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建房，仍有讲究风水朝向，重视奠基仪式、举行上梁典礼等传统的俗信。江南人在建房前一般请阴阳先生用八卦盘选择宅地，定出朝向。据说，宅地左有水称为玄武，这是最贵之地。民间认为，宅地东有流水达江海者主吉，东有大路者主贫，北有大路者主凶，南有大路者主富。这些说法的原因大概是，东为陶朱之地，有流水达江海，进入买卖兴隆之地，则财源茂盛达三江；东有大路为涉财；北为寇方，有大路则凶多吉少；南为阳，有大路则富贵。住宅基地如东高西低则生气降基，东低西高则不富则豪，前高后低主寡妇孤儿，后高前低主多牛马。住宅的朝向一般以坐北朝南为佳，阳光充足。大门定向以东为佳，所谓“紫气东来”，所以大门多在左首，称为青龙。如果大门定在右首，则称为白虎，这是不吉利的。宅地选定后，房主以三牲和香火祭拜。住宅开工前多书写红条幅压在宅地上，条幅的内容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人们认为如此则在建房时不会出事故。刘克宗等：《江南风俗》，第１３８～１３９，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另外，建房禁忌“门对门”、“门对弄”和“屋脊对门”等，凡有此者则俗称“相冲”，即有相克之意，往往在门框上挂米筛、镜子、八卦图或书写“泰山石敢当”、“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等字样以辟邪。遇到邻家屋檐正对本家，在屋面放“瓦砾将军”（一靓是姜太公钓鱼泥瓦像）或种屋葱，因“葱”与“冲”谐音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福建人在建房时求实避虚，忌宅大门小或门大宅小，忌在屋场空间上场院大于室屋，忌院墙残缺，忌井灶不全。并以宅小人多和六畜多，宅门大小适中，院墙完整，井灶齐全，宅中水渎向东南流为理想住宅。贵州平坝人建房有宜有忌，十分讲究。如落脚柱数宜单忌双（三、五、七、九为单，四、六、八、十为双），正房间数亦然（宜三间、五间、七间，忌双数，尤忌两间式，但厢房、对厅可以不忌）。地基宜步步高，忌步步低（俗称“牛吃水”）。正房宜高于左右厢，忌平齐（俗称“客欺主”）。两厢宜在正房前，忌在正房后（俗称“鬼推车”。如两厢后有正房则不忌）。天井宜正方形，俗称“一颗印”，或宜横长形，俗称“马槽形”，取万马归槽之意。忌直长形，俗称“棺材形”）。朝门与大门宜各稍偏左、右，忌正对。屋外壁侧面忌开门，俗称“白虎开口”，等等。《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１９３２年版。
民国时期，建房仍为人生喜事之一，南方有“上梁”之俗，届时亲友们往往要挑一担礼物前往祝贺。礼物以糕粽团为主，这里取上梁时高中团圆之意。礼物中还有茶食、水果、鸡鸭等物。建房者的亲友们宁可典衣质物，也要挑着礼物前往祝贺。江浙人在上房梁时有抛梁的习俗，抛梁即泥木匠从房梁上向四面抛撒糕粽团，使下面的观众争相抢拾。所以上房梁时不仅贺者盈门，而且观众成群，糕粽团满天纷飞，势若雹雨，热闹异常。泥木匠在房梁上疯狂地挥舞双臂边抛连喊：“抛梁抛仔高，子子孙孙中阁老。”成群的观众在“糕林粽雨”中奋勇争先，虽被糕粽团击中面部也毫无退让之意。浙江宁波上梁的时间一般定在“月圆”、“涨潮”的时辰为吉利，取其合家团圆、钱财如潮水涨进之意。梁的两头缠红布，欲称“缠梁红”。小型银钉、银梯置正栋上，在宁波话中“银”与“人”谐音，取其人丁兴旺，人丁节节高升之意。上梁前，木匠要唱“上梁歌”，俗称“浇梁”，主人家用红纸包钱送给工匠，工匠手拿酒壶，一边洒酒浇梁，一边唱：
浇梁烧到青龙头，下代子孙会翻头；
浇梁烧到青龙中，下代子孙做总统；
浇梁烧到青龙脚，下代子孙会发迹；
团团浇转一盆花，宁波要算第一家。
然后抛上梁馒头。上梁时主人家要办上梁酒，木匠、石匠、帮工及亲戚朋友，工匠桌以石匠为大，坐上横头。主人身穿整洁衣服，给作头师傅斟酒。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６页。
四、交通风俗
如果说在“衣”、“食”、“住”习俗的变迁中，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传统的民族形式的话，那么，在“行”，亦即交通的问题上，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总是来者不拒，欣然接受，对旧有的交通方式并无多少留恋之情。
