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时分，那个生前被称作“奇人”“诗人”或“酒仙”的书痴可会轻轻对我们说：你们记得吗？《基督山恩仇记》这本书里最后一句话：“人类智慧全部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记杨宪益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老佣人潘福右手高举刚刚才买来的一大把香，左手习惯地手背朝后，那高大的个子一歪一斜地小跑似地进了堂屋。虽是夏天，也必须穿戴整齐，白细布小褂前面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下身着了扎腿的广东香云纱黑裤。他一边走着，一边用他含糊不清的绍兴口音嚷嚷着：“小少爷辞祖喽！小少爷要出洋喽！”
打扫干净的供桌已围上大红缎子的桌围，供菜一排排摆好，从来没数过有多少碗，反正撤下供后，这些丰富的菜肴都很好吃，全是南方菜。
重重的一对大蜡烛盘威武地摆在供桌前方两边，早已插好了一对大红烛，中间一个显然是属于一套的大香炉，很奇特的样子，重得也只有潘福可以挪动，供桌背后是一张雕工讲究的红木条案，上面有祖辈的牌位放在红木神龛里，条案正中摆有一张极大极大的父亲半身像，据说是当年天津金融界的巨头，开明人士，去过日本，因此留着东洋人的小胡子。好像思想并不迂腐，拥护民国，鼓吹革新，慷慨好施，这从挂在条案两边一副对联可以看出，是曾任总统的徐世昌写给这位杨大爷的，称他为“霁川世兄”，上写：“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这位在民国初年慷慨下令中国银行为政府摆脱困境的天津行长却在一九一九年英年早逝。
这时在照片中，他的眼睛慈爱地凝视着长得如此酷似他本人的唯一的儿子“小虎子”，在父亲逝世时，小少爷才五岁！
现在十九岁的小少爷要“出洋”念书去了。潘福点燃了蜡烛，又在蜡烛的火苗上引燃了那把香，穿上白纺绸大褂的小少爷把香接过来插在香炉里，然后开始跪在跪垫上弯下身磕头，直起身来双手朝后一背，再磕头，再一背，如此三次，完了之后，再向娘跪下辞行。
娘从藤椅上站起来搀起儿子，她已哭得需要人搀扶，女佣丫头忙个不停，热毛巾、水烟袋点着的纸媒子、盖碗茶……这个出身扬州富户的太太当然不能大哭说：“我的儿！”因为谁都知道这不是她的儿子。虽然孩子生下来便“移交”给她，由她做主找奶妈喂养，而且睡在她卧房隔壁的房间里。
称为“姆妈”的母亲站在一旁忍着泪水，她用不着当众哭泣，她也不喜欢这样做，何况她已被准许亲自送她自己的儿子到上海登上外国轮船，到了上海，再流泪也自由多了！
辞行的仪式结束了，小少爷转过身把站在一旁的小妹正抱着的他的宠物——一只黑白花的小哈叭狗抢过来，忽然说：“小花，我就是舍不得你！”这句怪话谁都听见了，但谁都装作没听见。大妹本来要哭，又在用手绢擦眼泪了，小妹并没有那么多伤感，她觉得哥说这句话真是棒极了，使她终生不忘！她羡慕哥能离开这个处处有旧礼教管得死死的“家”，她也为了接管“小花”而感到开心，更开心的是从此逢年过节，祖上祭日包括送灶接灶，既是家里没有少爷，那么小妹可以替哥去上酒、洒酒、磕头了，这一切多么好玩！
若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从小受着两个母亲不同方式的照顾甚至溺爱，也许她会为今天的远行而流下加倍的眼泪，但小少爷是轻易不流泪的，可能他懂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俗语，至少他不会当众流泪，一旦不小心给人发现小少爷哭了，那就要全家大乱！小时候有一次带着小妹，还有归他专用的佣人跟着去逛中原百货公司和天祥市场，回来后他忽然闷闷不乐，眼泪汪汪，谁也说不出怎么回事，佣人被盘问着：小少爷碰着哪儿啦？摔了跤没有？又去问小妹：你们到哪儿玩的？小妹灵机一动，说：“去天祥市场看过卖洋狗小猫的那个地方，哥喜欢一个颈上戴铃铛的小白狮子狗。”于是上边赶快吩咐去买来了。小少爷依然不笑，小妹却开心得想大笑，然后说：“哥在中原公司要过一个好大好大的手电筒看来着。”于是又派人去把那个手电筒买来，最后小少爷微微一笑，当然不是为手电筒，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可能只是觉得“忧郁”一下也挺好玩。
