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部关注情爱的作品，当然就更谈不上“非常”了。倘若还非得与“非常”挂钩的话，可能叫《非常思想》，或许更为准确一些。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多情而敏感。进入北方大学后，他对知识和学问充满了渴求，他用布满了血丝的双眼寻找着真理和良知，翻遍各种书籍去寻找一个答案：人有灵魂吗？人之前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又去了哪里？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被誉为是中国的良心、中国思想界的先锋的大学里充斥着狭隘和平庸，并没有对这一善于思考的学子报以应有的回答，这就使张维感到彻底的失望。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先后丧父丧母、丧师丧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自杀过三次，两度退学。这个一直追寻生存的尊严、意义和价值的青年，一直把痛苦当成一切大成者青年时期的炼狱和一切有为者必经之路。“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探索真理，就是要在这个欲望横行、物质先行的时代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就是要放下个人的私利而还天下以公心，就是要打破中国人以宁静为核心的人生哲学，要建立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悲剧哲学。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只有悲剧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能震撼人。”面对物欲膨胀的物质化时代，他实际上在寻觅一种符合人性的精神生活方式，寻觅的过程是痛苦的、无奈的，也是充满了矛盾和困惑的。作品中对朱四维、易敏之、张维这三代人的描写，再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对价值和尊严的探求过程，也是作家对人生应当如何度过这样一个宏大问题进行深挚思考的过程。
小说中确实有相关情爱的描写，但描写情爱的目的是呈现一个思想者对人生要义的理解。主人公先后与七个女性之间有感情纠葛。张维对大学时的女朋友吴亚子可以说是情深意切，甚至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可是，他发现他们的人生目标与生活理想是那样地格格不入，他们因此而陷入痛苦并最终分离，初恋的失败使他产生了“爱情是毒药”的想法。当他终于从死亡中复活后，却又陷入另一场师生恋中。穆洁是有夫之妇，年龄还比他大好多。他从他的导师易敏之和林霞的婚恋中得出结论，认为年龄差距不是爱情的障碍，以为她是他的红颜知己，是最能理解他的。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年长的老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回到了世俗世界中，张维又一次疯了。在此期间，他还和李娜、柳春泥、巫丽、卢小月等几个女子有过情感关系，甚至有身体接触，在灵魂与肉体、精神与欲望的矛盾冲撞中，他饱尝了爱的酸甜苦辣。最后，在灵魂恢复平静后，他才悟出人生的真谛：过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在经历了与情魔、病魔、功名之鬼、自我之妖以及死亡之神的搏击之后，平静也就意味着低头和认同。情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作者写情爱的目的指向人生。对于问题的关注，使得徐兆寿对小说的其他方面往往难以顾及，所以他的作品包括以前的《非常日记》、《生于1980》总是理性的成分多了一些。敏于观察、善于思考的作家，总想把自己对社会、对现实和对人生的感悟及时地表述出来，但这些没有经过沉淀和过滤的生活和想法，就显得过于直白。不能不承认，最能体现一个作家把握现实生活能力的是他个人化的体验，而不是诸如熟悉生活之类的其他。从创作的意义上说，独特的体验是最具文学可能性的，作家对现实生活、对人的生存状态有了新鲜的体验，才可能产生独创性的小说。如何将现实与体验、生活和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是所有作家都应当充分重视的。
《所谓教授》：知识精英的失落
在《所谓教授》之前，已经有两部小说用“所谓”做题目了，一部是皮皮的《所谓先生》，另一部是王家达的《所谓作家）。显然这里的“所谓”，并不是一个不褒也不贬的中性词，而是含有怀疑和质询的意思，其所蕴含的具有深长意味的不屑与讥刺，只有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和分析才会一目了然。
