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商品的日益大量输入，以及适应侵略者的需要，在中国兴办了各种经济文化实体。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强烈刺激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年，作为工商业中心的近代城市，在沿海、沿江的许多省份先后兴起。在各大城市里，纷纷增设戏园、公园、游乐场等娱乐场所，高楼大厦多配有花园、亭池、电灯、自来水，室内陈设也高雅华贵，富丽堂皇；在各大商店里，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生活消费品充斥市场，诱惑着人们的感官，刺激着人们的购买欲望。竞相使用高档物品和穿戴外国货成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时髦。“一饭之资费百圆，招花侑客醉当筵。昔人到底寒酸甚，日食区区止万钱”。《京华百二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第１３４页。为讲排场、摆阔气，甚至可以不顾温饱，“痴，浪子，何所思，雪茄一支，眼镜是金丝，装束件件入时，晚餐无米尤未知”。《宝塔诗》，《沪谚外编》（上），第三产业７页。有些民谣说得更明白：“身上着得披披，家中没有夜饭米”。“身上全，家中全臭”。录者注：“正惟着，则家中乏米；亦正惟乏米，则身上愈不得不着，此足以状上海之生计，此足以状上海之社会”。姚公鹤：《上海小史》，《小说月报》七卷十号。其结果，必然是“外面架子摆足，里面无米烧粥，妻子大喊小哭”。《大败落谣》，《沪谚外编》（下），第８０页。毫无疑问，这些现象都是对两千年来封建统治的黜奢崇俭思想和风俗的反动，同时，也导致奢靡、攀比、放浪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进入民国以后，这种奢华的风气更加强盛。“宣统辛亥以还，政体改革，风俗亦因以移易，奢侈日甚，不知所届”。徐珂：《可言》卷十三。辛亥革命爆发以前，社会经济本已极端凋敝。革命的爆发，开始时对各地商业亦有所影响，但奢侈之风并未收敛。当时某报记者谈他对各大城市的观感说：“光复之后，尝驱车至我国通都大邑，如武汉、如南京，上海、如天津、北京，意以为当兹风雨飘摇之际，我国民宜如何减衣缩食，尝胆卧薪，以维系一发千钧之民国，乃入其境，观其风，而饮酒挟妓自若也，观剧豪赌自若也，变本加厉，有加无已”。《消费与储蓄》，《大公报》，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４日（四）。尤其是在那些国民党新贵当中，这种奢侈放荡的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官僚也，议员也，政客也，元勋伟人也，以及办学务办公益之绅若董也，惟旧孳孳，莫不以攫取宝钱为首策。目的达，腰缠富，取精既多，用物斯宏，溺情于声色赌博者无论矣；既宫室车马服用筵宴之类，亦突过而不以为泰，精神上无一事堪与欧美仿佛，惟用度之奢侈骎骎乎将凌欧而轶美。”《大公报》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８日。
上行下效，民国奢侈的社会风尚亦渗入民间，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展示。对此，时人写文章分析“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的原因时，作了详尽的描述：
“从前吸两管旱烟，每日不过用了数文至十文而止，且皆老年人借此为疏肝平气之用，年轻者便不敢吸。今上海吸的纸烟，雪茄每枝要费数文，数十文，数百文，而且非绿锡包、美人牌还不愿吸。
从前鸦片烟每两不过三、四百文，人人都晓得鸦片之害，废时失业，虽老年有病之人，亦不敢多吸。今上海广诚信的鸦片烟，贵至每两需洋五、六元，无老无小，无男无女，多要吸鸦片，还说非广诚信的不过瘾。
从前婚丧两事，都是称家之有无，不过尽其礼而已。今上海一味奢华，虽中人之家，凡遇婚嫁丧葬，无不极意铺张。商界中人，尤事装阔。
从前衣服暗分等级，非真贵家豪族，鲜有通身裘帛者。今上海龟奴鸨子无不以裘帛为常服，而一般学生更非舶来品不御。
从前男子鞋袜，多半制自妇人，即从店家所购，每双不过六、七百文。今上海妇女之鞋且须买穿，而西装少年购皮鞋一双，非化六、七元不办”。虎痴：《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申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９日（九）。
上面的分析表明，民国奢靡风习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日常消费方面，反映了人们的消费观较之以往有了明显变化。当然，这也是人们生活所依赖的物质本身的质量、档次有了很大提高的结果。
奢风之盛行，又导致了社会上各类消费性行业的发展。北京“国变后，茶社酒馆林立，娱乐场所的增加，都是风俗奢靡的表现”。《首都乡土研究·风尚》。上海“自宣统、辛亥以还”，“旅馆游戏场舞台遂应而起，日有增益，务以导淫侈败闲检为事”。徐珂：《可言》卷十。鸦片、赌博、妓女等社会弊端在革命后难以谫除，也与这一风气的影响有关。
虽然尚奢之风对于动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打破小农生产方式，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效果，但对民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注入了浓烈的腐蚀剂。当时某报记者曾委婉地指出：“当兹风雨飘摇之际，我国民宜如何减衣缩食，尝胆卧薪，以维系一发千钧之民国”。《大公报》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４日。奢侈放荡之风，无疑有害于国计民生。
纵观民国的奢侈消费风俗，明显展露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尚虚礼，讲排场。在侈靡世风中人们往往相互攀比，显示排场。尤其是那些富商大贾，云集麟从，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而一些下层庶户或左支右绌，或微有积余，也是鲜履华衣，打肿脸充胖子。二是趋时，在消费世风变迁中，民国时人渐渐养成了追逐新奇趋时的享乐风习。一有时髦东西出现，人们即群相效尤风靡一时，其时中外荟萃八面来风，新奇叠出，于是时尚的周期也大大缩短了。三是病态消费。民国各都市的烟赌娼等病态消费，也如雨后毒菇般地滋生起来。烟馆随处可见；赌馆也林立于街巷庙场，赌式纷杂，喧闹不息；秦楼楚馆麇集于曲巷幽道，临风悬牌，驰目可见。
