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懿红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甘肃小说创作稳步前行。虽然1990年以来，由于整体境遇的改变，文学似乎丧失了80年代有过的繁荣景象，但如果不仅仅把考核标准限定在粗暴的人为操作层面，诸如权威选刊、文学奖和名目繁多、结果可疑的排行榜等等，而通盘考虑文学的实际水平、市场份额以及在不公正选择体制下可能的遗珠之憾，那么应当说，甘肃文学还是实力雄厚、大有前途的。就中短篇小说而论，80年代的作家如张驰、阎强国、邵振国、柏原等，他们的小说无愧于当时；而90年代以来，和军校、王新军、史生荣、马步升、叶舟、张存学、向春等新进作家，也都各自开拓了自己独特的想象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甘肃作协实施了以长篇小说为突破口的“精品工程”计划，近年来出版了几十部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长篇小说。2004年实施“一院三制”之后，团结了广大作家，并加强了评论宣传和研讨活动，主动出击，拉近甘肃文坛与全国文坛的距离，使原本处于边缘状态、缺乏话语权的甘肃文学逐渐进入全国视野，甘肃中短篇小说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扩大了。对外渠道的畅通无疑会大大促进甘肃文学的感召力，所以剩下的就是甘肃作家发愤图强，拿出真正的大作精品来回应外来的助力。
现在甘肃中短篇小说精彩纷呈，各种题材、领域、方向都有涉猎。其中，乡土小说依然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块。由于甘肃地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西部，又有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环境，乡土文学历来是甘肃小说的重中之重。老一辈的小说家们已经把甘肃乡土小说推向一个很高的水平，也为后进作家积淀了厚重的艺术传统，如鲜明的地域色彩，严整的写实手法，对民间真情的皈依和向往，对困苦生存的人道主义忧患。新一代的乡土小说家如王新军、和军校、雪漠等人，在继承这些优秀传统之后又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他们的乡土小说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批判现实的农民立场，关注社会的道德义愤，觉醒的生态意识。下面分别简略说明。
首先，这些作家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不可混淆的地域风情。王新军的大草滩、羊群、村庄、与人共处的风沙和生灵，在大自然中心境恬淡、牛一样从容地走向死亡的老人；雪漠的长烟落日、沙漠黄昏，艰难生存条件下困苦无望的生活；和军校、李西歧精粹地道的方言俗语，古道热肠的关中农民，以及他们平庸忙碌而又尴尬的生活……风景、方言、习俗、生存方式，这一切历历在目，营造了一个具有独特地域文化魅力的想象世界，对于远离乡土、远离甘肃的读者来说，这当然是乡土小说引发新奇感并进而勾起幽幽相思的最重要的审美特质。由于当下商业文化和都市文化的侵蚀，读者受物质主义的影响和密集型信息的摆布，多从社会学甚至新闻学角度判断小说的价值，而无意从美学层面进行深究，整体审美水平大幅下降；小说中独特地域文化的展示越来越不受重视，影响所及，乡土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质——地域文化之美也在萎缩退隐，甚至当代一些公认的乡土小说家如刘醒龙、何申等人的小说也表现出地域色彩淡薄的欠缺。如此写作的乡土，最终会变成抽象乏味、暗淡无光的经济一体化的机械反映，在不知不觉中加剧人类生活方式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心灵的拜物化和精神的沙漠化。幸运的是甘肃作家敝帚自珍，葆有对自己独特地域的文化关注和文化自觉，这种坚持是值得欣慰的。
批判现实的农民立场，关注社会的道德义愤，是甘肃中短篇小说的另一特点。相对于城市，乡村最大的现实是贫困和不公，社会分配的不公、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别似乎更鲜明地体现在农民艰难卑微的生存事实中。这或许是所谓工业化现代化必须付出的成本代价，但在一个更宽阔的理论视野——比如人类学、科学发展观、历史文化等的参照下审视这一问题，则目前中国农村现实、农民的生存环境更是一个政府决策问题，对这种现状的批判理所当然，势所必行，可以发挥文学参与社会的重要职能。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农民生活水平偏低的西部，当然更有必要保持正视苦难的良知、批判现实的锋芒。对乡村政治的腐败，农民无权无助的处境，在发财梦中上当受骗的无奈，甘肃小说家们都是不遗余力揭露和批判的。这时，他们站在农民代言人的立场，透视社会丑恶现象，呼唤乡村政治经济的改革。同时，对农民自身因袭保守、狭隘从众等思维方式和种种不利于和谐的陈规陋习，他们又从超越地域文化的知识分子立场进行反思，把他们的人文理想渗透在温和的质疑和审视中。和军校、王新军、李西歧、雪漠等人的小说都表现出同样诚实正直的精神立场。