１．肩舆风俗式微
清代的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多以肩舆代步。到了清末，从西方传的马车开始代替肩舆。“京官惟大学士间有乘轿者，余俱改用马车”《公余日录》卷二。此外，人力车、脚踏车、摩托车（汽车）也有始穿行于街道。民初，车舆制度废除，仪仗冷落，封建官威，扫地殆尽。有的城市，“肩舆除中国医生及出殡迎娶外，一无所用，故本业肩舆者，咸改他业矣”周振鹤：《苏州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影印本，第８２～８３页。轿子在民国时期存在的历史并不长。这在小城市是如此，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有人统计，上海有营业执照的轿子，在１９１０年为３３１个，到１９１９年就只剩１６个。许多地方轿子成了人们打趣的对象，而完全失去贵族老爷身份的象征意义。
２．黄包车流行于都市
人力车在轿子继续发挥着代步工具的作用，及其影响在逐渐减弱之时，清末时期传入中国的人力车逐渐流行起来。人力车，不少地方称之为东洋车，据说是在１８７４年３月２４日由法国人米拉从日本输入到中国来的。最初的人力车，两个大轮为木制，车身很高，车中仅可坐一人或两人。后来，经过国人改装，人力车变成了黄包车。比之于人力车，黄包车因改用了橡胶轮胎，放宽，改低了车身，安装了油布车篷，变得舒适实惠了些。民国人力车的流行之因，一方面是对它作了改良，另一方面与送客当时的路况有关。民初各大中城市在改造旧城中虽也修了些马路，但当时的路况远非适于行驶较商速的机动车。上海“至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７年），沿铺筑马路，南市始有东洋车。人力车始皆铁轮，民国初有橡皮黄包车，而铁轮车遂淘汰净尽。（民国）十二年始有脚踏黄包车，驾车者乘脚踏车于前，而后系黄包车”《上海县志》，民国２５年铅印本。北京“当民国元年，人力车行之于市者，多为高大铁色木轮，小轮车已不多见，胶皮轮则仅东交民巷内间有三四辆耳。岂知（民国）四五年间，胶轮车之车居然盈街皆是，而所谓铁轮者，则转瞬淘汰尽矣。盖此数年之内，制车之厂，到外设立，成品之多，令人骇异。迨（民国）七八两年，两新旧各车，合赁用、私用以计，殆不下七百万辆（“百”疑为“八”之误，原文如此——引者）。至于轿车、大车，既系旧式不适用，当然日形减少”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京兆》。据载，抗战前，南京的人力车有１１１８０辆，常熟也有７００多辆。在农村，则流行以独轮车运送客人。
３．现代化交通工具流行
民国时期，除了非机动车作为市内公共交通的工具外，还有很多的机动车担负着市内客运任务。其中，最早的发展最快的大概要数电车。到１９２６年，全国拥有电车的城市有上海、香港、天津、北京、大连、抚顺。正在修筑或计划修筑电车的城市有广州、沈阳、哈尔滨、杭州、常州、江阴、宜兴等地。最初的电车，非常简陋。由于乘客稀少，也无人有胆量在车子行进途中跳上跳下，所以车子连铁栅护栏的设备也没有。可是到后来，人们感到电车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乘客便逐渐拥挤起来，于是，铁栅栏装起来了，拖车挂起来了，其他一些措施也应运而生了。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叶，上海的电车生意已相当发达了。
此外，民国时期新兴更为先进的交通工具还有火车和飞机等。科技的发展将此期间的交通风俗真正引入了现代化的路子。与此前的同类风俗有了根本上的区别。对此，白寿彝先生有过明确的阐述：“中国的新交通（按指民国政府成立后）和以前不同之点：第一，为交通之科学化，以机械的力量逐渐代替以前使用的人力、畜力和风力。第二，为交通组织之商业化，凡各种新交通工具之利用。均可以普通的交易方式行之，没有阶级上的限制，和以前专为军事政治上的便利而设的交通事业不同。这两点，是现代中国交通和以前交通之根本歧异”。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影印本，第２１２页。伴随着新的交通工具的不断涌现，社会风尚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自铁路四通，奇技淫巧，毕萃于都市，故近城镇者习奢华，而山泽则尚朴素，风气固判然两截”《蒲圻乡土志·人文》第２１章《风俗》。