奢侈与崇洋这两种的倾向是有联系的。洋货的大量输入，是造成服用尚奢的一大原因。西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奢侈品，为人们的争奇斗艳，好强比胜提供了便利。新奇而质优的舶来货和仿洋制品往往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出风头的物件荣光的标志。
必须指出，民国既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广大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下，又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恶习的清除，良俗的倡导是这一时代风俗发展的总趋势。因此，民国风俗并非一味地奢侈，有的地区的一些民俗事象也有日趋简略之变化。如民国，山东《东平县志》载：“在清末叶，婚丧宴会，多务侈靡，相沿成习，自时代改革，百物昂贵，生活程度日高，农村有破产之虞，故人之趋向一变，遇有婚丧等事，仅以成礼而止，虽饶有资产者，亦不似以往昔之铺张，贫者效之，日趋简略。遇婚事，只取新妇能宜室家，丧事只求逝者得穸。俭朴之风于斯可见”。这种现象表明民国风俗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３．重商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国一直以农业发达着称于世。发达的农业经济使中华民族产生了一种坚厚的重农思想。早在三代时期，殷墟卜辞中的“王其萑耤”、“王往萑耤”，就表明了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战国时代，法家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等耕战理论，更进一步确立了农业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地位。此后，统治者换了一朝又一朝，但重农的国策一直没有改变。相反，正统教化伦理对商人则是执贬低和贱视态度的。一方面，认为商人“不劳而食”，“与民争利”，“唯利是图”，“重利轻义”，“无商不奸”，因此是道德低下的；另一方面，将商人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认为商业的过度发展会妨害农本，并会造成财富集中，争强斗富，危害社会的安定。更有甚者，还认为从商者是下九流，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人们谁都不愿意从商，即使成为买卖人，也倍感地位低下，愧对祖宗。由于这些原因，在封建时代中国便逐渐形成了一种轻商抑商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
到了清末，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如马建忠、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一而再而三地发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呼声。当时新闻媒体对此也大造舆论：“商国富强之始基而国与民命脉之所系也”。《申报》１９０１年６月１９日。“欲国之富，惟赖于经商，而欲经商之有效，必使人人有营业思想。”《申报》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１６日。“商人者，民之命脉而国之血气也。血气衰则国病，命脉绝则民死，此理甚明。”到民国建立前三、四年，重商之风愈发普及，商人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商人在现世界为最要之人物，国家之富强视此为转移。”《申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６日。“资本家者，国家至富之要素也，一国之资本家多，则农工商业可以振兴而国富；一国之资本家少，则农工商业不易发达而国贫。”《申报》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０日。在重商风气的薰染下，中国官方、民间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但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上，处于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下，这些商贸活动只能萎缩于局部地区，其声势和影响还不足以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意识、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
辛亥革命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注重经济利益和实际效果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和习俗进行了坚决的荡涤。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特设实业部，并拟定了《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取消前清规定原种种注册费用。商人呈办厂矿企业，“只要资本实业”，“于民生主义、国计前途，大有裨益”的，政府即予以批准，“力为保护”。开办企业的种种限制的取消，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自由。湖北、上海、杭州、广州、福建等地政府都曾宣布废除厘金、苛税，积极弘扬实业建设。湖北起义军还曾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颁布公告，明确规定：“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汉口中西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这个公告出现于历史跨入民国前夕，但它以铿锵简洁的文字昭示了南京临时政府发展民国商业的决心。
