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民对众神的灵力大小莫衷一是。据说，解放前邕江上的船民普遍信奉龙(蛇)和观音菩萨。在邕江东岸的大坑口水上曾立有一座三界庙(又称龙船)。传说以前这里有一只从邕江里爬出来的神龟能镇妖消灾，降福于民，所以船民们以船为庙，立“三太公”神位于船中供奉。在神位旁还有两盆盘绕着小青蛇的小椿树，船民敬奉小青蛇如神明，常以鸡蛋喂养。
又据说，汉代名将马援将军南征交趾(今越南)，经过“乌蛮滩”(即今大滩)时，因江水湍急，礁石丛生，船队难行。马援令将士们将礁石击去，船队便可通行。后人为纪念马援将军安帮定国的功绩，在郁江乌蛮滩的北岸兴建了伏波将军庙。这一险滩长约二公里，水急礁多，令过往船只畏惧。
有一次，一艘船通过乌蛮滩时，天色突变，狂风大作，浊浪滔天，船已无路可退，只好拉缆而上。不久，用竹篾编织成的缆绳眼看就要断了，船家焦急万分。正在这紧要关头，忽然从江中冒出一条蛇来，它用身子缠住快要断的缆绳，使船转危为安，顺利通过了乌蛮滩。这天晚上，船主做了一个梦，梦见伏波将军对他说：“此蛇是我派去助你的。”船主又惊又喜，连忙问，“船家用什么答谢你呢？”伏波将军答道“喜狗”。船家梦醒后，果真买了狗肉，丢入水中，祭袒伏波将军，这个传说在船民中流传很广，直到50年代还影响着船上居民。经过大滩的船只，至伏波庙时必须放鞭炮或鸣笛三声，祷神保佑安全过滩。每到伏波庙旦之期(农历四月十四日)，就有来自南宁、百色、钦州、贵县、桂平、横县等地的船民前来伏波庙供奉。由于船民们崇拜龙神，所以船家不允许人在船眼(又称龙眼，即船头上的两个木孔)上放东西或作为座位。
解放前，船民们在出船前，多到“三界庙”中拜神祈祷，祈求水神保佑，航行平安，祭拜后就在庙船上做“顺福”(即用餐)，回到自己的船上，还要焚香化纸，祈祷一番。另外每次做好新船下水之前要做“推船入伙”仪式。以笔者2000年4月22日的田野札记为例：
突然何嫂从住家船中端出一个铝制的小圆盘，内装一只约两斤左右的熟鸡，三个小酒杯和一个小红塑料酒壶，摆放在何叔刚做好的新船前，一边提起小酒壶向小杯里酌酒，还似乎喃喃有词。我好奇地走过去。
“这叫推船入伙仪式。一般有新船入水，都得举行，供奉于土地神与天公。不过不同以往，常有人闻风则合伙买鞭炮，送镜屏，一路噼噼啪啪地径直不请自来庆贺，以求获得庆贺宴。这是解放前令人提心吊胆，甚至是倾家荡产的事情。”何嫂说。
“跟岸上新居入住仪式差不多。”何补充道。
20世纪60年代后，船民们的宗教信仰逐渐淡薄，平时的各种宗教禁忌也松驰、淡化乃至消失。出船前拜神焚香之事也日趋减少。但时至今日，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拉上岸维修好以后的船重新入水的话也要在船头烧香。笔者在2002年2月28日于南宁邕江大桥底调查时就看过一位姓周的船民，他说上周的一个夜晚，突然发现住家船漏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摸黑把船拉上岸。所有的东西都湿透了，包括身份证。当时他就在近桥底用船篷简单地搭了个床以作暂时的栖身之地。等船修好后，他就叫来家人及附近的船民来帮忙把船翻转身，然后周嫂就烧了根香，问丈夫周插放在哪里以供奉。周就叫他放在船头。由此可见，推船入水仪式已由繁琐转向了仅有的象征意义表示。
还有一例。在船民当中，笔者入住的东家户主彭叔是一个道公。但当问及船民中有多少人信他的道法时，他坦城地说，很少。他认为自已在为别人布道，做好事，可人们却不理解他的行为。如上面笔者在邕江桥底调查时，有好几个船民与那位姓周的船民就在我面前直接把彭叔叫作“牛鬼蛇神”。
八、邕江船民人格构成的变迁
人格研究是人类学流派上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倡导、研究的主要范畴。他们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重点研究的是依文化而变化的个人，如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等等。然而笔者在这里将会有所侧重，依据前面的论述及笔者近三年来的调查和体验，对邕江船民的性格特征作一个尝试性的探讨和总结。
（一）关于人格的界定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自我”、“本我”、“超我”三种心理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构，其中每一要素都具有各自的内容，并行使独特的职能，他们的斗争和相互作用决定着人格的全部特征。卡迪纳认为基本人格是文化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秩序、凝聚力、认同感和稳定性来自具有某种基本人格的社会成员。他与林顿都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类型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人格形貌，是他们享有的共同童年经验的结果。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每一种文化内部都具有多样性，但每一种文化也都具有主旋律，即一般讲的“民族精神”(ethos)。米德提出了文化决定人格论，林顿则认为，人格是“个体的全部心理特征，也就是个体的全部理性的功能，包括感受能力、思想、习惯和在一定条件下的情感反应等”。许烺光并没有认同在他之前文化与人格论者将人格理解为某个没有变化的静态性实体的观点，而是认为，人格应当是指个人的一生中与社会文化产生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二）邕江船民人格构成的变迁
