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上海宝山县盛桥里，“商业以棉花为大宗，旧时轧花多用小车，每日花衣多者十余斤，少或七、八斤。近年用外国轧车，每车一日可轧花衣六、七十斤。更有驾车轧花，事半功倍。商业之发达，每视风会为转移也”赵国福修，杨逢时纂：《盛桥里志》卷三《实业志·商业》。民国２５年前后，上海的“普遍所着概为线袜，初系舶来品，继而广东等处购机仿制，运销沪上……”民国《上海县志》卷四《农工（上）》。给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将传统手工业工场改造为机器生产的带有现代化性质的工厂。例如以生产“４１４”钟牌毛巾着名的三友实业社，１９１２年从手工作坊开始，１９２９年后大量使用电力织机，发展成为我国毛巾业最大的企业；生产三星牙膏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和生产无敌牙粉的家庭工业社，１９１１年和１９１７年开设时都只是雇少数工人在家里生产的手工作坊，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１年分别使用电力机生产，逐步成为日用化工业着名的大厂；华生电扇厂１９１６年开设时，只使用几件手工工具，从事简单的电机修理，１９２２年积累了资本购置电动车床制造电扇，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电扇厂。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汝仁先生关于“资本主义手工作场”的调查研究资料。其他如机器修造、缫丝、榨油、碾米、轧米、织布、制茶、油漆、制皂等业，都在向机制工业过渡。
民国工业生产的近代化，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促使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城市化，以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平静的生活模式逐渐被丰富多样、日趋活跃的都市生活所取代。生产工具替换，本身就是工业风俗一次深刻地嬗变，同时又伴生出其他诸多新的隐性因素，这无疑激化了相关的生产和生活风俗的相应调整和演变。
五、商业风俗
１．贸易方式有变
由于生产和运输方式的改善，新产品不断涌现，民国商业的贸易方式和手段较之前代有些发展。上海宝山县志记载了民国１０年前后当地商贸的情况，并划当时商业为四大类，甚为确当，兹录如下：
牙商：牙商各有专贩之物，如花、米、竹、木、砖灰、地货、水果、鱼、猪之属，俗皆称行；以花行之贸易为最大，米行、木行次之，砖灰行、竹行又次之。其他如吴淞之咸鱼行外，大都资本微而贸易小（多不领税帖，自由营业，俗谓之戤帖，查风则被罚），至酱园业亦必须牙帖，认销盐引。其不领帖而以销酒为大宗者，俗称槽坊。
典商：业当铺者率系邑中富室。同［治］、光［绪］之际，罗店最盛，且有投资外埠者。近则全境设典十有三家，业主多半客籍矣。其与当铺性质相近者则为质铺，照章须加纳营业捐税，由原典分设，故亦称代步。上海、甬、广呼商以其本轻利重，争相影戤，闸北邑境尤多。此虽商业之一种，殊不免为典业之障碍也。
盐商：盐商俗称盐公堂，为承销官盐之机关，商办而纳税者也。分县以后，宝邑并末另设公堂，仍由嘉邑分销，故嘉［定］、宝［山］两邑盐、酱两项不分境界，可以通行无阻（他县之盐酱入嘉、宝境内谓之越境，查获后充公罚办）。前清之季，闸北沈家湾地方，由喜邑公堂公设宝共盐栈，专销嘉、宝两境之食盐，其酱引之盐仍由嘉邑公堂发行。自分设盐栈后，减价招徕，私盐渐绝（此由肩挑贩盐之辈得就近向宝兴盐栈批售，途中遇有稽查，呈验票证，即可放行，较贩私为稳妥故私盐自少。惟票证日期过远，或逾越境界，则仍作私盐办理。）
商铺：凡日用所需设肆以贸易者，俗称为店。其专营一业如酿酒、制糖、染布之类，则专称坊，土布、鲜肉、锡箔之类则称庄，而营业之趋势，要皆与地方有密切之关系。吴淞地处交通，故京广洋货为盛。罗店地居腹里，故锡箔为行销之枢纽，产布惟大场最多，而布庄亦推大场为首。其他普通商店亦随市乡区域之广狭、户口之多寡而异其盛衰焉。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六《实业志·商业》。
志中所记尽管为宝山一地的商业情况，但从中也透露出民国商业风俗的共同之处。
２．庙会演变成商业集市
民国以来，庙会照例是定期举行的。至于香火则因国历与旧历交替，使人们对于宗教祭日之记忆渐趋模糊，宗教信仰亦日益淡化。一些庙会逐渐演变为有固定会期的商业性集市。
民国期间的庙宇中均设定期市集，交易百物。市场大抵在庙宇中隙地上，而延展于庙旁隙地，与庙外市街的商业行为，构成庙会的中心。庙会上的买卖，大多是卖主租赁庙中的房屋、地段，固定设摊进行的。每届会期，货主总是到惯常的地方摆上摊位，做起生意。他们各自的摊位都比较恒定，甚至几十年不更换处所。在会期以旬为时间单位循环的地方，摊主往往在一个庙的会期结束后，再去赶另一个庙会。
