邕江自西向东贯穿南宁市区，上起市郊江西乡宋村的左、右江汇合点，下止于邕宁县与横县交界六景乡道庄村，为长年河流，汛期出现在6月份至9月份。全长133.8公里，流域面积6120平方公里，水面面积26.76平方公里。上游总集水面积73728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1292立方米每秒，水量充沛，具有较强的自净能力，而且地处亚热带北侧内部边缘，距北部湾海洋较近，受海洋季风影响，接近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21.6度，雨量充足，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304.2毫米，起到自然冲涮积存污水的作用。邕江河段实测最大水深23米，最大流速2.8米每秒，最大河面宽1000米，正常水位宽300-400米，大洪水涨落变幅15米至18米。枯水河床平均坡降为千分之零点一，流速每秒0.3米；滩险局部坡降千分之六，流速达3.5米每秒。市境着名滩险有豹子头和下游30公里的亚滩。
邕江河床由砂、砂卵石、砂砾及淤泥组成。邕江河谷属壮年期U型对称河谷，形成两级明显阶地及超大型漫滩内迭阶地，两岸岸坡为一级阶地前缘，属第四纪地层，为粘土、亚粘土或砂卵石层组成，天然坡角40度至45度，坡高15米至20米。侧蚀作用明显，西乡塘段两岸为黄色亚粘土或亚砂土，凸岸有河漫沙堆积，凹岸塌岸严重，自邕江铁桥至陈村、西乡塘段，侵蚀速度平均每年0.5米至0.7米，80年代以来因大量掏沙，造成塌岸或浅层滑坡。1987年3月21日，民生码头发生大型滑坡给市政建设带来困难。1989年12月19日上午9时许，民生码头至邕江大桥北蹭地段的江岸又发生滑坡，约2000多立方米泥土倾刻间滑入江中。
邕江河原有各种鱼类70多个品种，占全自治区淡水鱼类的33%。1959-1990年，先后从市外引进26个品种，全市原有品种和引进品种累计100个左右。然而近几年来由于电鱼、炸鱼和药鱼等违规渔作行为频仍，鱼类已大为减少。
此外，历史上邕江的洪涝灾害突出。自宋景德四年（1007年）至1990年，南宁市有记载的自然灾害共173次，其中水灾就有60次。为防治邕江洪水，自1972年以来南宁城区共建成邕江防洪堤34.75公里，护岸6公里，建成配套设施排涝泵站12座。至1990年，南宁市防洪体系已初具规模，可抵御20年一遇的洪水。然而，2001年夏季，邕江洪魔经过历史的休眠后，再次陡露往日温顺背后隐藏的狰狞和狂躁，以不可一世的态势肆虐着邕城。尽管洪魔最终被军民团结凝聚成的巨大力量折服了，但邕江的船民和沿岸的居民一样，却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震撼。
对于船民而言，邕江就这样，或是提供渔作的资源，或是提供水运的条件，或是提供淡水资源，或是提供栖身的场所……然而，它也直接或间接地给船民带来了不幸，如城市工业和废水污染，鱼类剧减，洪魔侵袭等等。不管是自然的恩赐或是惩罚，总之，邕江似乎成了都市和船民社区的地域边界，并在一定层面上成为主流和边缘意义的边界。
一、邕江船民的历史渊源
邕江船民独特的历史渊源是邕江船民处于都市边缘地位的历史背景。
邕江船民素来“以舟为居，以渔为业，浮家泛宅，逐潮往来，江舞海噬，随处栖泊”，“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专门从事水上作业的居民，古时称“疍民”，俗称“水上居民”或“船民”。因这些居民普遍讲白话(粤语)和平话，故解放后统归汉族，但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与陆上汉族明显不同。为此，关于疍民（船民）的族属学术界曾有论争，但根据本文前面的文献回顾可知，目前大多学者基本上认可疍（船）民为汉族的一个支系，为百越之后这样一个观点。《隋书》卷八十二《南蛮传》早就记载说：“疍为古之百越种”。黄家蕃先生也认为，疍民其远祖应当是秦时“莫肯为秦民”而以海上作为庇护所的越人。疍民（船民）是由“水居”而形成了一些特殊习俗和认同心理的汉族支系。
关于邕江船民的历史来源，由于没有族谱或相关民间谍券资料可查，亦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故难有明确的定论。据史料记载，南宁船民是历史上先后从广东珠江流域和梧州西江一带溯水而上渐次移居邕江的。“古代汉人入桂，以从北沿湘、漓水而下联西江水系的水路为主，明清时则以经东南之闽、粤而自西江流入者为多。”船民最早入邕的时间，因史书缺乏明确记载，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始于汉代，从梧州西江移居南宁，有人认为始于唐代，而且自唐至清代乃至现代，南宁一直有疍民居住。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史书中，均有疍民的记载。
但在对南宁船民所进行的调查中，问及许多七八十岁的老船民，他们大都说其祖先是从广东阳江、三水、海康、白马县等地涉河而来。笔者在2002年3月8-9日到菠萝岭陆居船民彭家考察其二女儿的婚姻仪式时发现，在他的家内专门供奉有“城阅龙母元君”，并居于神位（左）和祖宗祀位（右）之间，当笔者问及何为“城阅”时，主人及其家人都说是广东的城阅。或许这正印证了关于南宁邕江船民多数从广东迁徙而来的观点。调查当中，笔者的报导人周师傅就说，他的祖宗跟大多数的船民一样，是广东白马县过来的，也有一小部分是福建。还有一小部分是从内河，或内地的农村过来，如横县、隆安、邕宁等，但为数很少。另有个别老人能较清楚地回忆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福建莆田一带过来，到广东，然后再辗转到广西，其中有一部分又来到了南宁的邕江。综上所述，船民最早入邕时间有可能是始于汉唐，邕江船民大体上是从广东、福建等一带辗转漂泊迁移而来的。
