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家达长篇小说《所谓作家》
梁胜明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帧文坛百态图和一轴社会众生相；
这是社会转型年代的一部国人心灵史和一幅西部风情画。
曾以中篇小说《清粼粼的黄河水》和长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蜚声全国文坛，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的甘肃作家王家达，世纪初又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力作《所谓作家》。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在他60多年生活经历和40多年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遵循按照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客观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化原则，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西部高原古城一群作家艺术家的生活状况，揭露和批判了文艺界蜕化和堕落的现象。并通过他们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反映了当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及社会心理。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时期。一方面由于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的实行，像神奇的精灵施展了魔法似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这是主要的进步的发展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多种消极因素的交织。也使一些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这虽是前进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次要方面的问题，但也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作者力图在对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全面观察、深刻分析和生动描写的基础上，着重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人心灵变化的轨迹，深刻揭露和强烈批判社会上的一切阴暗、腐败和消极、丑恶现象，特别是揭示了腐败官员、奸诈商人、无行文人、无耻女人彼此勾结、相互依傍，权、钱、文、色彼此交易、相互利用的情况。作品通过狂躁中的作家胡然之口，揭示了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没良心——走进情场、官场、生意场、名利场乃至一切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吃香喝辣、拥红抱绿等极乐世界的通行证。”作品还认真探测社会机理和世道人心上的病灶，通过工人老崔之口说出了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不良心态：“和许许多多的官员们接触，大家谈的全是县级副县级、地级副地级、一年一大步、三年上个大台阶。如何投机钻营，如何摆平各种关系，全无一句人话。和一些知识精英接触，大家关心的又是正高副高、会长理事、优秀专家、特殊津贴，如何取巧，如何成名，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活力。”至于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穷疯了，输怕了，眼里只有钱，心里也失去了良知。作家像当年鲁迅先生那样，又一次提出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发出了医治的警示和疗救的呼唤，期盼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步进行和协调发展。
《所谓作家》在深刻揭露和批判阴暗、丑恶现象的同时，更满腔热情地表现和讴歌了生活中的亮色和希望。除了出身贫苦，“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对下层人民怀有同情之心的省委书记，以及热情耐心地接待工人老崔上访，并认真负责地审阅申诉材料、批示对违法者严惩不贷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和领导人之外，作家以按照生活应有面貌反映现实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满腔热情地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工人老崔和农妇田珍的典型形象，表现了世上自有正气存，人间自有真情在，他们像璀璨的明星和皎洁的新月一样，给人们以思想的启迪和感情的抚慰。