书读得太多了，就成了书呆子，母亲有时给他一个爱称：“呆瓜”。小时看了一大堆武侠小说，这个那个“演义”，然后又迷上了《侠隐记》等等，不管是法国的达特安，或是罗马的恺撒，或英国的亚瑟王，只是路见不平，他总是向往拔刀相助，但他没有刀，小时只会从堆柴火的小屋里挑根白白的麻秆挥来挥去，但没有人怕他，也没人敢跟他对打着玩，万一有一个闪失，那还了得！因此杨宪益从小只能做文弱书生，只能以笔抒怀，放假时和堂兄堂妹组织个“消寒舍”，用复写纸叫大家抄稿，办个小本的只有一期的刊物，里面有诗词、随笔、章回小说，大多来自大主编——老虎哥——的天才构思。到了一九三四年，在那个近乎环球旅行的一个月中，他以拉丁文Terr Marique（陆地与海洋）为名，用英文写了一系列旅途随笔，写在一个练习本上，极漂亮的英文手稿，可惜寄到天津后没几年在抗战中丢失了。其中有一篇恰恰有一个字被一点水迹弄得模糊了，这个唯恐被误会的作者便在旁边仍用英文加了注解，写上：“这是tea(茶），不是tear（眼泪），虽然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这个十九岁的中国青年正处在思乡或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朦胧感情中，仍然不会失去他的幽默。从此以后他也不可能没有想哭一场的时候，但从小就有这样的习惯，在激动时，他总是拼命眨巴着眼睛。直到几十年之后，我认为杨宪益是最会抑制自己的悲痛或愤慨的强者！
书呆子做了个漫长的新奇之旅，睁大着好奇的眼睛到处观光，从亚洲到美洲，又从美洲到了欧洲，最后走进了多雾的伦敦，这之后便成了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在书海里并未沉溺，过了两年又和吕叔湘、向达在伦敦办中文报向留学生、华侨提供国内抗战的消息，因为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在当时“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两个口号下，他选择了后者。一九四〇年他居然没有时间参加硕士毕业仪式，便带着他那心甘情愿跟他过苦日子的英国少女，卖了好几箱书，又带了剩余的几箱书，抵达香港。仍旧是老佣人潘福奉命去接小少爷和未来的少奶奶回天津，小少爷傲然说：“我干吗要去日本鬼子占的地方？”何况他并不想再回到“娘”的身边。他俩即飞重庆和自己的母亲和大妹重聚，和大妹两人同天结婚，他和妹夫身着绸棉袍，属于两个国家的两位新娘也都穿着定做的川绣白缎旗袍，大妹身上绣的一树红梅，这“番邦女子”则是前身一只蓝色大凤凰。这是一个废除繁文缛节的不中不西的婚礼，他和妹夫坚持反对新郎新娘相对鞠躬，都说：“肉麻！”
之后去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这还是爱才的罗家伦校长聘请的，才子却不安分，同大一学生一起创办一个英文墙报，指责国民党当局，公开点名孔祥熙这个大人物，于是便又被怀疑他们是否英共间谍而被解聘。
颠沛流离的生活——重庆的柏溪小镇、成都的华西坝、贵阳的花溪，还有重庆的沙坪坝和北边的北碚——这可不是当年阔少爷的新奇之旅，而是为了生活。杨宪益乘过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坐过摇摇晃晃的木船，也曾抱着小儿子、拖着小妹寄存的还走不稳的瘦弱小女孩三天两头去“跑警报”，后面是他那年轻美丽的英国妻子毫无怨言地跟着，两人都穿着一色的蓝布长衫，一起大步向防空洞走去……
如果你现在问他那时有什么感受，他会想一想，说：“不记得了！打仗呗！日本鬼子滥炸，官方不抵抗，老百姓只好倒霉！”
这是一个不善于发牢骚的人，即使过了几年坐着北碚国立编译馆租的木船顺流而下，抵达南京后，十分狼狈，问起他路途中遇到的艰辛，他却把一切淡化，只说：“翻了一只船，可惜我那些书掉到江里了！”
过了三年，天亮了！杨宪益吃过午饭在家里哼哼着：“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兴致勃勃。他已胜利地完成他的使命——护馆任务，他扣下来几十箱待运的书和稿件，他认为这是属于国家的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他的地下情报工作也已结束，同朋友合开的古玩店“绛舍”也早已关门大吉，楼上再不是同志们交换情报的联络站了。“绛舍”开张时，他笑眯眯地说：“绛者，红也。”关门时，他又笑眯眯地说：“已完成历史任务，外国人都跑啦！”
不久被召入京，放弃了才买下的小庭院，又放弃了他那只忠心耿耿的宠物——名叫Robert的大黑狗，以后接二连三的运动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但还懂得“沉默是金子”的名言，终于有那么一年，一天夜晚，已经被戴“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间谍”等等帽子的学者推开《红楼梦》的译稿，把酒杯里没喝完的酒喝干，默默地随“造反队”走进办公室，戴上了手铐，糊里糊涂做了长达四年半的阶下囚。