在政府大力提倡和强力推行工商业的同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积极行动起来，为发展工商业奔走呼号，推波助澜。武昌起义后，还在由美归途中的孙中山就宣称：“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和辞职以后，更积极倡导工商业，号召“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合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推广全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０页。另外，政府将支持商业与保护国货的销售畅通结合起来，组织“国货维持会”，“维持土货会”等团体，大力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一时间“提倡国货，挽回权利之说，洋洋溢溢万口同声。”致远：《武汉机织业之勃兴》，《中华实业界》第八期。当时人多以购国货为荣，买洋货为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不少国货工厂“生意发达，日不暇给”，许多企业绝外逢生。如创办于１９０５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辛亥革命前因销行不畅，资本亏蚀颇多。“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仅爪哇一地月销飞马１０００箱左右，１９１２年获利４万余，１９１３年获利增至１０万元，１９１４年为１６万元。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南洋兄弟第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页。
在这种发展工商业的大气候下，大中城市皆出现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那些从乡村和小市镇源源涌入大都市的居民们，无论原来是商贾贩夫，还是士宦乡绅，乃至农工妇道，皆步入商界；有钱者自开店铺，无资者受雇于商家，导致商业的骤兴。民国时期的都市中，中国人办的各种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专门经营进口洋货的洋广货店、洋布店、五金店、西药店等，有专门经营出口生意的丝栈、茶栈及各种百货商栈，有钱庄、银号及米店、布店，有种类繁多的服务、娱乐性行业，如交通运输业、搬运业、茶馆、酒楼、客栈、戏馆、烟馆、赌馆、妓馆等。许多人离乡背井，来到繁华的都市，目的就是寻找从商谋生的职业，特别是在江、浙、闽、粤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士庶男女纷纷弃学弃农，援亲托友，流入都市，争相商务的风尚。
民国商人社会地位超过农、工，已与士并列。从商既可出名，又能获利，尤其是形式多样的商业广告的出现，更使商人的名声超越本行业，而传入千家万户。商品广告之多寡其实可视为其时其地商业是否发达，人们从商的热情是否高涨的标志。民国报纸广告数量极多，《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是刊登广告最多的几家报纸，为了引人注目，他们还往往把重要的广告置于头版头条，这是今天的报纸广告所少有的。其他的还有电影广告、广播广告、霓虹灯光广告、招贴广告、路牌广告及气球广告等等，形式五花八门，内容不一，繁盛丰富。
人们对工商业趋之若骛的同时，又产生了“重商轻农”的心理和意识，对农业则用心不专，得过且过。因商误农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大面积出现，严重阻滞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记载：全国“产茶各地，无一处认真讲求，尤以江西之义宁州为甚。茶种荒芜，皆是六、七十年老树，从无新种，而于犁土、耘草、下股、取暧四者，经年不理，任其自生自灭，以至收成锐减，价格陡低，年来亏折之钜，以此路为最”。《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６７０页。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基本国策，民国时期却受到轻微的震撼。其结果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竟解决不了民众的吃饭问题，开始进口洋米洋面。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势力迅速崛起，拜金主义开始蔓延。“金钱无时人耻笑，金钱有时人赞赏”，《台山歌谣集》，中山大学１９２９年版。“有钱长八辈，无金灰孙孙”。《天桥》，新华出版社。金钱取代了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和尺度。“三两银子一只虎，五两银子一条龙，两手空空一条虫”。《天桥》，新华出版社。金钱以其独有的魔力，控制着整个社会。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金钱占有者——新兴商人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许多歌谣都有“阿爷出门寻万金，养我大大小小一家人”《沪谚外编》（上）。的描写。受金钱势力的诱惑，人们的婚姻择偶标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有女莫嫁读书君，自己闩门自己困；有女莫嫁耕田人，满脚牛屎满头尖；有女快嫁金山客，一上船时银成百”。《陕西谣谚初集》，陕西教育厅１９３５年４月。这首择婿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农本思想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仕途观念的瓦解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