顶天立地的工人老崔，这是革命导师恩格斯要求革命作家所歌颂的那种“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无产者”的典型形象。他是真正的西部汉子，民族脊梁、国家主人。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对社会上的阴暗腐败现象观察最透彻，认识最深刻，对邪恶势力不抱任何幻想，坚决斗争到底。当不法私营企业老板马福录的黄河大酒店开张，请古城四大班子及各厅、局、部、委领导前来助兴时，他为了对马福录不请他们变电所的势利眼进行报复，也为了对官商勾结共同吃国家这块肥肉的腐败行为表示反对，巧妙地制造了断电事件，使各级政要有气不敢出。当东湖派出所叫他十六岁的中学生外甥去做证人，被心黑手辣的哈警长活活打死后，更表现了他不怕威胁利诱，坚决彻底的斗争精神。他的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决心和打死证人的警察见个高低，找遍了全市的大小领导，告遍了古城的公检法司。他打着一条“警察杀人无罪，小民沉冤到底”的横幅。把小外甥泪痕斑斑的血衣血裤展示在街头，拿着一只小喇叭向路人控诉警察的罪行，并在血衣旁放着一个签名簿征集签名，寻求支持。他这样做也不光是为了报私仇，替外甥伸冤，也是想替老百姓出口气，为大家讨回一点公道——杀人偿命，理所当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他们为什么敢这样横行无忌？还不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怕事了？”决心“豁出这一百多斤不要了，无非是再搭进一条命”。“舍得一身臭，敢和公家斗”。这里的“公家”不仅指无辜杀人的警察，也指一切鱼肉百姓的腐败分子。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在同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腐败分子作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它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所表现出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面对犯罪人单位的威胁利诱他软硬不吃，表现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操守。给解决一个人的工作问题，给补偿一大套房子，虽是他和他姐家急需的，但他统统都不要。对流氓殴打、对制造车祸，他均以自己平时练就的轻硬气功或打弯铁棒，吓跑流氓，或跳上车顶，躲过灾祸。请他吃饭唱歌、小姐作陪，他除了发泄憋闷在心中的烦躁和愤懑之外，酒醉昏沉中依然头脑清醒，坐怀不乱，心里骂一声“卑鄙”，给小姐扔下一百元钱，愤然走出歌厅。他闯进戒备森严的两会所在地拦车告状，促使省委书记做出了依法严惩的批示，迫使古城中级法院判处哈警长无期徒刑，公安局又提出给死者家属赔偿精神损失费十万元。但老崔依然不买账。他向省高院递交了上诉状，向最高人民法院寄去了申诉材料，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公道，要求判处哈警长死刑。当胡然劝他适可而止时，他瞪着眼说：“世道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们这些软骨头弄的。”“要都像我老崔，有点使劲，有点浑气，敢把头往墙上撞，撞的人多了，说不定墙也就倒了。”后面这几句话同当年鲁迅先生“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多了。也就成了路”的名言，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折腾了一年多，倾家荡产，三上北京，最后一次终于感动了上帝。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人在他的申诉材料上批示“严惩不贷”。省高院将案子发回重审，古城中级法院判处哈警长死刑。哈警长死后，老崔却到坟上祭奠：“警察同志，我如果不让你上西天，我外甥的悲剧还会重演，更多的人还会死在你们的皮带之下。只好委屈你了。”当胡然因写杂文批评了公安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而被东湖派出所和双林沟治安室告上法庭时，在那万人瞩目，有人看笑话、有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老崔毅然站了出来，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劝胡然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准备把官司长期打下去。当律师嫌胡然给的钱少改做原告的代理人时，老崔自告奋勇充满信心地充当胡然的法律代理人，并陪胡然跑遍城乡到处取证，还抢着付车费、饭钱和住宿费。当郑法官打来电话劝胡然赶快想办法和解时，老崔认为和解就等于向恶人低头，输也要输得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当胡然因心力交瘁又输了官司而住进医院时，又是老崔把自己多年积攒的准备买房的钱全拿出来为他交了住院费。老崔啊老崔，这真是个无私无畏、无欲无邪，有识有胆、有情有义，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敢喜敢怒、敢作敢为的大写的“人”呀，在他身上表现出阳刚豪放、崇高壮伟的人性美和人格美，在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画廊里，我还没有看到过如此血肉丰满的工人形象。
冰清玉洁的纯情农妇田珍是作家着力塑造的又一理想人物，他是世界东方女性，中国西部女性的典型形象。虽年轻漂亮，质朴清纯，却家境贫寒，命运多蹇。高中没有毕业就出嫁了，当矿工的丈夫在一次塌方事故中被压死了，留下一个不满四岁的儿子，还有年迈的婆婆。勤劳善良的田珍，为了不使孩子受委屈，婆婆受孤苦，三口人相依命，靠耕种几亩责任田艰难度日。她性情开朗，活泼大方，热爱生活，爱好文艺，自从和作家胡然邂逅相遇，作了一夜露水夫妻以后，就坚贞不渝、执着如痴地爱着胡然，“有了那一夜，心里就放不下别人了。”尽管胡然认为他们之间差距太大，不愿和她继续交往，但她不仅不抱怨胡然，反而理解他的难处。八月十五的夜晚，她准备了各种瓜果，做好了千层月饼，对着一轮圆月寄托情思。祝愿胡然保重身体，不要把名利看得比雪山还高，千万不要为挣稿费熬夜，人才是最重要的。在胡然贫病交加孤独绝望的时候，他曾经极力捧红的沈萍、杨小霞等都远离了他，只有被她疏远了的田珍，却出现在他的病床前。她提着自己亲手做的布鞋、食品和从自家树上摘的水果来看他，并欢迎他出院后到她家去疗养。她深情地说；“娃儿已经上了小学，婆婆死了，院子空着。一年四季炕都烧得热热和和的。农村的空气又是那样新鲜，最适宜养病了。圈里的猪壮羊肥，满院子鸡娃跑，想吃了宰一只。每天早晨四个荷包蛋，中午是羊肉臊子面，晚上西红柿面片子，不出半年，你就胖了。我一心一意照料你，变着法儿伺候你。”感动得胡然连连在心里说：“去的，去的，我一定要去的。哪怕是埋在乡间的荒野里，——那里的土干净些。无论如何也不能埋在这名利场里啊！”这是多么淳朴善良，温柔多情的女性形象呀，在她身上表现出情深意切、坚贞执着的人情美和爱情美。在西部文学画廊里，她比张贤良笔下的马樱花更动人。