他不知道他那善良温顺的英国妻子也在同一个夜晚从家里被铐走，关在另一座监牢里，不见天日。而她也没想到丈夫被叫去办公室，不是批斗，而是逮捕。两人关在不同的牢房，不同的生活待遇，杨宪益被剃了头，和刑事犯、政治犯关在一起，大小便都有定时，一天发两个窝窝头。妻子却是独自一人，饭食中也有米面。两人却有同样的想法：“关我不要紧，反正家里有他（她）照顾三个孩子。”也就是这个信念鼓励他们苦熬岁月。他们并不知道家里已上了封条，孩子也被发配到湖北、沧州和北大荒了。
一九七二年初夏，这个以助人为乐的潇洒书生被释放了，当然放之前总要告诫一番：“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出来后赶快理发、洗澡，去看那些年扫过马路的老母，再到厨房打开柜子，看看是否还有没喝完的酒。然后奉命住到对门一套空房子里，原有的住处要粉刷一新，领导当局叫他去买点鲜花水果布置房间好迎接妻子回家。他又是晕头转向，跑到大妹那里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花？”大妹大叫：“你怎么还有资产阶级那一套？怎么可以买花？”他讷讷地说：“不是我要买，是上边叫我买，要派车送我去接乃迭回家。”
的确是“改造”过了，把家里所有的古玩字画上百件最名贵的都无偿地献给故宫博物院！他这一生受书之累，古玩之累，也受够了！
偶尔说起狱中生活，也是淡而化之，又像是说故事。像讲传奇，却没有他自己。只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七八年，他去上海参加几天的外国文学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约了许久不见的老友赵丹吃了一顿，两人喝了不少酒，互相交流各自坐牢的体会，大概谈了个痛快！也许酒可以使他达到有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境界，但他懂得喝酒不等于会喝糊涂，而不喝酒也不见得不会糊涂的道理。
无论如何，言多必失，杨宪益这一生尝到了一串串苦果，他却仍然喜欢唱《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这一段。曾经有老朋友想去说服他什么，去了两次，他却满脸茫然的表情，老友告辞时叹曰：“看来我还得‘三顾茅庐’了。”已是七老八十的“杨老”忽然莞尔一笑，说：“你为什么不说‘七擒孟获’？”
这就是杨宪益的幽默。他一生受书之累，却仍然酷爱书，一生最不喜欢生活上没完没了的折腾，他喜欢宁静，却在半个多世纪中搬过几十次家。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了，却又不情愿地搬到友谊宾馆内一排专门给外宾长住的公寓里。他咕噜着：“多滑稽！我这不是等于住到外国去了吗？还要国家花这么多房租，我干吗要搬呢？”别人只好安慰说；“还不是为了照顾戴乃迭，何况你一出门上街就是中国味了！”
但一上街就发现国门大开，人们竟以洋味洋气洋腔洋调为荣了，于是他写了一首一向自谦为“打油诗”的《有感》，他写道：
语效鲜卑竟入迷，
世衰何怪变华夷。
卡拉欧咳穷装蒜，（Karaok）
品特扎啤乱扯皮。（Pint draught beer）
气死无非洋豆腐，（Cheese）
屁渣算个啥东西。（Pizza）
手捏BP多潇洒，
摆摆一声便打的。（Bye-bye，Taxi）
这个自小要人侍候、竟连剥虾吃蟹都不会的书呆子少爷，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能干，把家务事一把揽的老爷子了。他已无法继续译事工作，他得照顾病妻，上街采购买菜，回家又要为她忙得团团转。也许他会笑眯眯地说：这有什么呢？这叫作活到老，学到老。
的确，这有什么呢？戴乃迭跟着杨宪益吃了那么多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你们知道吗？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杨宪益是中国人，这里是他的根，但她的根却从她的国家的土地上拔出来了，两人的根缠绕在一起，开花结果，他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奉献出毕生的精力，很多，很多的了！现在他们老了，在斗室里默默地点燃香烟，端着酒杯，回忆着那苦难的历程。支撑他们的是爱情，一如涓涓不断的泉水灌溉着他们的根，还有那对祖国的爱，对人类的爱，对崇高事业的爱，对书之爱……它如此执着，永不止息！
写于一九九六年元月
杨宪益八十一岁寿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