在这个价值多元、共生共存，处于无名状态的时代，精神上的蜕变是知识分子转型的主要内容。他们遭遇世俗化的社会现实之后，原来道德精英、知识精英的角色意识淡化。本来，学术是一种制度，一种公器，一种在当下市场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文化精神，但在一个流行消费的社会中，它已悄悄地被知识分子改写成了获取名利的资本，成为一种可以进行利益换算的专业和技术。萧伯纳曾经说过：“人生有两种悲剧，其一为欲望难遂，另一为欲望得遂。”在一个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欲望横流的时代，大学校园里的一部分教授们，再也无法固守原有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清贫，而坠入滚滚红尘之中，像白明华、李红裕、朱校长之流，彻底放弃了崇高与理想，他们是欲望得遂者；而像刘安定、宋义仁、何秋思之辈，也不得不背离原来的生活轨道，对已有的生活态度做出些许调整。似乎整所大学里做学问与办公司同行，教学与招揽生意同步，灵魂的工程师无暇顾及灵魂的塑造，知识的宠儿最知道如何利用知识来获取美色和金钱……貌似平静的校园，满蕴着机谋、冒险、背叛、欲望、信誉、价值等现代主题。往日被视为纯洁之地的大学校园，无法超脱于经济大潮和欲望洪流之外。大学之墙并不能隔绝社会思潮的渗透和时代风尚的侵袭，教授已不再只是知识的化身、道德的标杆和良知的象征。大学，再也不是简单的受教育、做学问、搞科研的神圣场所，而成为一个名利场。
刘安定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贫寒，通过个人努力而留校工作，对自己的专业始终是热爱的，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积极上进、刻苦钻研的他，在遗传育种、动物免疫预防等方面颇有建树，在农大与西台县合作的综合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白明华、赵全志那些腐化堕落者充满疑问和抵触情绪，并没有完全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与何秋思的婚外恋情和他无意间陷入学术腐败的泥淖，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原因，在时代的旋风中，他就像一个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陀螺，在旋转中迷蒙，在迷蒙中旋转。小说通过他的家庭生活、婚外恋情、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一系列人生大事来凸现其内在的精神品质，完成一个矛盾性人物的塑造过程。而作为这一形象的对比性人物白明华，则完全是一个无赖和市侩。这既表现在他与朱校长、赵全志、王德礼等官员的关系中，也表现在他与悦悦、飘飘、小吴等女性的关系中。而他对同事何秋思和李红裕的妻子的丑态，把这个徒有虚名的教授的无耻和无行，表现得淋漓尽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传统在他身上已荡然无存，权力、金钱和情爱成为他所追逐的生活目标。作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写，试图呈现出时代巨变中知识分子的人性变异及其心理特征。作家并不是借叙写所谓教授们的丑行来否定整个教师队伍的荣光，而是在对社会、时代的观察中，对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追问和探索。尽管小说的叙述笔触并不沉重，但到故事行将结束时，我们还是感受到了深刻的痛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英意识，在这里已经丧失殆尽。这些曾经风光过的高级知识分子彻底被现实打败，在拥有权力美色的同时，他们同样苦闷、忧郁甚至茫然。《所谓教授》与《围城》、《桃李》等同题材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以讽刺、调侃见长，而是侧重对人物蜕变的过程进行不动声色的细致描绘。
与注重心理图像的尔雅和关注问题的徐兆寿不同，史生荣更偏爱生活实感的再现，由于对身边生活的谙熟，他的作品总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是他的作品长处所在，也是短处所在。过分地依赖于生活实感，而缺乏一种艺术的提升空间，就使作品的艺术张力和潜在韵味受到影响。未能处理好艺术的实与虚的关系，致使作品给人以实景有余，想象不足之感。
三位作家都是高校教师，尽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尽一致，但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高等学校的校园和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教师和学生。在一个思想动荡的社会转型期，这块曾经被视为是象牙之塔的圣洁之地里，不免会发生一些转换和蜕变，三位作家正是聚焦高校的时代生活，表现高校生活中的形形色色。也许，对于复杂而又多变的高校生活来说，这种艺术的呈示仅仅是局限在某些方面，但我们却不难从中看出作家深深的忧思之情。他们的长篇小说或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然而他们凭借自己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艺术直觉，较为真实地表现处在转换时期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心理矛盾和精神困境，并促使读者去思考道德观念、精神追求、人生目的等一系列困扰知识分子心灵的问题，这就显示了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从这一层意义看，这三部长篇小说在甘肃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就具有独到的价值。
（作者：西北师大西北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