对生态的关注显示了甘肃乡土小说的发展。柏原的乡土小说数目不多，限制了他在小说界的影响。但早在1992年发表的《奔袭》就已经提出了生态问题，把黄土地的生存现实、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明成祖的大移民、毁林开荒、废牧置田结合起来，使壮观的黄土大塬、尘烟滚滚的道路，木讷而狡黠的农民在这个背景上凸显出历史的沉重感。王新军、雪漠等人更自觉地从生态角度切人当下乡土现实，描摹生态灾害，宣传生态理念，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这实际上是更深层面的人文关怀。王新军的《三滩》、雪漠的《猎原》都试图通过艺术想象传达生态思想，理念表达相对直接。实际上，广义的生态文学也应当包括人的精神和谐、心灵健康，在生态学的宏观视野中，人类的精神存在也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个圈层。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的心灵性、精神性的存在，是人作为个体的、个性的、情感的、信仰的、潜隐性的和超越性的存在方式，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共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和谐、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之间的协调一致是生态乌托邦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人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尽管文学在今天社会地位下降，影响力已经远不及以前，但文学仍然是人类心灵的需要，文学能够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物化”，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实现生态学时代人类的最高理想：摆脱人与自然隔绝的灵魂失落与偏狭，拥抱人与自然相融的心灵幸福。这种更深入、更宽广的生态学理念，理应在西部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促进和催化的作用。在王新军充满诗意的、焕发着神性光辉的单纯劳动场景和生活场景中，健康人性的生态学理想得到了感人的表现。我想，这是甘肃乡土小说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除乡土小说之外，近年来甘肃小说还向更多方位全面发展。张存学始终坚持他的存在主义探索，叶舟用夸饰的诗化语言编织变态心理的迷宫，他们的写作颇具后现代色彩，呼应着更年轻一代作家（包括在校大学生）颓废放纵、意义悬置的生命宣泄。史生荣表现高校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展现了物欲横流的时代所谓社会精英们复杂矛盾的游移心态。向春的女性写作从女性角度考察女性与男性对待爱情的悲剧性的差异，把女性为爱情奉献生命在所不惜的决绝写得淋漓尽致，痛彻心肺。
马步升的小说是当代文化打破雅俗界限的形象解说。他的小说语言精练，情节推进快，且很有文化底蕴，可读性非常强。同时他又善于在模式化写作中翻出新意。他总是顽皮地扮鬼脸，一个跟头折出去，把貌似预料之中的情节进展引入迷途，从而使意义翻新。他的每一篇小说都精心结撰，使情节发展一波三折，匪夷所思，最终颠覆惯有的思维模式，点燃辩证思想的火花。《老碗会》开头似乎要写一位大公无私的村民小组长，像何申、刘醒龙等人写过的那样，可是作者细细道来，最终把老碗会变成了乡村家族力量的较量和平衡。《绿苍蝇》颠覆了家仇与亲情、正义与耻辱、善良与恶毒的确定含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情节把道德判断引向不可抗拒的人生命运的感喟。《少年的黄昏》本应表现少年的成长，但少年不过是借无意中发现的偷情而得到了物质欲望的满足。至于他的新武侠小说，也篇篇争奇斗胜，翻出新意。《绣花童子》的传奇在于：绣花童子挑战对手不为报父仇，仅仅是出于好奇。正因如此，他的武功才可能臻于化境，也正因此，他最终失去双眼。这就是所谓“道术之争”的结局。备受赞誉的《哈一刀》则试图解构“规矩”与人性的冲突，侠义道德向来是武陕小说获得价值尊严、精神感召力的核心理念，但面对美丽的肉体存在，两任刀客领袖先后败北。《一点江湖》中一贯藐视酸秀才的武林盟主，竟从失败中觉醒，由武术了悟书法，使自己成为文武双修的真正盟主。从马步升的创作势头看，良好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生活体验，加以聪明睿智的叙事才能，预示着他的远大前程，隐忧在于聪明反被聪明误。
