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喜欢把他的文章称作笔记，这当然与他喜欢阅读古代笔记小说有关。笔记小说里除了有典章制度，也有学术考证，显然杨宪益有所继承。笔记小说里多的是志怪传奇、奇谈逸事，杨宪益当然记得不少。在他朋友的回忆中，就有杨宪益曾说过的商王王后妇好射天的故事。
有个神话，说的是有个人将要变成一条江龙，最初感到口渴难耐，疾步跑到江边俯身喝水，江水水位被他喝得迅速下降，他边喝水边变身，边往江里去。他母亲眼看将失去儿子，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他的双腿死不放手，导致他只是上半身变成了龙，而下半身却还是人形。
杨宪益原是想要做学者的，做学者的条件也具备了，可是现实生活就像是神话里的那位母亲，硬是把他拉住了，他这个学者也只做成了一半。
杨夫人戴乃迭在自传里提到丈夫在抗战中的北碚，在教书之余，喜欢“利用空闲时间做文学和史学研究，写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如果我们不是合作搞翻译，他大概早已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了。”
杨宪益有做学者的素质。卡尔·马克思曾在一次大会上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其第一句话就是“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可以、也应该拿来比对的理由。杨宪益深知学问就是作比较、会比较，他也似乎特别爱比较，有比较的觉悟。
解放前那几年，杨宪益一度在南京中央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他早年由对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的喜爱，对它们的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是研究的动力。哪位外国哲人说过，若要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你就写一本那方面的图书。杨宪益就动手写一部将拜占庭史与中国史相比较的专著。
“拜占庭”是老帝国名，即东罗马帝国，中国史籍上称作“大秦”。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罗马帝国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领属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南高加索的一部分。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拜占庭帝国之名由此而来。
杨宪益写这部书的动机也未必只是为了成为拜占庭史专家，而是他透过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史，观照中国历史的进程，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所生的感慨、所怀的忧虑、所做的思索。他受聘于中央大学，就也去讲拜占庭历史。
解放初期杨宪益也犯过一次比较瘾，在中国和苏联缔结友好条约的喜庆声中，他却以唐朝与突厥的关系作比，幸而未引起政治敏感的人的注意。
做学者的第一要义，是要会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杨宪益显然是有这个眼光的。早在他留学时，原来只不过是要翻译屈原的《离骚》，换了一般人，顶多只是多花气力想方设法将原著妥善地翻译出来，而杨宪益，除了在作品形式上别出心裁地采用英国的英雄偶句体，在内容上模仿德莱顿的诗风外，他竟然大胆到对《离骚》的作者是不是屈原也敢怀疑，并且也已心有所属了——是比屈原晚一百五十年的刘邦的孙子、发明豆腐的刘安。
不仅仅《离骚》，连屈原的《国殇》，杨宪益也认为是东汉光武时的乐歌；对《胡笳十八拍》，杨宪益认为并非出自蔡文姬之手，他把它的诞生时间，后推了好几百年；对《木兰辞》，他也认为不是出自南北朝时期，而是迟至唐五代之后。
除了眼光，还有勇气。杨宪益敢于置疑人们认定的史实，即如胡适所说的：“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杨宪益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的时候，曾经和国立音乐院教授杨荫浏、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住在一幢楼里，杨荫浏当时正在编写中国音乐史。杨宪益称他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对中国音乐史发生了兴趣的。
杨宪益本是个兴趣广泛的人，音乐也在他广泛的兴趣范围之内。他所出身的那样一个家庭，也会把音乐素养作为培养子弟的一个方面。杨宪益在少年时期，就已靠听留声机学习欣赏一些西方音乐大师的小品了，比如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的《圣母颂》、舒曼的《梦幻曲》、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拉威尔的《波莱罗》等。1932、1933年间，曾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访问中国，在天津演过几场《弄臣》《艺术家的生涯》《蝴蝶夫人》等，杨宪益一场不落地都看了。他说：“从那时起，我就培养了自己对意大利歌剧的品位。”他出国留学途中，经过美国，有天晚上还去一个露天剧场听了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挥演奏的贝多芬的交响曲。后来在英国，他也听过很多次音乐会。
前期有这么些准备，他对音乐史发生兴趣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