生活节奏的加快，呼唤着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同时又改变了人们固有的交通观念和一定区域内“行”的习俗。华北铁路沿线各县，县志中几乎都记载了“脚踏车增多”。如北宁铁路过境的昌黎县，“脚踏车，城镇集市多有驾驭者”《昌黎县志·民俗志》，民国２２年铅印本。平汉铁路边上的望都县，“近年脚踏轮盛行，商人及各机关多用之”《望都县志·民俗志》，民国２３年铅印本。《元氏县志》也云：“自京汉路通，外货之销售日多，凡出行，近时无论士商，必脚踏自行车，故睚行车销路，有一日千里之势”《元氏县志》，１９３３年铅印本。高邑县志也说：“近来脚踏车渐多，购用者约有一千三百辆，费省行速，商民便之，然悉属舶来品（德国货最多，日本次之，英国又次之）”《高邑县志·风俗志》，民国３０年铅印本。
快速而又准时的交通工具，按钟点启程，“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严昌洪：《西俗东渐记》，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７８页。迫使人们遵守时间，这就为民国风俗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四节）民国汉族礼仪风俗
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各种人生礼仪风俗演绎得十分完备。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封建帝制的被推翻，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的提倡，以及西方文明的不断进入和传播，在城市和知识界传统的人生礼仪风俗得到扬弃，新式礼俗逐渐形成；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则旧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人们从诞生到成年，从婚姻到丧葬，仍然要通过父辈、祖辈所经历过的礼仪之“节”。新旧交替和交错是民国时期人生礼仪风俗的主要特色。
一、育诞风俗
１．祈子之俗未有更张
民国时期的旧式婚礼上，均有“撒帐”之俗，虽撒的果品虽各地不尽相同，但其中所寄寓的“祈子”之意却是一致的如红枣，取“早生”之意。栗子，谐“利子之音。桂圆取“尊贵”之意。花生象征花开富贵早结子。石榴，象征多子，如此等等。云南撒帐指要用松子、瓜子、莲子、白果子、枣子。等“五子”所包含的是“五子登科”的祝吉之语。在民国旧式婚礼的“撒帐”仪式上，还有杂撒香烟的。香烟即机制纸烟，系民国时新流行的烟品。此时进入婚姻礼俗，则含有“香大绵延”的祀吉意味。
另外，在我国一些地方的婚礼上，又有“传袋”之俗，新娘从轿里出来后，要从一个个米袋上走过。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曰：“新妇进门，以布袋铺地，辗转更换，令步其上，谓之传袋，犹言传代也”，“出轿时，用米袋直铺至花烛前，新娘脚米袋，日步步高、代代好”。其真实意义是为了祝吉求子。婚礼上除传席和撒帐外，民国时期还有一些祝吉求子的小插曲，比如剪石榴、葫芦窗花，贴麒麟送子、连生贵子年画；吊双筷子，讨“快（生）子”的吉兆；煮个半生不熟的“汤心鸡蛋”给新娘吃，赚她说“生”字等。又有摸秋习俗。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曰：“中秋。乡村愚妇，有夜分私取园瓜，谓之摸秋，以兆生子。”安徽芜湖则有清明吃瓜祈子之举，认为恰逢三月初三的清明为真清明，这天，乏嗣人家整煮南瓜，于午时出锅，放在案上，夫妻并坐，同时举筷，尽量多吃，必然得子。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五《安徽》，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页。
