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990年左右，一个亲戚过那边请了一些船（运货），我没有份。就到五婶外家泊在一起。一上来我的那只大船又出事，只得搬到宿舍住。当时身无分文，没有办法。我叫北蓉作亲戚，算作姐妹。为何是亲戚？因为她有个大哥死了，我五婶有个女儿也死了，两人在阴间结了婚，我们就算有亲戚关系，我五婶的侄子叫北蓉婆大姐。她很阴险，想害我，但我有贵人相。如果我不做（货运）的话就没办法帮我的几个儿子。老表吴贵的仔说（他的）老表亚尧人就怕气，不怕我找钱买船，讲的多了我就下决心，借钱买船。吴贵的大仔也借钱给我，我去邓家湾拿了几斤鱼给他吃。我花900元买了北流的一只旧船，修理了一下大概花了1000元。改革开放时，在广西买木头是40元一立方米，拉到广东去卖是160元一立方米。那时航监管理不严，吴水才、吴贵他们就是靠这种生意发财的。我有了条船后，就在他们的带动下贩鱼花（鱼苗）。到平南贩鱼花，一次买一千多斤的鱼花回来卖。做了一段，回来又改船加大载货量，跟一化厂挂钩搞货运，做了三、四年。我又打鱼，用打鱼赚的钱来养走船的开支，走船运货赚得的钱就存起来。后来又到外贸挂钩。每次赚得的钱还完债后，略有存款之后就又向别人借钱买更大的船，船越搞越大，一直到李家庄集装箱码头，四船队解散，没有段短途货运了，只能跑长途运输到广州、深圳、珠海等地。”
戴伯如今不用再四处奔波了，四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但他们家却没有人上岸工作，用戴伯的话说，就是全家继续做“疍家佬”。他说这话的时候，笔者在他眼里捕捉到了一丝自豪的神情。戴家拥有两条货轮，是由戴伯的四个儿子集资买的，一条192吨，另一条200多吨，用来跑广西到广东的货运。船上除了货舱以外，客厅、卧室、厨房、洗手间一应俱全，四兄弟夫妇基本上也都常年住在船上。戴家四兄弟的文化水平都不算高，老大戴锦灿，老二戴锦棠和老三戴锦瑞都是初中文化，老四戴朋富只读到小学。但他们全都继承了父亲勤劳肯干、胆大心细的优良品质，而且老二在应付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套，因此在水运萧条的今天，他们却能经常拉到生意。另外他们的团队精神也十分令人佩服：两个人过日子都会有磕磕碰碰，更别说四家人住在一起，而且还合伙做生意。他们却能很理智地处理生活上和生意上发生的各种矛盾，把日子过得和和睦睦，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生活不愁吃穿了，戴家人还不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他们深深知道在以后的世界里，若没有文化是会很吃亏的。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他们在岸上租了一套房子，除了戴薇和戴龙还未到入学年龄，必须带在母亲身边外，其他小孩一律住在出租房里，由爷爷奶奶照顾。只有在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才让孩子们到船上来跟着跑生意，也好长点社会见识。戴锦棠说，小孩上学绝对马虎不得，他们几兄弟会尽量给孩子们提供好的读书环境，希望家里能出个大学生。笔者到戴家采访的那天，他们刚好接到了一单生意，拉的货是电池，到珠海，估计如果顺利的话，可以有差不多2000元的纯收入。下午3点，笔者从戴家船上告辞出来，刚走上河堤，就听见汽笛鸣响：他们开船了。远远望去，看见戴锦棠带着他的儿子和侄子在货舱上麻利地装点货物。目送着货轮渐渐远去，笔者心想，也许从戴家人的身上，真的可以看到水上居民未来的希望。
渔业和水上运输业的日渐萧条，使得水上居民不得不改变多年来赖以生存的传统劳动方式，前面提到的改群体劳动为个体劳动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离开江河，到岸上去谋生计。如今梧州市的常住水上居民共有419户1262人，绝大部分是渔民，但几乎每一户都有劳动力上岸打工（鳏寡孤独者除外），真正意义上的渔民大都是55岁以上的老人。而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要么一面打鱼，一面在岸上打散工；要么干脆就视打鱼为副业甚至消遣，只在闲暇时为之，这要看个人的工作和家庭情况而言。大部分水上居民由于文化层次太低（小学到初中文化），很难在岸上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多是在工厂里做临时工或是去做人力三轮车夫（好一点的开电瓶车），收入一般在每月200~500元左右。从事养殖业的渔民情况稍好一些，但很多人亦身兼两职，只要不是特别时期，养的鱼可由家中的老人和妇女看管，自己可以抽空上岸打工。
但是水上居民上岸打工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很难找到好工作外，他们本身的思想问题也是很大障碍。由于习惯了水上作业如游牧般的时间随意性，有些人很不习惯固定工作严谨的时间和地点安排。
2、环境的变迁导致居住方式的变迁
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提到水上居民：“蜑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涉水而居，谓之水栏。”已故的水上居民专家张寿祺教授在他的《蛋家人》一书中也提到水上居民虽偶有在岸畔居水栏者，但舟居者占绝大部分。他们一般居无定所，哪里水域多鱼的，便泛舟到哪里捞捕；哪里少鱼的，则迁往他处。他们打到了鱼，便就近靠岸叫卖。为着生计，永远不会较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