二、邕江船民概况
历史上，船民始终与水息息相关，凡是江河湖海，都是他们的家。同样地，历史以来邕江船民也离不开邕江，吃穿住行在邕江，拉撒也在邕江。在南宁都市主流文化里，特殊的人地关系是造就船民边缘文化地位的因素之一。
邕江船民原来分为江北、江西两部分，各属江北、江西两个居委会管辖。1997年12月26日，两部分合而为一，成立友谊居委会，隶属南宁市江南区政府福建园街道办事处。现居民共分五个小组，总户数为230多户，总人口数为673人。上岸租借住68户，共160人，居“住家船”166户共513人。其中常住户数为96户，总人口数为314人，其中男175人，女139人，男女比例为1.2：1。
船民姓氏纷繁芜杂，人口姓氏圈为：刘、何、黄、乐、冼、杜、梁、林、淡、颜、张、姚、彭、卢、甘、任、韦、唐、庞、邓、麦、陆、蒙、王、农、赵、骆、吴、陈、胡、潘、雷、杨、李、郭、曾、周、钟、苏、覃、范、罗、翟、徐、谭、吕、马、莫、廖等共49个姓氏，其中户主姓氏圈（跟父方姓氏，几乎全部入赘婚亦如此，即便户主为妻方）有邓、李、麦、周、黄、何、韦、苏、淡、彭、张、林、赵、农、骆、陈、梁、杨、郭、吴、翟、刘、卢、王、冼、姚、徐、谭等28个，并以黄（12）、麦（10）、彭（10）、何（9）、梁（5）、张（5）、刘（5）、李（5）等8个姓氏为最多。（注：括号中为该姓氏的人口数）
其中，妻方姓氏圈为（共42姓，包括母亲，夫方丧偶亦加以追记，姓氏后数字为姓氏总数）：邓1、何6、刘6、黄14、杜5、冼1、林5、姚1、彭5、甘1、翟1、韦3、钟1、苏1、唐1、庞1、麦3、淡1、陆1、蒙1、王1、农1、吴1、陈2、胡1、罗1、范1、潘1、杨1、李1、郭2、梁4、曾1、张1、覃1、颜1、周3、李4、谭1、卢1、马1、莫1。
夫方姓氏圈为（共29姓，包括父亲，妻方丧偶亦加以追记）：刘2、乐1、冼1、梁6、淡4、颜1、张8、彭13、任1、何11、黄16、卢1、邓1、麦12、淡6、罗2、徐1、周1、吕1、苏1、杨1、潘1、雷1、李3、甘1、吴1、农1、骆1、赵1。
过去邕江船民大多是流行族群内婚制，随着社会的发展，族群婚姻互动不断增加。从以上的姓氏圈来看，妻方姓氏数减掉夫方姓氏数，即42减去29，得到邕江船民与其他族群的婚姻互动对数为13（只限于单线的他族群女子入嫁船民族群的情况，且重合部分忽略不计。该法则的成立前提为，船民大多跟随父姓）。由此可知，邕江船民与本族群社区以外的族群具有婚姻互动现象。
邕江船民的船只沿河分布在邕江一桥附近，主要停泊于邕江一桥下游南岸——从世界娱乐城至亭子码头邕江一桥上北岸——从大坑口至二坑口，另有部分船只在清川大桥、白沙大桥及青秀山附近。船民的社区分布属于“条状型”社区。船民生活来源主要靠在邕江捕鱼、捞砂（螺、蛤）等为生。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目前船民住房（友谊新村）已在建设中，部分船民已先后陆续得以上岸定居。
记得美国着名人类学家威廉·福特？怀特在他的名着《街角社会》中用一段话描述了当时城市里的一个边缘社区“街角社会”：“从高级的商业区大街步行到科纳维尔，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商业区大街的居民走到这里来，却是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而南宁市邕江大桥底的船民社区和每天桥上的车水马龙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沿江成排陈旧、参差不齐的住家船，以及四周杂乱的物品，腐臭的城市排水沟和深黑的生活污水，污浊的邕江水域，荒寞的氛围……这些名词与船民社区连在了一起，却似乎与邕江两岸的都市高楼、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灯火辉煌等现代都市时尚符号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三、邕江船民政治生活的变迁
政治生活的变迁是船民由边缘政治生活渗入都市主流政治生活的过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船民受尽了封建歧视和压迫，历代统治者都把他们看作是“愚不谙文字，不记岁年”的蛮民。他们只能过着“终岁局促舟中，所得仅充一饱”的非人生活，同时也受到陆上他族群的欺辱谩骂，社会地位极其卑贱，被视为下九流之民，四处漂泊，生活贫困，备受歧视，不得与陆上居民通婚，其子女不能入学读书，更谈不上应试做官，造成其心理上的自卑，许多在外发迹的富人，也不敢承认自己是船民。
万历《大明会典》卷36的一条资料涉及对渔户的课税：“又令所在湖池，民舟经涉，其河泊之官，敢有妄取水面钱者，罪无赦”。由于船民多为捕鱼为生，故要向官府纳“鱼课”（渔业税）。在一些地区，“鱼之有课自船户始”。嘉靖《广西通志》引《惠州志》云：“彼船长每征课料，则通同旅人称债主，计日行利，每钱一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虽至百文犹不能还，于是每以为盗。”
