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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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五十多年来，甘肃诗坛出现过两次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标志性成果是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和李季的《杨高传》，第二个高峰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其标志是两届四位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的出现，以及其他一些全国性诗歌大奖的夺得和全国权威出版物上甘肃诗人的显山露水。
尽管是同一片土地上出现的两次高峰，但在内涵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高峰期是由于李季、闻捷的来到甘肃，他们到甘肃体验生活，写出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优秀诗作。《复仇的火焰》和《杨高传》不仅是甘肃诗坛的骄傲，也是那一时期中国诗坛的扛鼎之作。此外，李季的石油诗尽管走的还是“解放区诗歌”那种写实的路子，但它打开了一个新的诗歌领地，其原创性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但那一时期的甘肃诗坛，除了李季、闻捷上述诗歌外，其他诗作则未产生大的影响，甘肃的本土诗人差不多还处在学步和历练阶段。因此，甘肃当代诗歌的第一个高峰具有某种外来性质。李季、闻捷不仅是外来的（甘肃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驿站），而且在整个甘肃诗坛格局中显得有些“一枝独秀”，群体优势尚未出现。
第二个高峰期则完全是本土性质的，是甘肃本土诗人（包括长期工作在甘肃的外省籍诗人）用他们的诗歌作品建构起来的，更具有稳固性特征。这次高峰是一次集团军的顽强冲锋，而且成功地占据了阵地。同时，伴随这一次高峰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诗人，甘肃诗坛的群体优势在这次高峰中方告形成。
但与第一个高峰期相比，第二个高峰期也有不及的地方，即闻捷，李季那样的领军性的重量级诗人的出现，对于甘肃仍是一种期待。
B
甘肃是个经济落后的偏远省份，但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诗歌创作上却取得了令全国刮目相看的成绩，原因何在？
我认为，以下几个因素与甘肃“诗坛盛景”的出现是有内在联系的：
（一）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学的繁荣与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甘肃诗歌在新时期以来再度崛起，就得益于有一片适合诗歌生长的土壤——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首先，甘肃是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而且地域特征差异明显，历史也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也就有了诗歌追求、诗歌形态的多元化。大漠戈壁、祁山白水、黄土沟壑、辽阔草原的地域风韵以及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为崛起的甘肃诗歌提供了汲取不尽的营养，也不断激发着甘肃诗人的创作灵感。
其次，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使这块土地上的诗人们较少受浮躁世风的影响。甘肃人踏实，实在，干事情有股执着劲儿。甘肃人的这种优良品质，也为在这块土地上创作的诗人们所具备。
再次，甘肃诗歌界的人际关系也基本上是和谐的，随意的，人性化的。一些诗人之间，保持着经常性的交流。
甘肃的文学刊物也很重视本土作者的培养。
以上这些共同形成了甘肃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甘肃诗歌茁壮成长的人文和自然基础。
（二）相对宁静的创作心态
诗，是诗人灵魂的歌，是人类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诗人的创作心态直接影响着诗歌作品的审美追求，艺术气度和美学品位。“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体，雕砻群形。”（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由于上述文化生态环境方面的原因，甘肃的诗人们比起商品经济大潮激流地带的诗人们，心态相对宁静一些，较少去追风赶潮，而是潜心于诗心和诗艺的煅造，静心谛听生命的呼唤，触摸大地的脉动。就拿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老乡来说吧。他多年坚持独立的诗歌艺术追求，淡泊名利，心无旁涉，特立独行，精心打造每一首诗，被称为“诗坛怪杰”。记者采访他，说他是继闻一多等诗人之后自觉追求“诗歌戏剧化”的诗人。老乡回答说：“我的某些诗句确实跳动着戏剧人物的脉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一些前辈诗人所强化的诗歌创作戏剧化的主张。且不说诗歌创作的多样性，就我的性格而言，是很难喜欢强化一词的。”另外L位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甘肃女诗人娜夜则说：“我只顺应我内心的需要来写作，什么主义、流派、思潮，这些都离我很遥远。”他们的创作心态和独立追求，在甘肃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甘肃诗歌得以崛起的心理基础。
