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金城
近几年来，甘肃长篇小说的创作势头强劲。我自己阅读并留下较深影响的有《所谓作家》、《非常日记》、《非常爱情》、《蝶乱》、《身体补丁》、《猎原》、《绝路》、《雪葬》、《所谓教授》、《黑骚》、《人生八卦》、《渭水悠悠》、《一号会议室》、《一号调查组》、《出击》、《黄蜡烛》、《黑色命运》、《塌陷》、《风雪夹边沟》、《凤凰山祭》等等，大约30部左右。总的感觉，数量在明显增加，质量也在提高。但是，兴盛与缺失，繁荣与平庸，多产与浮躁并存。
这些印象较深的作品，我把它们大致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所谓作家》、《所谓教授》、《大漠祭》、《猎原》、《雪葬》、《绝路》，包括《一号会议室》、《一号调查组》、《人生八卦》等。这类作品，用较为传统的方法，描写现实社会人生，其中的出色之作体现出作者对当代生活，现实世界新的感悟和理解，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比较适应传统的阅读习惯。再一类是《蝶乱》、《身体补丁》、《黑骚》等。有意在方法上突破，在构思方式、叙事方法、小说修辞等方面，有明确的追求，一改过去的面孔，很有创意。还有一类如《非常日记》、《风雪夹边沟》等，在创作题材方面有所突破，体现出青年作家的锐气。
在第一类作品中，《所谓作家》给我的印象是“传统”。但传统未必不好。它也可以说是艺术上的成熟。其实看似手法传统的作者王家达的意识很新。比如，他身处“作家”营垒而敢于用“所谓”这种讥讽的口气和目光“反戈一击”就很不传统，这需要自省意识和直面人生的勇气。我不知道《所谓教授》是否受此影响，但在甘肃，出现了两部冠以“所谓”字眼来审视令人尊敬和羡慕的作家、教授的作品，就有反传统的意味。意识开放而超前。我曾以为用“所谓”什么来命名长篇小说或许并不很好，有些直露。但在当今这个所谓众声喧哗的语境中，在洋名、怪名层出不穷之际，这反倒显得别出心裁，这是在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利进行新的命名。作品问世后热烈的反响证明了作家的机智。小说展示作家队伍的内幕而没有成为黑幕小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具备了一种对描写对象远距离凝视的意识，在讥讽的激情背后有深切的沉思。也许，他写的人物及其命运有文艺界具体的“哥儿们姐儿们”的影子。
但仿佛又是不知什么地方“哥儿们姐儿们”真实人生写照，因而获得普遍意义。自称“糊涂人”的作者，清醒地用一支不会撒谎的笔“兴之所至，随心所欲，只问真实，惟求新鲜”融进了包括自己作为作家的人生体验，超越了题材和地域的局限。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体验，对描写对象的距离意识，对自己熟悉的手法的圆熟的运用和艺术信念的坚守，这或许是《所谓作家》成功的原因。
《猎原》虽然在思想容量与艺术架构之间有距离，故事性的弱化和对细腻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也就是说在作者艺术追求与实际的艺术结果之间存在着差距。但是，《猎原》是一部特殊的“生态小说”，它创造性地正面描写和思索着人置身其间的自然生物链的问题。《猎原》有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学诗意的追求，有由百姓的日常生活构成的历史．有将自然生态意识与人类命运意识相融合的思想，有天、地、人及其关系的展示。作品要展示特定世界的原态和生命的本能状态。其“画幅”并不大，然而作者的视觉却是广阔的，视点是高远的，它展示的是宇宙间同类与不同类的生灵之间的生存状态。《猎原》写“天”，这天是“天道”，也是自然，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猎原》写“地”，这地是人赖以生存的大地和具体环境，是猎场，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猎原》写人，这是一群世代靠狩猎为生的西部普通人，一群处于电子时代却仍然以落后的狩猎方式生活的人们，一些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们，一些不可能“诗意地栖居”的地球人。这些人中，有一些是被自然法则惩罚而逐渐醒悟的人（孟八爷作为最后的猎人的醒悟与忏悔带有特殊的悲剧色彩），有一些则是始终不能醒悟的人，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加剧着人与自然的冲突，上演着人间悲剧。其结果，人并未真正征服自然，人破坏了自己的环境，也就是毁坏了自己的家园，同时人也毁灭着自己家园中的成员。老鼠的变异，狼的报复，沙尘暴的惩罚，是违犯“天”意的后果。当“天人”相互“感应”却不能“合一”之时，当动物也被“异化”之时，人也就面临无法抗拒的灾难，在自然面前，人不是最终的征服者。人向自然，向天地低下高昂的头。在小说的结束部分，我们看到了希望。这就是人将在反省自己的基础上有可能重新与“天”“地”和睦相处，达到新的“合一”。小说思考的问题既是西部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这触及到自然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等．因而它仍是继《大漠祭》之后作者新的重要成果，是甘肃近年长篇小说的厚重之作。
