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帮党整风、无所顾忌地给党提意见，许多人于是在各种会议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指出党的干部身上的种种缺点错误并加以批评，结果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杨宪益却在这次暴风雨般的运动中逃过了一劫。
别人乃是祸从口出，杨宪益得以幸免，这并不是他有先见之明，也不是他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他只是在会上很少发言，而这，他自己说是“倒不是因为我不敢讲，而是因为我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仍充满热情，我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实原因并不止这些，杨宪益未说，并不表明完全不存在。自解放以来，杨宪益就因为发言与行文之前政治思想不够“成熟”，未在肠子里多转几个圈，不时遭来不以为然的声音，轻则置疑，重则批评。
南京解放前夕，在长江下游水域爆发了中共军队与英国军舰炮战的“紫石英号事件”，西方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引起世界关注。
事件起于英国眼见国共双方在长江两岸陈列重兵，大战一触即发，先由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派伴侣号驱逐舰驻泊南京，准备随时接走驻南京的英国使馆人员以及侨民。4月20日早晨，英方又派紫石英号护卫舰由下游上驶南京，替换伴侣号。
部署在扬州以南江岸的解放军炮兵，发现紫石英号后，立即鸣炮示警，但紫石英号不予理睬，加速上驶。解放军六门火炮即向紫石英开火，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但不敌岸炮，舰体多处中弹，人员伤亡惨重，驶往南岸，搁浅后挂出白旗，解放军停止炮击。
伴侣号驱逐舰接到命令，下午赶来救援，又遭到解放军炮击，它也回击，双方各有伤亡。伴侣号也中了弹，向下游逃去。
次日早晨，英国海军由香港驶来的伦敦号巡洋舰与驻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由江阴向上游驶来，打算接走紫石英号，解放军炮团一位炮长下令开火，英舰还击。双方各有伤亡。
当时的解放军司令员叶飞在回忆录里写道，与英国军舰炮战后，上级来查双方谁先开的炮，他与军长陶勇订了“攻守同盟”，一致说是英国人先开炮。
新华社因此报道说是英国军舰先开炮。杨宪益了解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并不打算支持正在崩溃的国民党政府，这一点与美国不同。所以当他读到英国报纸说是中国人先开火的报道后，认为这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因为更合乎情理。
于是他把报纸拿给他的同事们看，并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大家都来反驳他，理由看来也十足：“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报道，反倒相信外国帝国主义报纸上的说法呢？”并且批评他政治立场有问题。
显然众人的思维方式与他完全不同：他是要从客观出发，找出真相；众人关注的却是政治立场。而众人对他政治立场的批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众人是完全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的，所以坚信事情的真相与真理掌握在党的手里，并且对这一点不容许有任何置疑。
杨宪益虽然拥护共产党，但并不盲信，或者说，他要拿到证明才肯相信，因此显得立场不够坚定。
何况恰是中英发生摩擦，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中国是他的祖国，英国是夫人的祖国，在情感上，他也会倾向客观，而不任性地偏袒。
杨宪益在回忆录里对这件事的回忆有误，他误记事件是英国军舰与一艘中国帆船交火，而“去年”看到中国一位海军官员、当年是那艘帆船的船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承认当年是他下令首先向紫石英号开火的。
杨宪益1990年开始写自传，他所说的“海军官员”有可能是叶飞。叶飞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他的回忆录于1988年年底出版，很可能次年有报刊摘章予以刊载，可是在《人民日报》上未见相关文章。
总之对于紫石英号事件，杨宪益又受到一次教训。
解放初期，杨宪益以民革南京市委秘书长身份，在《新华日报》上除了发表民革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讲话，还发表了一系列解释中共在国民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文章，算得上是《新华日报》的老作者，可是却与它结束得不愉快。
那时他写了一篇谈中国宗教自由的文章，不料却被《新华日报》社社长退回来了。那是在杨宪益与社长都参加了的领导干部研究当前南京形势的会上，社长悄悄把他那篇文章递还给他，对他说，他想以后找个时间和他讨论这篇文章，希望杨宪益能做些修改。
杨宪益拿过文章一看，社长在文章的一些语句下面用红铅笔划了线，旁边还加有惊叹号。他想起那几天的报纸上，正刊载了一些文章，对本地的天主教僧侣进行谴责，指控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很显然，他文章中的一些说法与此形势不合。
杨宪益心里不以为然，他不是唯唯诺诺地表示一定好好修改，而只是微笑着什么也不说。事后他也不找社长，为自己的文章据理力辩。他采用的是知识分子通常使用的抗议方式，也是常被人们视为消极的方式——决不再与社长提一句文章的事，从此也不再为《新华日报》撰稿。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就中苏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会谈。1950年1月，周恩来抵苏加入谈判。经过多次会谈，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条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缔约国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总之，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多方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这对亟须遏制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攻势、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中国新政权来说，意义当然是重大的。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南京与全国各地一样，组织了许多庆祝活动。与活动相伴随的，是铺天盖地的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成就的宣传，以及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或帮凶的口诛笔伐，广大的普通干部群众只看到条约的有利方面，因此在组织的安排下尽情释放对“老大哥”的朴素感情。杨宪益却很冷静。
有一天，杨宪益作为市政府领导之一，受到苏联领事馆的邀请，出席庆祝条约签订的宴会。那天他喝了无数杯伏特加酒，别人干杯是为了庆祝条约，他却是为了酒本身。而且喝了那么多酒，却也没有丧失理智。他即兴作了一首诗，把当前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比作唐朝与突厥的关系。
唐朝面对北面强大的突厥，也一度不得不称之为“老大哥”，后来成功地把它赶到中亚地区。
在红旗如林的会场，人们兴高采烈地频频举杯，伴随着震耳的腰鼓舞，一片欢乐和谐，而杨宪益头脑里想到的却是唐朝开国皇帝庆祝他的胜利的情景。
所幸杨宪益的同志与领导多半对那段历史不很了解，对他诗中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没有在意，否则批评是免不了的。
但是他有次在与同志们讨论苏联的工业成就时，却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国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并超过苏联的成就呢？”
他的一位在统战部门工作的朋友听到这话，竟然大吃一惊，同时严肃地对他说：
“我们怎么能想要超过苏联的成就呢？难道莫斯科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吗？”
杨宪益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杨宪益虽然缺少政治敏感的天分，但总不致过于愚钝，事情经历得多了，自然会有所觉悟，他意识到，他的“所有想法并不都能与共产党的路线吻合。”也意识到，“在发表某些意见时必须有所保留。”这些“意识”，致使他在解放初的几年里没有再提出入党的申请。
杨宪益并不是容易冲动的性格，不是愤青，几件事一经历，虽不至于噤若寒蝉，但也多少会有点口欲言而嗫嚅，这一打顿，就救了他。就像在径赛场上，发令枪一响，大家一同狂奔，他稍一迟疑，别人都跑到前边去了。右派帽子虽多，毕竟还是有额度的，跑在后面的，就摊不到了。
总之，在那个杨宪益已经意识到祸从口出的年代，除了那一次在苏联领事馆被酒精冲开了喉咙后的“一啼”，再也未见杨宪益有任何诗作分娩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