（三）历史文化的现代转换
文化，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一个不衰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历史文化的重新发现与确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并且纳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发达地区走走，再回到甘肃，总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在发达地区，已经很难找得到“历史”了；而在西北，在甘肃，却俯首即可捡拾“历史的碎片”。一段山歌，一截烽燧，都可唤起我们对历史的亲近和文化的思考。甘肃和大西北的人文、自然环境资源蕴藏丰厚，且特色鲜明。甘肃的诗人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的现代转换对文学创作，既是资源又是途径。甘肃的不少诗人在此发现了富矿，而且开发利用得非常到位。对于诗人来说，不应该说是利用，也不只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而是实现了写作对象和诗人生命世界的同构。在他们的诗歌中，历史、现实紧紧握手，自然、人生水乳交融，大大地提升了西部诗的文化内涵，增强了艺术震撼力。80年代以前，人们也写莫高窟、鸣沙山、奔马、雄关，但多是从社会学视角着眼，给文物加上某种意义。而现在这类题材的诗歌，则完全地生命化了。这类“西部诗歌”新鲜耐读，味长旨远，为甘肃诗界赢得了颇多声誉。
历史文化资源的成功转换，是甘肃诗人现代意识觉醒的结果。现代意识的觉醒又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
（四）喧嚣之后．大气之声得以远拨
无论是深长低谷里的孤独，还是世纪末的不甘寂寞的喧嚣，都没有让这个诗群心动，没有使他们的价值观偏移，他们心持的始终是对缪斯的真诚和执着。集体的沉潜加上个人的才华，使甘肃的诗人们在寂寞的岁月里不再寂寞，他们徜徉在诗美的世界里，为甘肃也为自家打造着未来。有了这“一座一座地建筑”，当潮声远去，云雾渐退，高地的显现是必然的。在诗性大面积消隐的中国诗歌版图上，有诗性的地带自然引人注目。喧哗之声暂消，人们终于发现在边远的大西北还有这样一群向诗歌奥林匹斯山攀援的人，还有这样一块富有诗性的土地。
站在新世纪的人口处，打量55年来的甘肃诗歌，是不是可以划分为这么几个时期？1949年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60年代初，整体上处在一个开创时期。在就要进入成长期之时，先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再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是甘肃诗歌的受灾期。进入新时期，甘肃诗坛得以复苏，接着就步入了真正的成长期。如果把第一个高峰看作是甘肃开创期诗歌的美丽亮相的话，那么新时期之后，甘肃诗歌则高歌阔步地迈入了成长期。第二次高峰便是成长期的第一批硕果。
放眼当下中国的诗歌版图，甘肃诗歌重镇的大势已经造就。但辉煌仍然是一种向往与期待。当然，对于不同的诗人是不尽然的，如年长的诗人高平、汪玉良、何来、老乡、李云鹏等已处于辉煌期。但对于更多的年轻诗人们来说，尚需要更有力量的突破，整个甘肃诗坛也是这样。
甘肃的诗人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为甘肃的文学事业，为提高甘肃的声誉做出了贡献。但对于时下的甘肃诗坛，我们也不能一味乐观。在全国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青年诗人们，多数正在步人中年，年龄优势终会失去。而其中有些人近年创作状态似乎不佳，让人担忧。已经成名的诗人，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的问题。而更年轻的诗人，似乎还没显示出强有力的群体优势，也缺少有全国影响的领军人物。甘肃诗坛需要促进，需要擂鼓催阵。当然，文学创作不像冷兵器时期的战争，不是擂鼓催阵就能奏效的。创作，说到底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创造活动，外力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但擂鼓催阵至少可以鼓舞士气，扩大影响，甚至出现使山丘浮出水面那样的效果。这就需要认真地组织一些评论，给甘肃的“种子诗人”们鼓一鼓劲，也挑一挑刺，以推动其获得更大的突破，使更年轻的诗人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但甘肃诗坛更需要的是冷静，冷静地分析甘肃诗坛的优势和劣势，以利发扬成绩，再创辉煌。找出不足，找出不利因素，比总结成绩更重要。甘肃的诗人们不能满足于现在。再就是要重视诗人队伍的培养，使我们的诗坛后继有人，最好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诗歌走出低谷，尚需要时日。甘肃若能在这方面创造一个奇迹，也是对我国当代文学事业莫大的贡献。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