水上居民居家的船称为“住家艇”，传统的住家艇是全木制的，多采用杉木，木板上漆着厚厚的桐油，用以防水防腐。船底隔为两层，最下面一层放空，用来隔水，叫做隔水层。隔水层上面是底舱，用来堆放杂物、储存粮食，即方便又可增加船底部的重量，把船稳住。甲板以上就是住人的主舱。经济较好的船家会把主舱盖得象座小木头房子一样，有门窗和屋顶。经济不好的则用竹棕棚为蓬，船篷一般分为两节，可以相互交叠，白天叠在一起将2/3的船舱露出来，便于劳作；晚上拉开来，整条船就变成了卧室。若是更穷的人家，住家艇就更简陋了，只是一条有蓬的舢板而已。
虽然因为劳动方式的特殊而导致水上居民居无定所的生活习性，但无论他们在哪里停泊住家艇，一般都会选择靠近市镇的地方，很少有停到荒郊野外的。这样一是为了方便生活：将打到的鱼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二是为了安全问题，虽然水上居民的群体意识比较淡薄，但由于他们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且解放前社会治安很差，所以他们会选择临时的群居生活以增加安全感。当年梧州府河和大河（流经市区的西江和桂江河段）沿岸停满了大大小小的住家艇绵延几十里，十分壮观。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木材供应紧张，再加上水上居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都相对有所改善，大批人开始移居上岸。移居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政府行为，安排指定地点移居。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家中有人在国营单位工作（一般是在航运局）的水上居民家庭中。现在从梧州市航运局到平民冲一带的路段多为他们的定居点。也有一部分人不经任何审批手续就在沿江或者是离江边较近的荒凉地段建房定居。但不管怎样，上岸后的水上居民都是集中聚居，形成新的居民点，很少有分散居住到陆上居民区里去的（住在工作单位宿舍的除外）。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鼓励水上居民上岸定居，曾给他们建了一批渔民宿舍，多是平房或两层楼结构的砖楼。整个梧州市约有二十来套渔民宿舍，但当年拿到指标搬上岸的渔民大多住不到两、三年就又回到了水面上，问起原因多不离两种：不习惯和不方便。如今当年的渔民宿舍已经残破不堪，里面住的也都不是渔民了。
继续留在水上的居民虽然仍居舟上，但他们的住家艇却大为改头换面。如今的船民把住家艇和打鱼用艇分开了。因为很少会象以前那样到处流动去打鱼，所以渔艇多为人力或用柴油机做动力的小板艇，方便灵活，适合短程作业。住家艇多是水泥船，船的底盘是水泥浇灌的，一般无动力，要用拖船才能拖动。甲板以上连门窗都是木制的，但顶部仍然习惯用蓬，只是用料在竹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油毡布等东西。蓬顶上有时会放上几块砖头，为的是把蓬压住，以防刮大风时被掀开。船民们很爱干净，桐油漆过的木船板擦得光光亮亮，进他们住家船的船舱都要脱鞋。大的住家艇一般分为三截：前厅较小，像是普通民居的门廊；中舱最大，用于起居活动；最后一截的甲板要比前两截稍高一点，用作卧室（有的船上设有小隔间作卧室）。小一点的住家艇就不会分得这么细。以前住家艇上是不设床具的，桌椅也都很矮小，一家老小直接在甲板上坐卧。后来受陆上居民的影响，而且水泥船不开动，受风浪影响也不象木船那么大，有些人家开始在船上添置床、柜等家具。住家艇上一般没有特定的厨房和厕所，在船头架起煤炉即可烧饭做菜，条件好一点的就用液化气灶。要方便时则在船尾用一床竹席遮住，叫做“围厅”，污物直接排入水中。这样的住家艇就和陆上居民所住的公寓一样，只不过是建在河边水上而已，一旦固定下来就极少移动，也方便了政府对水上居民的管理。如今每条住家艇都设有门牌号，由特定的社区居委会统一编户管理，与陆上无异。
2002年，为了更好的防御洪涝灾害，梧州市政府决定动工修建河东段防洪堤，同时为了整顿市容市貌，要求原来停泊在防洪堤工地和市区一带水域的水上居民搬迁到市郊竹厂一带，对他们的搬迁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并打算修建渔民新村以便统一管理。大部分渔民表示理解政府的决定，也对渔民新村十分向往，但不同意搬迁到竹厂一带。因为那里离市区太远，生活不方便，而且那一带河岸沙滩太浅，既不好打鱼、养鱼，也不适合湾泊住家艇，若遇上台风或是洪水，船很容易被卷入旋涡之中，十分危险。为此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如今，河东防洪堤已经大体完工，那一带的船民也都搬迁走了，但很少人搬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去，而是各自另觅地方湾泊，大体分布在郊区桂江二桥以上河段和西江的云龙桥以下河段，较为分散，修建渔民新村的计划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3、环境的变迁导致思想观念的变迁
思想观念的改变其实是双方面的，包括水上居民自身观念的改变和陆上居民对水上居民观念的改变。