湖南衡阳则在中秋晚上送子，送的是冬瓜。这瓜是几天前在菜园子里偷来的，并且用彩色绘成面具，用衣服裹成人形，由年长命好的老人抱着，爆竹噼啪地送去。送到家里时，把冬瓜放在床上，用被子盖住，老人念祝吉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据说，不孕妇女吃了冬瓜就能怀孕。江苏淮安在元宵节之后到二月二之前这些天送子，送的是小红灯或者从特定地方取来的砖块。“灯”与“丁”音近，取添丁生男之意；砖块代表“璋”，祝福得“弄璋之喜”。送子的时候也要“锣鼓喧腾，乐声大作”，送去的灯或砖挂在床头。迎到孩子的人家都要设宴款待亲友乡邻，得子之后还要重礼答谢送子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１～９２页。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湖南长沙还有“麒麟送子”之俗，每当耍龙灯的到主家时，要加送礼物，这样，人们就将龙围绕不孕妇女舞一圈，然后将龙身缩短，上边骑一小孩，在堂前绕行一周，就算是麒麟送子。为了求致子嗣，人们不只偷、抢，还有“鞭笞求子”。这种习俗在福建闽侯叫“拍喜”。“拍喜”在每年正月十五进行：“乡民娶妇，至次年正月十五，亲邻持竹杖觅新妇打之，谓之拍喜。随拍随问：新娘有喜未？应曰：有，则挟竹杖往他家。设畏羞或倔强不答，则连打连问以逼之，必使答应而后已。妇呼号痛苦，至于身无完肤不恤也。如未经受胎，则此后届期，仍不能免，生子后方脱此厄。故每当元宵节，举乡奔走若狂，竹杖纵横，与火把灯球相挤。”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五《福建》，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０～７１页。
２．怀孕俗信城乡有别
民国时期，在民间还有许多男女预测的方法和有关俗信，如“酸儿辣女”这是中国民间流行相当普遍的预测男女的俗信，是说任娠期孕妇喜食酸物，预兆生男，喜食辣物，预兆生女。因此，常有人为了生男而把所有种类的酸性食物弄给孕妇吃。“儿勤女懒”，所怀为男，孕妇勤快，所怀为女，孕妇疏赖；“儿带母愁”，孕妇常常面带愁容，则所怀为男；“女儿打扮娘”，视妇女面部变化较大，则所怀为女，如此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卜筮、博戏的预测男女的方法，诸如：元宵节，新婚夫妇（孕或未孕）同时点燃正月初二从女家带回的红、白并蒂莲灯，看哪盏先灭。若白灯先熄，兆生男孩，红灯先熄则主生女。将冬至节汤圆就着火烤，如果汤圆胀而不裂则生男，如胀而破裂则生女。这种方法也可用其他类似食品作道具。将随机放在筛子里的米圆每次取出两颗的，一直取到最后，剩单生男，剩双生女。除米圆外，豆、枣甚至牙签、筷子、扑克牌等都可充任这种“游戏”中的角色。
民间还有“转胎”之俗。《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曰：江苏青浦黄渡镇，“妇人怀孕，倘将雄黄精佩在身畔，云可转女为男。”此外，还有为生男孩而让孕妇多看男娃娃的绘画，多接触男孩，多吃公鸡及其他雄性动物的肉食，听男人唱的歌等习俗。
３．产俗多禁忌
如民国时期，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妇女产子如过鬼门关，故临产时有许多辟邪驱秽之俗。如院门上挂弓箭的习俗，以求抵御、射杀各种邪祟，祓除它们的阻障，使婴儿顺利降生；在陕北，由婆婆在房门贴上老虎剪纸，据说有了老虎把门，妖魔就不敢进屋摄走娃娃了。此类驱邪产俗不仅盛行于民间，皇室、豪门大族也未能免俗。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诞生时，“为了迎接圣人，陶氏命人将孔府所有门户层层打开，从内宅一直到孔府大门，甚至连威严的重光门也不例外地打开了，并且在门上挂着弓箭。偏巧母亲又难产，有人提议……要开正南门，后来不知是谁的主意，说是内宅后面花园地势高，压着前面，必须将前面的地势抬高，小公爷才好出来，于是把一块写关鲁班高八丈的大木牌挂在后堂楼的角门上，而且还据说是挂上这块大木牌以后，小弟德成才落生。”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