纵观甘肃中短篇小说创作，应当说形势乐观。但回顾老一辈作家的经验教训，不能不有所警惕。中短篇小说必须要有足够多的数量或覆盖率才可能产生大的影响，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家如刘庆邦、迟子建都是以他们不断结集的高产作品而荣登宝位的。甘肃作家的单篇水平并不比别人差，问题是不能坚持。写了几篇有反响的作品，本该一鼓作气，再上台阶的，却常常止步不前，或干脆改弦易辙，另谋高就了。上世纪80年代写出力作的小说家们今天仍然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很少，有的转向散文，有的转向长篇，有的转向哲学。设若这些作家能够持之以恒并不断超越，他们本应是今天甘肃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一支劲旅。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的艺术积累过程，但有些作家，他的个人禀赋和才能只有在中短篇小说中才能最有效的发挥，而写长篇总显得力有未逮，这类作家就更应心平气和，从从容容在短篇领域驰骋才情，以期成功。
坚持的另一涵义是不盲目追风，盲从批评，坚持用心灵去感受生活，洞察苦思，在生命体验最强烈最深刻的地方发现个人写作的源头活水。写作当然要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追踪时代风尚的变化，把捉流动在纷繁事象之下的历史流脉。但写作要获得感动心灵的热度和强度，自己也必须投入真挚的情感和切身的感悟——尽管对于智性写作或哲理小说而言，智慧、技巧与想象力似乎更重要。中国有悠久的抒情传统，中国美学特重作家情感、道德、人品的修养，这是深得写作三昧的至理。袁枚论诗曰：“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深浅。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只有当作家满怀激情体验生命的欢乐与悲伤，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的感动与热泪不可遏止，必须泼洒在纸上时，才可能出现精血饱满的好作品；如果作家被庸常生活流淹没，心中满是出名走红的诱惑，或迫于职业的压力，仅凭文体、文字技巧等可操作的硬件强行写作，那就只能制造出苍白贫血的作品或文字的空壳。很多作家就陷入了这种程式化自动化写作的怪圈，写作根本不能调动他们的心灵，他们从不在作品中投入自己，写出来的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东西，或怪异时髦的东西。这样的创作已经偏离文学轨道，注定不可能产生有生命力的作品。
另外，作家的写作也不必太在意评论家的意见。由于文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很多并非真正热爱文学、对文学有良好悟性的人加入了所谓评论家的队伍，用学到的西方理论生拉硬套鲜活的本土文学实践，制造出大量缺乏独特审美感受和本土文化底蕴、貌似深奥的假评论。这些评论很多时候根本不能进人作家的心灵世界，而文学阅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对话。因此，作家大可不必介意这些纸老虎似的假评论。即使有独到眼光和审美感悟的优秀评论也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作家原先的意图南辕北辙，作为开拓思路的启发即可，不必耿耿于怀。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作家只有用心去感受，保持不断进取的饱满激情，才能使创作步步攀升。
知识分子写作的兴盛是近年来甘肃文坛的一大看点，但这一类写作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知识分子过于细腻的自恋式自我观照，出于好奇或其他阴暗心理，对恶、暴力、颓废、病态、变态的痴迷和过度渲染，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这些精神垃圾会污染社会生态。我始终怀疑，对残酷现实、人性恶的高保真描写、复制是否可能警醒人类良知与善心？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美国暴力片的流行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和社会风气恶化是难辞其咎的，如同新中国充满斗争哲学的“服务”文艺对“文革”暴力必须承担责任一样。原因在于：这样的文艺和社会阴暗面都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构架（conceptualframework）决定的。在所谓“批判性”的“揭露”中，描写者对丑恶、残忍的津津乐道、细细品味不是已经揭露了自己沉醉于隐秘之中的邪恶欲望、低级趣味吗？在创作和评论中流行这样一种观念，似乎探究人性恶的底线是思想深刻的表现，并且拉出许多西方理论以为佐证。但温柔敦厚的中国诗学和逐渐成熟的世界观让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推向极端的怪异和丑恶源于知识分子过分好奇的不良趣味。希望我们的作家能认同这样一个底线共识：作家应当为人类和谐健康的精神生态贡献美好的文学作品。
（作者：兰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