末女子发式，变化较多，有苏州厥、平三套、连环髻、巴巴头、双盘髻、圆髻、圆月、长寿、风凉、麻花、双飞蝴蝶诸髻式，年长者还要在髻上加罩一个硬纸和绸缎做的黑色冠，绣以“团寿”字，或以马鬃一类做成纂，加于发髻上面。光绪年间妇女以圆髻团结于脑后，或加细线网结，髻以光洁为尚；姑娘做“蚌珠头”；小姑娘做“双丫髻”。清末光绪庚子时妇女髻式更是花样翻新，名目繁多，其中以前额垂帘式的“刘海发”式最为时髦，民间不分长幼，不论南北，以后广为流行。
２．太平天国的服饰变革
变更民族服饰，是满洲贵族入关后对汉族采取的一种征服手段。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者在“奉天讨胡”的时候自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辫发顶戴”的满清冠服：“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他们要求“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官威仪”。
太平军勇士首先蓄发不剃，企图恢复汉族社会束发于顶的传统旧制。在过渡阶段，则前脑头发蓄而不剃，长可过尺，以五彩丝绒编成绦子，紧扎发根，将发换髻，以所余之绦将髻盘于头之周围，或贯以银簪，或用包巾裹头。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要求民众“禁头”，禁止剃发蓄辫。禁令之严，竟至对抗拒者施以杀头、杖责、罚款、关押、吊打、割辫示众等严刑峻法。对此，虽有人抗拒，但大多数民众“都乐于留发，（因为）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曾在太平军中效力的英国人呤利把“男子摆脱了剃发蓄辫的奴隶标记”和“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称为“是太平天国最显着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
建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变易服饰，更张礼制，朝冠朝服始有定制颁行。根据官职大小对袍服靴帽的质料、颜色、式样、花式及至包巾的长短尺寸定出不同的标准。如朝服各王为黄缎龙袍，以绣龙多少分等差：天王九龙，东王八龙，北、翼、燕、豫，各递减一。侯、丞相亦黄袍，绣龙四条。“男着龙袍”的理想此时乃得实现。检点素黄袍，指挥下至两司马素红袍。其等差则于黄马褂上分别之。在金田起义到永安（今广西蒙山）建制期间参加太平军者，无论有无官职，一律加以“功勋”荣誉职衔，准着黄马褂，朝帽前额当中有“功勋”二字，以奖殊功。由永安至岳州（今湖南岳阳）期间附义者，将军以下至师帅，皆红袍红马褂，将军以上则红袍黄马褂。小官而有大功者亦得赏穿黄马褂。简欢：《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猛进书屋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２～１６２页。
这种分别职级而制订的服制，主要是对文武官员而言。至于太平军士卒一直没有固定的统一军服。他们一般的打扮是：裹头、扎巾、短衣、散裤腿、花鞋。呤利所记兵士的夏季服装：“宽大的长裤，大多是黑丝绸缝制的，腰间束着一条长腰带，上面挂着腰刀和手枪，上衣红色的短褂，长及腰际，大小与身体相称。”呤利：《太平天国亲历记》上册，第５０页。其中短衣与地主士绅的冠服形成鲜明对照。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一些地区的群众仿效太平军的服饰装束，江苏常熟“士人，亦辫红履朱，诩诩自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９１页。海宁通元镇“镇人尽小帽无结，发系红绳”《太平天国（六）》，第６７７页。可见太平军团的打扮在某些地方已成一种时尚。太平天国政权曾于１８６１年颁布新镌《钦定士阶条例》，其中对民众服式也作了某些规定：“拟民间居常所戴之帽皆用乌布纂帽，其富厚殷实之人，则缎绉纱，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别样颜色，致与有官爵者相混。”《太平天国印书（下）》，第７５４页对民间易服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
弓鞋太平天国女官冠服大致如男制，不同之处有三：以搭背代马褂；各王娘袍上多绣月亮为补子，上绣双凤或单凤；帽式上有所区别。女官不戴角帽、凉帽，冬日戴风帽，夏日戴绣花纱罗围帽。所戴金玉佩饰，随尊卑等级而由多渐少。平居则有缝裳（阔管裤）、钮裳、开裳、散裳（裙）、散袍（斗篷）等等。对于民间女子，则禁穿裙子，以致有“女子去裙男去帽”《太平天国（四）》，第７３７页之说。太平天国中的老姐妹多为天足，到了江浙一带，乃迫令集中在女馆中的缠足妇女放足。讵料骤然放足，既小则不能复大，行动更为艰难：“鞋帮束脚松，鞋底触石坏，十趾抵地行，奇痛胜蜂虿。趑趄又倾跌，此形实狼狈”《太平天国（四）》，第７３１页。致使怨声载途，“哗然谓其暴虐”。
太平天国的“禁头变服”的虽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而夭折，却给清王朝的封建秩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曾使反动统治者为之胆寒。
３．清末服饰习俗的变化