《所谓教授》、《雪葬》、《绝路》等在这类小说中也各有所长，是出色之作。然而，这一类创作中的佳作只是少数，更多的作品还在思想容量和艺术成就方面有较大局限，与全国相比更有较大差距。比如，用不一样的故事，演绎一样的理念；通过不一样的叙事，证明一样的思想；新的事件、场景和人物，证明不新鲜的道理；缺乏丰富的艺术想象，缺乏艺术思维的张力，思想的贫乏，思考的缺失，意蕴的浅薄等等在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类小说创作中同样突出。
《蝶乱》、《身体补丁》、《黑骚》等给我印象很深的原因是，它们打破了甘肃长篇小说长期以来过于依赖于题材，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不强．与创作对象不能拉开应有距离的局面．其值得注意之处不在它写什么，而在怎样写。艺术观念上的现代意识和先锋性，作品对精神性与超越性的追求，意象色彩的强化，叙事策略的讲究，丰富的想象力，充分的虚构性，似真似幻的故事情节，奇谲飘逸的美感风格，以及将细腻的人生感悟和复杂的情感体验通过艺术概括赋予寓言式隐喻的能力等等，都是它们的优长。这些小说充满创新意识和艺术探索精神，也常常显出作家的才情和个性。在甘肃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这种新突破很有意义，它以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开拓了新的创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甘肃长篇小说的艺术格局和传统风格，也改变着甘肃小说家自己的“形象”，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这类创作能否进一步取得更大成就，异军突起于中国文坛，也有值得思考和正视的问题。比如，有些作品过于朦胧和淡薄的意蕴，太难把握和理解的艺术逻辑，大胆创新背后的文体失范，以及略感暖昧的情感立场等等。如果在满足读者新奇痛快的感受之后，不耐咀嚼，余味不多，时过境迁，恐难以在更大的时空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围来说，艺术方法的创新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如今文学艺术又在寻求新的方向，文学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备受重视；从全国来说，现在已经不是先锋实验的时候了，尽管艺术贵在创新，文学艺术作为精神创造其特征正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创新是文学永远的话题。但是，主要靠艺术上的新颖性已经不可能引起太大的轰动，没有深厚意蕴的小说，也难成为经典。我不是说这些作家缺乏思想，相反，他们极有思想和智慧，也有敏锐的感悟能力和将思想情感艺术化的才能，面临更多的发展可能，我只是还不了解，这些极有希望、艺术起点颇高的小说家，下一步将在新的艺术追求中融化进什么新的意蕴？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非常日记》评价已经很多，它以题材的大胆和主题的尖锐，真实地袒露与紧张地思考，富有吸引力的叙事与细致的精神分析，构成小说主要的艺术特点。其强烈的社会效果打破了甘肃小说的沉寂。而写“反右”时期“夹边沟”的小说在突破敏感的题材方面也有其贡献。然而，这类小说有没有因思想资源储备不足和艺术驾驭能力有限而浪费创作资源的现象呢？我认为是有的。艺术创作无禁区，这里的“创作资源”不是单指题材，而是经过积累、体验、发现等进入艺术创作环节的表现对象，是作家自己的资源。有些作家自己发现而且大胆开掘出丰厚的创作资源，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巨大的艺术成果，有些是经过多年努力突破了某些禁区，却没有挖掘出其中更深的内涵。有其遗憾处。
以上的印象是个人阅读的感受，近两年甘肃长篇小说数量多，势头好。但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还不多，没有形成群体优势，“丘陵”多而“高峰”少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问题在哪里？除了上面对不同类型小说所做的粗浅分析外，我觉得还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或者说是最基本的、“老生常谈”的问题：
首先，是精力投入不足的问题。甘肃长篇小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数量不多，而是质量不高。具体来说，是已经具备了一般小说创作知识和技巧的作家，如何出精品的问题。但是，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利于出精品的社会氛围中，这就是浮躁易动，急功近利。这是时代病，这个病的深层原因是机制问题，包括价值评价机制、成果评审机制，以及价值导向等等。文学又是一个很难客观评价的领域，也是一个在短时期很难科学评估其意义的研究对象。加上作品在市场上的过剩，个人极容易被埋没在过程中。于是，成名后不甘寂寞，急于发表新作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就不难理解，这是导致数量和质量不相称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钟情于艺术的作家是很难的。当今社会里，最难的早已不是政治立场和道路的选择，而是个人在各种可能面前的价值选择，我们一方面更自主更自由了，另一方面更难选择了。对于作家来说，可能面临的是多项选择，比如眼前与长远利益。是十年磨一剑，还是一年出“十剑”；比如是忠实于艺术，还是热衷于眼前的轰动。如何选择确实很难。然而，好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必须进行这种选择与取舍。艺术创作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是用心血浇灌花朵，必要的精力和时间是起码的要求，投入与产出应该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没有可能事半功倍，也没有可能以数量取胜。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期望获得的，与我们甘愿付出的是怎样的比例？精力投入不足和浮躁可能是影响精品产生的普遍问题。
