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野同我在半个世纪前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他是一九五一年在南京英年早夭不幸病逝，后来我又从南京被调到北京，此后就没有听到他家里的消息。最近他女儿卢位从南京来，告诉我他子女早已成人，有的且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一瞬间四十多年过去，不禁百感交集。今年是他九十岁寿辰。他的子女准备在国外给他出一本选集，要我写一篇短文作序，我是他生前一个知己朋友，他过去的另一位好朋友梁实秋现在早已作古，我当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表达我的哀思。
冀野是著名词曲理论家、作家吴梅的得意弟子，少时有南京才子之称。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参议员。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贵阳师院任教，当时他从重庆去贵阳，就认识了。我们当时常常同贵阳一些老文化人一起吃酒吟和，很谈得来。次年我离开贵阳，改到成都光华大学任教，当时他在重庆附近的北碚，负责当地的国立礼乐馆。礼乐馆和国立编译馆是当时在北碚的两个兄弟文化单位，他同当时在编译馆的梁实秋很熟，因此就向梁秋实推荐我参加编译馆。一九四三年秋，我就到了国立编译馆里梁实秋主持的翻译委员会任编纂，住的宿舍是礼乐馆的一个小楼，也是冀野给我们安排的。一同住在这所小楼的还有两位姓杨的朋友，一位是杨荫浏，一位是杨仲子，都是音乐理论家，杨仲子就称这座小楼为“三杨楼”（或“三羊楼”“三阳楼”），取古语“三阳开泰”之意。我们住在那里的几年是我一生中除了在牛津大学读书而外最愉快的几年。当时北碚是后方的一个文化中心，我们不但有文化界许多好朋友，而且编译馆有一个不大但很好的图书馆，看书查数据也很方便，后来颠沛流离，就没有这样福气了。这一切都是冀野兄之赐。当时我们在北碚小镇上常常见面，我闲暇无事，曾写过一些文史考证短文或读书笔记，寄去登载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上，常常得到冀野兄的鼓励。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书名《零墨新笺》，就是他给我起的书名。当时我还利用工作余暇，英译过一些我国古典诗词及其他作品，冀野建议出一套汉英对照的丛书，交给当时他认识的正中书局出版，记得当时成稿，准备付印的有《楚辞》，梁武帝时沈约、范缜等关于《神灭论》的辩论，《陶渊明诗》，《温庭筠词》，还有一本苗族的创世史诗，冀野给它起了个名字《苗本事谣》等等。后来因为日本投降，大家都忙于回到下江去，计划就放下了。冀野不读英文，但对我的汉译英工作很感兴趣。他写过一本散曲《中兴鼓吹》，曾交给我译成英文，好像这本小书当时出版过，可惜我的英译稿早已遗失了。后来他又写过一本散曲，名为《罪言》，大概没有出版过，但他曾经让我看过《罪言》的手抄本。他对外国文学也很感兴趣，但自己不能看外文书。我当时手头有一本印度古代剧作家迦黎达沙的《沙恭达罗》（或译《沙恭达伦》）的英译本，他很喜欢，因为过去译《说部丛书》之例，由我口述，他再整理译成中国传统式传奇。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就搞定了，他又给这本戏起名为《孔雀女重合金环记》。“孔雀女”当然就是剧中女主角沙恭达罗的意译。我记得此书当时没有出版过，现在他的译稿是否还在人间，我就不知道了。日本投降前后几年间，他还同南京旧书店一些木刻老工人联系，木板印刷出版过好几种他自写的和辑集校订的一些词曲，我过去就有过一本他校订的《南唐二主词》，这些都是他在战乱期间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绩。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忙于早日回家，我们也就很少见面。到南京后，记得有一次他约我去夫子庙吃过一次扬州干丝，后来我又介绍他参加了南京市民革组织，成了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但也没有什么职位。一九四九年董必武副主席来南京，柯庆施市长曾请董吃过一顿饭，由我和他作陪，因为他过去认识董老。他后来又去过一次北京，去拜访周恩来总理，但因周总理当时太忙，未能见面。在南京他郁郁不得意，曾想到南京大学做教授，也没有成功，后来就因为身体太肥胖而不幸病逝。但据我所知，他生前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他没有遭遇过后来的“反右”“文革”等运动，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冀野平时生活很简单，衣裳也很随便，一般是青布长衫，从来不穿什么西装革履。他虽然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参议员，交往的官场人物也很多，但从来不摆什么官架子。他律己很严，家里非常朴素，这同当时国民党官僚不同。从他当时写的散曲《中兴鼓吹》和《罪言》，可以看出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态度。在日本即将战败，中国即将复兴的年月，他写了《中兴鼓吹》，自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能给这个大时代做一个吹鼓手，但对中国的未来，还抱着无穷的希望，渴望着文化复兴的到来，后来目击了当时官场的贪污腐败，又热血沸腾，大声疾呼，写出了散曲《罪言》。虽然《罪言》的提法令人想起唐代文人所说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话，但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总免不掉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冀野始终是一个正直爽朗、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现在编印的这本选集，我还没有看到，不知道里面包括了冀野生前哪些著作，因此我只能拉拉杂杂写一些我同冀野生前交往的零星回忆，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
以上是一九九六年冀野家人在国外为他印选集时，我所写的序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冀野的作品罕有所见。此次，得悉中华书局将为他出版这套《冀野文钞》，我亦为这位曾相交多年的老友由衷地感到高兴。
二○○五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