工农群众永远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或间接的创造者，永远是革命、建设、改革的主力军，永远应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中，工农群众却成了所谓“弱势群体”，而那些所谓大款、大腕、小姐、小蜜却成了当红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王家达以满腔热情塑造和歌颂工人农民形象，当做医治知识分子心理疾患的良药，并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希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所谓作家》不仅以巨大的思想容量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我国上世纪80年代社会状况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通过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反映出时代生活的某些重要特征，而且以巨大的艺术力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典型化创作原则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的成功范例，在典型创造、结构安排、描写技巧、语言运用等方面积累和创造了宝贵经验。
首先，在典型创造方面，作家在严守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对现实生活进行集中、概括、加工、提炼，并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虚构力，创造出了高于现实的典型人物和事件。高尔基谈典型创造时说：“文学家如果能从二十八……五十个，不，几百个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之中，抽取出最特质的阶级的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民风等——拿来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工人身上，那么，文学家就可以借着这样的手法，创造出典型来。”鲁迅在讲到自己创作时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主。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王家达正是用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和“采取一端、加以改造”的办法，创造了典型的人物和事件，他所塑造的那些“所谓作家”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在他们身上有文艺界许多人的影子，但又不能说某某就是某某人。这些典型人物既有普遍共性，又有独特个性，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书中所描写的许多类似事件，如《中国诗歌的新曙光》挨批，警察打死证人受严惩等等，也都是社会上曾经发生过的，但具体情节和处理结果又不完全一样，典型化了的事件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其次，在结构安排方面，由于本书的主旨是反映文坛百态和社会万象，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事件，因而采用了串点式和辐射式相结合的结构方式，以本土作家胡然为贯穿人物，以胡然和他的同事们的编辑和创作活动为贯穿线索，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对文坛百态和社会万象的描写。全书以胡然和田珍的露水之恋开头，又以胡然临终前田珍前来探视结尾，中间像串糖葫芦似的贯穿起种种人物事件，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过渡联结，自然顺畅。同时运用了古典小说章回体的传统形式，又有发展变化和创新，回目既有对偶句，又有散行式。这样的结构既灵活机动又严谨完整，使复杂的内容紧密地联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此外，在描写技巧方面，作者对人物、事件和环境的描写和刻画都很具体生动，特别是能够把广阔的社会万象描绘和精微的生活细节刻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人物外貌、心理和语言、行动的描写更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境地。如胡然与田珍萍水相逢时，对田珍的俏丽妩媚以及眉梢和眼神中透出淡淡忧伤和哀怨的外貌描写，通过沈萍日记对沈萍阴暗势利和忘恩负义的心理描写，对老崔在喊冤告状过程中敢说敢于的语言行动描写，都是非常出色的。还有茅永亮出访法国被吉卜赛女郎偷钱后，大骂“资本主义，我日你妈”！看了黄色画报后又说“日他妈，老子白活了”！胡然误闯双林沟招待所，看见肖副市长豪华气派地玩女人，心里说：“日他妈，难怪人们要当官哩！”这些细节和心理描写，不能不使人拍案叫绝。还要说的是，《所谓作家》虽然也写了一些性行为，但写得却很文明和巧妙，不带脏字和丑话，彷佛在探查山形地貌，游览自然美景，使人看了不觉得恶心和肉麻。
最后，在语言运用方面，王家达的语言，没有书卷气也无陈腐感，清新质朴，生动活泼，精炼优美，通畅流利。方言经过加工提炼，人物语言富有个性，特别是它用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语言，对腐败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批判，圆熟洒脱，深沉巧妙，机智灵活，显示了雄厚的功力。
（作者：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