杨宪益先后写了几篇属于音乐史方面的文章，像《李白与〈菩萨蛮〉》《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等，拿给杨荫浏看。杨教授看了什么反应，杨宪益没说。但从杨宪益乐意让朋友把它们拿去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后来又收入他的文集《零墨新笺》来看，当时一定是得到了杨专家的肯定与鼓励的。
尽管杨宪益的意思是说当时他写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发表，而只是“随便”写给杨荫浏看的，采用的材料也是在看书时随手所写的札记。但只要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它们是专业性如此之强的考据文章。
对于音乐杨宪益有他独特的观点，他“一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都源自民间音乐”，他想把音乐与诗歌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甚至有更大的雄心——“系统地写出一部中国诗歌史”。这个大工程他打算一条条笔记做起，“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唐代诗歌到词曲，写出几百条笔记”。
可是主客观原因，终使这件大工程，成为他生平“未完成的心愿”。客观是，时局动荡，生活不安，手边的资料有限；主观是，他是一个散淡的人，虽然看出了事物的真伪或问题，但他非常清楚，要推翻一个已经被众人所接受的事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非有强有力的论据，不能使人信服。弄不好，除了被人讥为奇谈怪论外，没有别的结果，他不想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与人争辩上。
杨宪益发表考据论文最多的是《新中华》杂志，除此之外，他还在《礼乐》《文讯》《时与潮副刊》《中国杂志》《图书季刊》上发表同类论文。论文的题材也不限于音乐史，另外还有一般古代史，还有中国与西方的古代民间故事等。那时期，他还曾受《和平日报》社之邀，为该报编一个文史考据方面的副刊。他内荐不避“己”，把他写的那些有关中西交通史、中国边疆各民族古代史方面的论文在副刊上发表。
《新中华》是中华书局主办的刊物，中华书局后来出版了一套丛书——“新中华丛书”，杨宪益将他那段时日在《新中华》及其他报刊上的考据论文共二十三篇，汇集起来，交由中华书局，作为“新中华丛书”的“学术研究汇刊之一”于1947年出版。
杨宪益在他的《译余偶拾》那本书的序言里说到中华书局出的这本书：“卢冀野兄给这本小书起了一个名字，叫作《零墨新笺》。”
他称之为“小书”，固然是中国文人常用的一种自谦，也未必不是实指这本书的篇幅。《零墨新笺》小三十二开本，只有一百来页，才六七万字。
这么小的篇幅，当然话未说尽，意也未尽。之后他又继续写了一些，1950年汇编成册，名以《零墨续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概不易找到出版社，于是他自己花钱，印了一百本分送朋友。
1983年，在朋友的怂恿下，杨宪益将《零墨新笺》与《零墨续笺》交由三联书店，出了一本合集，另起了一个新名叫“译余偶拾”，2006年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重印。
《译余偶拾》共收录了八十七篇文章，杨宪益谦虚地把它们说成是读书笔记，虽然其中的确有一些是如随笔似的简短文章，但也有不少是从实证史料出发的考据论文，内容涉及乐曲、歌舞、人物、文学、版本、语言文字、中外交往通好、风俗、制度、典章、姓氏、名物、地志、史迹等。
杨宪益强闻博记，阅多识广，思维异常活跃，联想十分丰富，因而能融会贯通。看到中国的，马上会想到外国的；看到这个时代的，马上会想到那个时代的，反之亦如是，常常不假思索。比如他怀疑《离骚》不是出自屈原之手，而是淮南王刘安写的，对此他就联想到争议很久的古代爱尔兰说唱诗人莪相诗歌的真伪问题。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麦克菲逊宣称发现了莪相的诗歌，其实是他自己根据三世纪盖尔族诗歌创作的。一时间，不明真相的世人争相传诵，“莪相的诗”风靡欧洲大地，以至对早期浪漫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联想”也促使杨宪益发现问题，不盲从，不迷信，在不疑处生出疑问来。
杨宪益写《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破阵乐》是唐太宗时的一种武舞，模拟战阵动作，用以夸耀太宗的武功，杨宪益推断《破阵乐》可能是古希腊或古罗马的一种武舞，经突厥传入中国。
像这样建立于胸藏万卷基础之上的、思路极其开阔的慧眼识破与大胆推论，在《译余偶拾》里比比皆是，十分引人入胜。诸如唐朝孙頠《幻异志》里的板桥三娘子的故事，杨宪益认为源出古希腊《奥德修纪》史诗第十卷里女巫竭吉的故事，又见于古罗马阿蒲流的《变形记》；《太平广记》所记新罗长人，也与《奥德修记》里的长人故事相似；唐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中，写了一个叫叶限的女子，杨宪益一眼就看出这就是西方的扫灰娘的故事；《酉阳杂俎》里的英雄降龙，杨宪益认为是西方尼别龙故事的来源；《安徒生童话》中著名的《国王的新衣》，中国早在它之前一千多年就有这个故事了，而杨宪益又认为故事来源于印度；我国民间传说的薛平贵的故事与格林童话里的《熊皮》系出同源……
这样也就理解了，杨宪益何以能在看似非常枯燥无味的古文字里徜徉得津津有味，并不是他以苦为乐，他不是那种苦行僧，而根本是他在其中发现了莫大的乐趣，解谜的乐趣，发现的乐趣，他乐在其中，流连忘返。只是后来被职业拉回来了，是翻译成就了他，也是翻译，让他未做成他真正想做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