庙会上从事买卖的摊主，既不同于坐商，因为他们是随庙会的会期业商的，受到时间限制；又不同于行商，因为他们有固定的地方，不是随遇而安或穿街走巷买卖的。总之，庙会的交易，是一项特殊的买卖。民国时期，中国的近代商业虽然有了相当的发展，然而，由于传统的影响，以及近代商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人们对庙会这种特殊的买卖依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时，北京的厂甸庙会一直很为繁盛。每年春节期间，从南新华街北口到东西琉璃厂并延伸到虎坊桥一带，售货鳞次栉比，叫卖声喧嚣震耳。据１９３０年的统计，参加厂甸庙会的商贩近１０００户，其中古玩玉器商贩３００余户，玩物类商贩２００余户，饮食类商贩１００余户，用品类商贩１００余户，其他商贩１００余户。
《北平庙会调查》一书曾对民国北平的庙会练摊状况作了详细的描述。庙会开会时，在香火香会春场等庙会中，则游人云集，间杂玩耍饮食杂货之小贩而已。在庙市、市集等庙会中，则商贾去集，摊贩四布，娱乐场所亦于隙地开幕，各种商业，其设摊情形，有如下述：
较大的商摊，特别是纺织服用等业之商摊，均有帐篷，一则以障阳光，免货物的变色，二则以供商人及购买者休止之用；三则以篷缀商招，表示此帐篷之下，即系一摊，而以招来顾客，帐幔多以蓝布或黄布为之，取其不透阳光。其形状有多种，一为方形或长方形，此式为简单，不过布幔一幅，用以横张空际而已。一为圆形，不作伞状，张于特制之伞架上。一为屋幕用，以数幅布帐，围蔽有右左后三方，上方一幔，中高而两侧低，作屋顶及雨溜之状。土地庙，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诸庙会庙内市场中，帐篷最多，不论商摊或娱乐杂耍场所，大抵有之。至庙外街沿之商摊以及东岳庙海王村公园与花布集，则帐篷甚少见。
帐篷之支持物，有依树木或墙壁，以钉系绳缚者，有特制木架竖石础上，可临时移动者，有特竖木柱，以系帐篷者。大抵土地庙帐篷，多缚于树身或墙角，白塔寺等处，则多特制木架或特竖木柱。
陈列商品之货台，大约分为四类，第一类即以地为台，将商品陈列或堆积地上，作一方形或长方形之摊，商人则蹲立摊旁。若商品并不粗笨，且惧泥土者，则于地上垫布或纸，不则并纸而无之，大抵庙外街沿摊贩，多如此陈列。其货品则为木器、家具、冶铸旧金属、旧杂玩、土石器、成衣、布鞋等等。第二类则以盛货箱及木板，垒架而成阶梯形之货台，上铺布垫陈列商品，货箱又可作商人坐位，大抵帽，袜，手套等有用及其他杂货，均如此陈列。第三类则以木橙及木板架成平台，上垫布陈货，作交易时看货议价之需。而于壁间则排列或悬列各种商品，如布匹，大成衣摊等便是如此。第四类则有特殊之木架及货箱，商品陈列架上或箱中，如珍玩，玉器，饰花，饰物等之陈列是。
商招之形制，亦有多种，一为以字画于由幔上，二为剪布作字缝布幔上，三为以铜牌或珐琅悬挂或陈列摊上。但庙会中商摊，规模甚小，有商招者不多耳。
……第届开会，各种商摊之分布，大抵有一定区域，一定地点可分。其重要者可分为下列十二区（一）布匹区或纺织品区，大抵在庙内正殿及其前后，为丝麻棉织品荟萃之地；（二）杂货区或服用区，大抵在庙宇各区之通道上，成衣则多在庙外；（三）饮食区，常在庙前大门后院；（四）木器家具冶铸区，常在庙前大院及庙门前对街沿地势旷处；（五）旧金属区，在庙外较远处街沿上；（六）古玩珠玉区，惟特定庙会中有之；（七）旧书区，惟特定庙会中有之；（八）玩具区，惟特定庙会中有之；（九）花木区，大抵在庙门两侧及对面街上；（十）鸟兽虫鱼区，大抵多在庙旁或庙前后，而鱼则多在花木区；（十一）杂耍区，常在各地隙地；（十二）穷汉市，常在远距离之处。《北平庙会调查》，北平民国学院民国２６年５月印行。
３．商业广告和招牌的西式化
民国商业气息比较浓厚，商人们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传播媒介宣传自己的商品，这使得当时的广告丰富多彩，很是繁荣。从民国报刊广告的内容看，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药品和戏剧电影广告。原因之一在于这两样东西人们最关心；之二在于广告收费比较便宜。
当时刊登广告最多的报纸是《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文汇报》，这几份报纸版面众多，多的达十版、十几版，大多数版面或左或右、或上或下都登有广告。
举例而言，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０《文汇报》共出１６版，每版都刊有商业广告。第一版全为中国福新烟公司的广告所占，其广告词曰：
外货侵凌，有类洪水；挽回利权，端赖同心；当前急务，甚于抢堤；四大名烟，中流砥柱；年塞漏厄，何止万千，国货之光，派克牌香烟，富丽堂皇、精美绝伦；金字塔香烟，烟中铁军，肖香隽永；嘉宝牌香烟，科学监制，香味和润；旗舰牌香烟，烟枝粗大，经久耐吸。
第二版上有北平药局广告，其词曰：“集中京药，首创第一”，“驰名京药，供奉内庭，太医审定，秘法合制；各科各门，应有尽有，安全灵验，用过皆知”。