在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居无定所的习惯使得水上居民的群体意识比较淡薄，除了合作劳动以外（合作者之间也多是亲属关系）他们很少像陆上居民一样有各种集会、组织。但这并不是说这一群体内部相互冷漠无情，而是他们在对待外界的压迫和歧视时表现出顺受和麻木，很少抱团一致反抗外来压力。这不能仅仅解释为人的性格使然，而应该从群体意识的方面多加考虑。如今由于劳动方式的改变（从合作到单干）和居住方式的改变（从流动到定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水上居民之间的群体联系意识。不管是移居上岸的还是仍居水上的，每个聚居点都形成了一个小的社区环境，居民之间相互照应并积极维护社区利益，而且内部（包括社区与社区之间）很少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另外，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水上居民意识到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从前靠水为生的生活练就了他们强健的体魄和在恶劣环境中生存能力，但却使他们忽视（当然也无力重视）文化教育，现在70岁以上的老船民大多是文盲，40岁以上的大多只有小学文化。渔业和水上运输业的萧条使他们空有好技术却难于施展，太低的文化水平导致他们在转向岸上发展时又难以找工作。如今所有水上居民的适龄儿童都能上学接受义务教育，而且大多数成年人都表示只要可能，都要尽力供孩子继续读书。
在陆上居民方面，他们对水上居民的看法也大有改观。解放前，陆上居民视水上居民为下等人，不与其同行、同坐，更不可能与其通婚。在旧社会，岸上人家若与“疍家”联姻是会被街坊乡邻耻笑的。
如今，普通梧州市民称水上居民为“船民”，也还有一些人仍称其为“疍家”，但甚少戏谑的意味，对他们的态度虽谈不上尊重，但起码以平常心待之。对那些已经移居上岸的人群，大体已在心理上接纳了他们，具体表现在已经不再去做所谓的群体区分。而岸上人与船上人通婚也已经司空见惯，在笔者的调查期间就发现有很多人（大多是女性）是结了婚之后才随对方住到船上来的，并有相当一部分人学会了如何在水上劳作。
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文明进步不无关系，但同时也要看到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使水上居民群体不断地缩小，不断地陆上化，迫使他们的思想观念也要不断地向陆上文化接近以适应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陆上居民的生活大量地融入迁移上岸的水上人群，也使他们慢慢地接纳了对方。
4、总结
水上居民是一个正在慢慢消失的群体，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都是造成这一群体走向衰微的原因。这些原因之间是联系互动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社会的发展要求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环境的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反过来必然会影响社会和经济，周而复始，环环相扣。水上居民群体就在这一轮接着一轮的变化中慢慢地丧失自己的特色，转而融入到不断强大的陆地文化中去。
假设变化的起点是从社会开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可以要求更多的消费品，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反映在渔业上是在某一时期大量无节制地捕捞鱼类，另外工业的发展导致江河污染情况加重，从而破坏了江河中的生态平衡。对于一直采用相对原始的方法从事渔业的水上居民来说（所谓相对原始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捕鱼的工具在形式和功用上和从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无疑是减少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而对于从事水上运输业的水上居民，影响他们的主要是陆地环境的改变，陆上交通的改善使梧州的水上优势相对衰减，水上运输业也就将军无用武之地。所有这些都迫使水上居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说水上居民为了顺应环境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的话，那陆上居民就是为了顺应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改变环境。这一点可以从不断扩大的城区建设、修路架桥、修筑防洪堤等方面体现出来。在都市化潮流势不可挡的情况下，水上居民的案例其实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问题，环境可以说是两者作用的中介物或者说是工具。在生存和保持传统文化之间，人类往往会选择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