第二，是情感融入不足问题。情感融入不足，是无法量化的，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应该能掂量出来的。情感融人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小说不感人，缺乏震撼力。邻省陕西那位一贯理智而冷峻的小说家陈忠实，写到田小蛾被杀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痛不欲生，在这种情感下塑造的这一特殊的形象无疑为《白鹿原》增色不少，她也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替代的艺术典型。不知我们的作家有无同样或类似的感受和情感投入？一般的同情和人人皆知的情感表达方式怕是不易打动如今人们的情感神经。更何况情感稀薄的作品。情感投入不足还表现在对现实民生、社会问题关注不够上。作家选择什么创作对象有充分的自由，他要依据自己的各种可能决定写什么。然而，关注什么和怎样关注确实包含着情感倾向的问题。处在我们这样一个省份和地域，面临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太多的反差使我们有更多的感受和刺激，有更多的激情与沉思，在客观上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然而，我们似乎缺乏相应的艺术成果。在探寻创作对象时目光注视着远方却忽略了眼前，比如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在这一点上，产生全国影响的《大漠祭》仍有启示意义。
第三，是作家独立意识和意志力问题。我理解的作家独立意识：一是对自己和自己小说创作的可能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坚守什么、追求什么、放弃什么要有基本的把握，不随波逐流以免将自己淹没在潮流中。二是对自己的描写对象要有独立的感受、见解和独特的表现。在这一点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同样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张洁说，独立是我的本质。熊召政说：无论文学的生存环境如何改变，作家都不应该丧失忧患与尊严。如果读者能通过作家的作品来热爱自己的祖国，来敬畏民族的先贤，来感受到真切的生活，并获得深邃的思考，那么这个作家便是幸福的。你尊重文学，读者最终会尊重你。而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显现出她独特的个人风格。在这方面，我省作家也在思考和调整着。一些早有成就的作家，特别是在80年代曾经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作家，他们曾经是我省的实力派，有生活阅历，有艺术积累，有可能创作出力作。我希望他们是在蜕变过程中，经过重新整合，重放异彩，避免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由于社会转型而中止创作的现象。在这里，能否坚守艺术信念，是对作家意志力的考验。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的当今，我仍以为，要想出好作品，就要有对文学应该关心的问题的深刻的思索，应该对那些生命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不可理喻的问题“敞开”而不要“遮蔽”，文学创作应该“自行置入真理”。要有丰厚的思想和精神含量，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应该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
另外，不能与表现对象拉开距离也是我省长篇小说创作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保持距离不是脱离现实，而是站得更高，观察更细更深。要有叙事视角意识，要把你的视角、位置变为一种具体的小说修辞手法，落实在创作中。你捕捉素材时可能浮现出的是我们甘肃，西北的人和事，但你进入创作领域时，你要意识到你写的是地球人中你熟悉的某种人和事，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你在激情和沉思中观察、反思我们的同类，并用你最拿手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我想，只有如此的小说才会获得普遍价值。
只要敢于正视问题，找出差距，弥补缺失，甘肃的小说创作是无可限量的！
（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