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一生的职业是翻译，他把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但他并不因此就对翻译失掉理性的认识，“职业不是一切，不是永久。”杨宪益这样说。他还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能遂成自己的兴趣，而他的兴趣是读书。
杨宪益不是腹内只有四书五经的冬烘，也不是只读课内书的好学生，他是什么都吃的杂食家，是读课外书成材的读书人。
杨宪益屡次表示他做翻译是个阴差阳错，或身不由己，别人称颂为翻译大师，他也不以为然，固然他是谦虚，同时也的确是他对翻译缺乏成就感。杨宪益事实上是一个学者型翻译家，而他是有机会、也一直向往做一个纯粹的学者的。
杨宪益说他从小就不喜欢读《红楼梦》，可见他那时是读过的了，虽然没有读完。贾宝玉是个多情种子，杨宪益则可以说是个读书种子，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而母亲与家塾先生的宽容，给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读书环境。早在十一二岁时，除了四书五经与古代重要作家的散文诗词，杨宪益已经读过许多古代笔记小说、明清传奇及长篇小说等等。
杨宪益回忆道：“我小时读书怕条件很好，家里有不少先辈留下来的旧书，可以偷着自由翻看；这些各式各样的旧书，从一些经史子集的专著到明清近代的笔记小说，包括一些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梵天庐杂俎》等，还有整套的林译‘说部丛书’，此外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
在那个时代，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已经汹涌而来，但整个社会的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大，封建意识还相当浓厚，儒家经典以外的，尤其是笔记小说等仍被许多人视为旁门左道或洪水猛兽，至少也是下里巴人，往往是对自己，觉得不值得浪费时间在那上边；对家属子女，则不允许沾边，一如贾宝玉读西厢，肯定是瞒着父亲的。
也差不多如同现在的充气娃娃直销，杨宪益那时，就有一些书商，专门把一些书送到一些富有的家庭去，以供那些人家的悠闲的太太或年轻子弟夜读。多在傍晚，那些小贩似的书商就会上门喊卖闲书，可以把他们叫进院子里挑选。书也可以租阅，看完了过几天再还给他们。
每当书商上门，杨宪益总是大量购买，他也就是这样阅读了包括侦探小说乃至色情文学的大量书籍。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荷载了科学民主等西方新思想的图书，以及新文学作品大量出版，天津陆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新书店，杨宪益对它们也十分有兴趣，他常常乘坐家里的包车，在仆人的陪同下，到那些书店去买书。
在读书方面，杨宪益有点早熟。成熟也即可能来自读书早，读书多。当他才只有十二三岁的时候，思想观念已经有初步形成的趋向，他自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与传统教育，竟已使他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虽然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新文化作品，但他对文学改良及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不完全赞同。
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被视为吹响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杨宪益念中学的第一年，在作文课上，他竟写了篇作文来驳斥胡适的论点。虽然后来他慢慢改变了看法，但从他敢于向权威挑战，可以发现他不仅是爱读书，同时也是会读书的。
那时的杨宪益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到处吸收知识之水。他在具备了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后，马上把求知的触角伸向英文原著，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知识。前面已经提到，他就读的新学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诵读《圣经》是每天必做的事情。宗教教育没能使杨宪益的思想随之发生它所期望发生的变化——他终究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他只是从这部基督教的圣典中找取他所感兴趣的内容和知识，旧约中那些有关乱伦和谋杀的故事，他都很有兴趣。事实上他阅读广泛，感兴趣的当然不止这些。
杨宪益说他西方文学的知识大多来自课外阅读。那时法租界里有一家“秀鹤书店”，专卖外国原版图书。杨宪益很喜欢这家书店，每隔一天就要去一次，或当场买，或预订。起先他感兴趣的是儿童与青少年读物，有童话故事，科学幻想，冒险小说等，后来又爱上了大仲马的历史传奇，读了不少。
因为大量阅读英文原版书，杨宪益的英语大进，到了上高中时，他阅读英文作品的速度，已经可以用“飞快”来形容。他能飞快地阅读了，从此更飞快地阅读，那时他每天都要读一两部作品，以至于几乎把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都读遍了，以至于后来他想开列一份他所读过的书的目录都很困难，因为数量太多了。
杨宪益中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固然是母亲的决定，但其实杨宪益当时也并不完全是被动接受。就在他广泛阅读英文书籍中，他深深喜欢上了希腊古典文学，进而产生了想学习希腊文的愿望，可偌大个天津，却找不着教希腊文的老师。国内找不着，就出国找去啰。就这样，他到国外读书去了，他读书读到国外去了。
杨宪益到英国留学，起先住在伦敦罗素广场的一家名叫王家饭店的老旅馆里。最初一段生活，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希腊与拉丁文，因为老师认真、布置作业多，加上住处离上课地点距离远，他一天几乎所有活动时间都消耗在这上面了，可就是这样，一有空他仍然会到罗素广场、契林十字街以及托特纳姆院路附近的旧书店去逛逛，买几本书。
不久杨宪益搬到了不远的一家外国留学生公寓。同宿舍的有位罗马尼亚留学生，恰好“也是一条蛀书虫”，杨宪益就与他一同逛书店，动辄买一大堆书回来，除了做功课就是阅读，读到半夜三更是常事。
那时的杨宪益对书籍仍然保持了一种如同饥饿的人面对面包的状态，所谓饥不择食，他看书也不挑，“什么书都读”，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宗教、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文学，只要到手的，都读。
说来有趣，杨宪益对于祖国及当时中国社会的了解，在国外要比在国内还要了解得多。而这了解，就是通过书籍来达成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作家写的《日本的泥足》、英国驻中国新闻记者写的《西安事变》与《人民战争》，他还读了《中国发出的雷声》《红星照耀中国》等书籍。
在入牛津大学之前，他还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读过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读过十九世纪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被列宁归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朱塞佩·马志尼的《人的责任》，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和生活道路产生过影响。
抗战期间在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编译馆有一个图书馆，收藏了不少丛书，杨宪益又读了不少文史杂集与笔记小说之类。同时在朋友的鼓励和启发下，开始由读而写，写了一些有关文史考据和古代中外史地方面的研究文章。
中年以后的杨宪益，不再有年轻时的闲暇，也不再有年轻时的精力，不可能再有年轻时那样的阅读了。可他既然从事的是翻译工作，这种性质的工作，想要不读，岂可得乎！他的一生，兴趣加职业，与书是注定分不开了。
可以说，杨宪益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