第四版上只有两则广告，一则是上海永和公司“白雪”护肤膏广告，其广告词曰：“白雪自有其真实之保养肌肤价值，故历年来为数百万爱护肌肤之仕女所乐用”，“劣质霜膏浮于肤面，搽后肌肉即觉呆板，乃日后皮肤枯燥之预兆；白霜富有保养肌肤成份，搽后立感舒适，此即滋润皮肤之铁证”。另一则是金星自来水笔制造厂的广告，其广告词曰：“中华国货，文化先锋。金星牌，质料高贵，式样美观；爱国牌、构造精良、坚固耐用；国权牌，书写流利，定价低廉。”如此等等，仅看斯日的《文汇报》，便可知民国时期的工厂商家利用报刊媒体做广告已成风俗。
民国时期利用报刊大做广告这一商业宣传风俗的形成，其关键是时人对报业广告的重要性有了共识。“过去很多人不知广告为何物，以为自己产品好或者牌子老，抑或信用好，就一定惠而好我，何必再花钱做广告，做无谓之举，这实际上徒知保守，不事扩充，生意再好，也仅限于一地，而盈利因此有限。如若别人加紧竞争宣传，一夺顾客耳目，则有限之薄利，亦不保矣”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书店１９２２年２月版。
民国时期的店招也有明显的西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用霓虹灯作商业标志的情形。据时人记载，每届中秋佳节，上海的各糕铺饼店，纷纷制作月饼供应市场。由于同业之间的竞争激烈，糕饼铺中“竟有以电气灯盘作中秋月饼四字，高挂门首，以代市招者”。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颇有诱惑力，确实吸引了不少顾客。二是招牌用洋名、沙利文、白宫、爵禄、巴黎、安琪儿、安哥拉、卡尔登、阿耳岛等带洋味的店招各地纷纷出现；不少店招还使用了英文字母。
４．小贩货声习俗承古风
民国时期的行商小贩，在走村串户贩卖货物时，仍继承旧时的传统，利用响器声和吆喝声招徕顾客，俗称货志。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里的货声颇具特色，小贩的吆喝一般都有简单的曲调，顾客即使听不清他所吆喝的内容，但根据其约定俗成的曲调就能辨别卖的是什么货物；小贩的响器也大都按行业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方便顾客辨别。北京、天津一带卖小吃的小贩，吆喝花样颇多，常见的有“老豆腐、开锅！”“炸丸子，开锅！”“热的啰……大油炸鬼，芝麻酱来……烧饼”，“炸而筋……肉”，“哎嗨，小枣儿混糖的豌豆黄嘞！”如此等等。北京、天津一带小贩用于招徕顾客的响器，常见的有剃头的手里拿一把上宽下窄、形似镊子的响器，叫“头”，用铁棒拨拉发出“嗡嗡”三声；卖布的摇拨浪鼓；卖日用百货的用竹藤棍敲击葫芦瓢；卖瓦盆的用小木锤敲盆；卖油的敲梆子；卖吹糖人的敲一面大锣；卖糖的敲一面小锣；卖药的小贩和郎中摇“郎中铃”；磨刀人晃动五爿铜铁片；耍耗子的吹唢呐，如此等等，各种声音起伏彼起，演奏出中国城镇胡同里巷特有的交响曲。
民国时期各地城镇流行不辍的货卖声，以其转特的艺术魅力和乡土风彩引起文学家、美术家的关注如着名作家林语堂在《京华烟云》里曾写到：在北京“有街巷小贩各式各样唱歌般动听的叫卖声，串街串巷的理发匠的钢叉震动悦耳的响声，还有串街串巷到家收买旧货的清脆的打鼓声，卖冰镇酸梅汤的一双小铜盘子敲击声，每一种声音都节奏美妙”。民间的货卖声登上了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余钊：《北京旧事》，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３６～２４３页。
（第三节）民国汉族生活风俗
民国时期，生活风俗的变化和发展较之其他类型的风俗变化和发展更为活跃。可以说，民国风俗的革故鼎新正是从生活风俗开端的。这是因为，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首先肇起于最表面生活习尚的层次。进入民国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原经济侵略，随着近代物质文明的渗入，中国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激发了追求、模仿人类进步生活方式的心理，有意无意地用这种新的生活模式改造和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革”严昌洪：《西俗东渐记》，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２页。
一、服饰风俗
民国时期汉族社会生活风俗革故鼎新最直接、最迅速的外在反映，便是服饰式样的更新。而这种更新的主要标志就是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男服易式和女服趋新。
１．男子剪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