清代后期汉族民间的服饰习俗到了清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就风格而言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传统风格为主，但在传统的范围内发生了“去朴从艳”、“尚简求便”的变化；第二阶段以变化为主，是近代服饰风俗形成的重要时期，有着“一变从新”的时代特征。就两个阶段的衔接点大致在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其变化的幅度又因性别、职业、阶层的不同而不同。清末服饰习俗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剪辫易服”的西方服饰文化的传入。
洋服早在乾嘉年间即随着来华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但开始并没有人仿效。鸦片战争后，在沿海城市如香港、广州，在为外国商人当买办的华人中也偶有穿洋服者。但士大夫中尚无此种现象，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临时披了洋人衣服，还被作为一条罪名遭到弹劾。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剪辫易服呼声高涨，才有少数人带头穿起了洋服。当时的文人笔记以及《点石斋画报》对此都有反映。但是整体来看此时穿着西装者仍为少数，还不成其为风俗。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提倡“剪辫”、“易服”。康有为上奏光绪，请朝廷下令“断发易服改元”。他说：“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把“断发”、“易服”提到强国的高度。这是维新派在改良社会风俗方面发出的大胆呼喊。但是，这个时期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官民服饰而是军服、警服。改革的过程参照了西洋和日本制服，一改长衫裹腿，在外观上令人耳目一新。
２０世纪初年，社会上穿洋服的人多了起来，在校学生特别是大城市某些中小学统一制作的新校服分外引人注目。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胡汉民教习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可见穿洋衣的人已不在少数。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胡适进读的上海中国公学，在装束上更反映了一个多彩的时代。学生教员中间，有穿西服的，有着日本和服的，也有依然长衫马褂，后垂发辫的。可见，戊戌以后服饰改革呼声日高，穿西式服装渐成风气。至辛亥革命前，大体上西装革履和长袍马褂并行不悖。
较之男子服装，晚清时期汉族女子服饰的变化更丰富多彩，影响波及的面也更大一些。鸦片战争前后，江南流行舶来的衣饰，诸如花边丝缕之类，号称“鬼子拦杆”，可以算作晚清妇女服饰变化的开始。１９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上海等城市时行紧小合体款式，“海上妇女时装，竞尚紧小，窄袖细腰，伶俐可喜。”《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册。其制式一改中国宽腰大袖传统，有了注重人体美的倾向。这个时期，衣领的变化惹人注意，受西式服装影响而出现高领，甚至高过半个脸颊，以至于民谣说：“妓女之高领，像朝天马蹄袖。”《沪谚》卷下。除了这类细部的变化以外，汉族妇女穿西洋、东洋衣服的情况非常多。有民间妇女穿各种西式大衣、梳东洋头；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鬟高垂，皮鞋耸底。”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京兆》。女性革命党人有的一袭男装（西装）；有的则完全洋装打扮，裘皮大衣、西装套裙、皮鞋。《点石斋画报》有一幅画面是这样的：一群出局的妓女飘然过市，有的穿旗装，有的着和服，有的袒胸露背一袭长裙，俨然西洋风格，也有的穿戏装、古装甚至僧侣装，十几个人竟无重样。充分反现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汉族妇女服饰习俗之变化。
晚清汉族妇女发型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曾国藩女儿曾纪芬曾在自订年谱中对晚清时期妇女发型演变有过描述，说：大抵咸同年间，“妇人之髻多盘于脑后，而为长形，略似今北方乡妇之髻，中须衬以硬胎，其约发处饰以红丝，固以扁簪。”“光绪中，则通行所谓巴巴头，挽发两三匝，而髻心隆起，三簪并列，不劳衬托矣。”“及至光绪庚子以后，则无长幼皆留额发，且衔以小梳，使之蓬松隆起。革命事起，年少妇女亦皆捐其故髻，或盘作蛇形，或仿日本，风起云涌，目迷五色矣。”《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见《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５页。这种“风起云涌，目迷五色”的变化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与男子剪辫易发型一道，汇成当时“发型革命”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