李亦园教授认为，文化具有极强的塑模力。马歇尔·萨林斯也认为，“人性是由文化决定的”。邕江的水域环境、水上作业及南宁都市环境和船民自身的边缘状态等，决定了船民的性格特征。笔者在2001年12月为广西民族学院博物馆撰写“汉族”条时，曾把广西船民的主要特征界定为“习水善舟、舟船为家、随遇而安、赖水而生、民风纯朴、民性强韧”。对照林语堂《中国人》里对中国人的描述：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英国的罗素《中国的问题》所指的中国人“忍耐”等特点，以及徐杰舜教授《汉民族发展史》里对汉民族性格的研究所提出的坚韧、勤俭、刚健、诚实、内向、温顺、爱面子、平均主义、保守主义等特征，邕江船民在历史上的“浮水人生”中，水（海）文化和“渔文化”雕塑出了他们保守、内向、勤劳、勇敢、憨厚、坚忍39等这一系列明显的人格特征，这在老一辈身上已成很深的烙印，他们很难作出较大改变，正如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以船民的勇敢性格为例。船民在当代历史上素来被视为贱民，但从海洋文化发展历史来说，他们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区域族群。要知道在他们产生的年代，福建等沿海一带地广人稀，只要他们愿意即可随时上陆生活，然而在人们将大海当作危险区域时代，他们却选择了大海，随意漂荡，以舟楫为马，一生罕有离开大海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海洋民族。据友谊居委会老船民的回忆，邕江船民的祖先有一部分为福建蒲田沿海。先祖勇敢的传统代代相传至今。
但是船民在现代社会化的冲击下，随着其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在与“陆文化”的互动中，他们的人格特征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性格由内向、保守渐趋开放，这特别表现在年轻一代身上，笔者在调查中与许多从事不同职业的年轻船民聊天时，看不到他们有任何自卑成份，他们甚至还会做出一个鲁迅式的自嘲和坦然。
以笔者2002年3月初作田野调查时入住的东家彭叔为例。前已述及，彭叔是现代船民中的“精英”分子的代表之一，而在他身上却令人惊讶地融合了现代道公和治保主任这一双重身份符号。一方面，他是岸上许多人普遍认同、道法灵验的、四周他族群平日邀约作法、除病祛邪和顶礼膜拜的“得道之人”，不论贫富，每求必应，酬费由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专管治保工作的村官，敬业，富有责任心。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他对道法上的事兴味盎然、滔滔不绝，三教九流，亦可指点一二，足让听者叹为观止；对居委会的事，他也可以高谈阔论，或是娓娓道来。据他所说，一般上级部门下来检查工作，汇报人大都是非他莫属。有的中、青年船民把他称为“牛鬼蛇神”，他也不在乎，而是尽量不在船民族群内部做法（除非是与他很熟，并保证很虔诚的人，如他旁边一位何姓的老船民）。访谈中他还骄傲地说，有一对男女青年来青山旅游跌瘸了脚，还有隔壁的何伯手脚瘫痪，都在他的法术下获得了行动自由。某市法院的一位干部也曾叫他做过法事。再有，每年初一、十五的早上4点钟，很多官员都开轿车到青山祈拜，这些怎么解释？你能不信吗？彭叔双重身份令人惊讶地完美结合及其对外交际圈的扩大正是船民人格由保守向开放转变的表现。
由上观之，邕江船民具有双重边缘身份。船民（疍民）是汉族的一个分支。有史以来，汉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船民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既有主流文化的自豪感，然而由于历史上的辗转迁徙和流变，其文化相对于“中华文化圈”（汉文化圈）来说，已处于一种边缘文化状态；另一方面，相对南宁的城市文化（主流文化）来说，又因其自身的辛酸历史与滞后现状而陷入无所适从的边缘地位。
我们知道，每一个族群之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自有它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生命支撑。在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簇拥下，地域间的文化冲突更趋严峻，当人类学家率先倡议我们对不同族群的文化生命要理解、宽容的同时，船民对自己的文化生命也不应妄自菲薄，要有充分的自信。两者都要像解剖生物生命DNA那样剖析自身文化生命DNA，区分优劣，熔铸既适合于本族群又适应于全世界的新的国民性。
总之，船民人格的变迁也具备了由边缘（如保守等）到主流（如开放等）的过渡和转变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