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宣德七年令湖广、广西、浙江鱼课办纳银者，每银一两，折钞一百贯”。据尹玲玲研究，明后期每钞一贯折银为3厘至3．5厘，依此将纳银两数折为钞贯数。以上历史资料足以映衬解放前船民悲怆的政治地位。
清雍正年间，船民才开始得与百姓同等看待。可是，当时船民虽与陕西乐籍、江浙惰户一起获得皇帝“恩赦”，废除了传统上某些对之过分压制的政策，但终因封建制度下顽固的意识观念所决定，他们卑下受压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即使到了民国初年下令宣布解放船户，开豁为良，直至解放前夕仍没有多大改变。然而，在这种处境下，船民却能够走出自身弱势族群的本体囿限，对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进行强烈的整体认同，乃至最终加入了救国图强的反侵略与革命的潮流中。20世纪初的1907年，英法列强的兵舰闯进邕江，撞沉撞翻民船6只，还蛮横无礼拒不道歉，般民们同南宁市民一道，坚决拒绝侵略者上岸补充给养，直至侵略者灰溜溜东撤；1909年，法国侵略者向清朝廷施压，妄图夺取西江缉捕权，邕江船民联络西江沿线的梧州、广州船工群起抗议，并在怒吼声中将侵略者逐出珠江三角洲。1914年，美国商人在河堤路建起码头，低价倾销燃油和洋烟，邕江船民和南宁市民一道，坚决抵制洋货，致使美国商人整整4年没有生意做，其企图扼制广西经济命脉的计划归于失败；1929年12月，邕江船民以近百只民船的庞大阵容，追随邓小平、张云逸到百色，有力地支援了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
民国28年（1939），国民政府根据教育部呈请，明令禁用苗、蛮、夷、猺、猓、獞等名词，以示民族平等。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船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船民族群的政治参予意识不断提高，生活也有了保障。他们与陆上居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船民的粮食由国家统一配给（如1988年10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整部分粮食供应政策，主要内容涉及“渔民（不含非农业人口和难侨新村的渔民）的口粮改为议价供应”。），其子女都能入学读书，一样可进厂当工人，有的还进政府做了干部。
2000年元月28日，笔者在南宁市做田野调查时，南宁市市志办的陈主任介绍我到区交通厅和市总工会调研室去采访两个船民朋友，他说他们曾经在船上用船民的待客方式接待过他。后来因对方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船民，采访一事只好作罢。关于他们的船民身份应是难以令人再产生怀疑的，但这正好说明，少数船民（或者其后代）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城市的主流文化，然而由于历史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在主流文化里边并不再认同自己过去的船民身份了。
再如，原友谊居委会主任张秀华及现在的江南区东社区主任冼云坚就是船民出身，因此得到广大船民的爱戴。2002年3月7日中午，笔者在田野调查当中亲眼看到，张主任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赢得江南区政府许多公务员的尊敬。那天，我把帮她刻录好的《船民婚礼》VCD光盘送过去，在江南区政府门口，许多下班的中年公务员在路边的快餐店打饭走过我们身边时，都依次与张主任打招呼，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还有现在的东社区委员李雪英（原友谊居委会治安副主任）、彭红卫、彭雁光（原友谊居委会治保主任）等都是船民。
最后再以船民的人大代表历史发展为例。据原友谊居委会张秀华主任介绍，船民从1958年就开始有人大代表，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李亚爱就曾当选江南水上公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79-1989年，张秀华作为原江南水上公社江北居委会主任，曾连续三年当选为南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船民代表，1989－1992年彭红主任也成为市人大代表，1992－1995年张主任再次当选市人大代表，1995－2001年1月3日林映主任当选市人大代表，后她调到其他部门，人大代表曾经留空十个月，现在雷曼铃为江南区人大代表。从人大代表由无到有的发展，正是建国以来邕江船民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变迁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