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二月始，我应一位意大利朋友之邀用英文写一本自传，由他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我的妹妹杨苡根据手稿也翻译了我的童年、少年以及求学时期的部分章节，先后发表在广东的《东方文化》杂志和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我的自传只写到我七十七岁为止，以后没有续写下去。
我的家务事也从那时起骤然增多。我的妻子乃迭身体渐渐不好，又不慎摔了一跤。送到医院后，由于被误诊为老年性痴呆症，用药不当，她突然失去了记忆。以后转院治疗，才确诊为脑供血不足。乃迭从此身体时好时坏，但身边再也离不开人。要是她住院了，我就得天天跑医院，从郊区住处到城里医院，每天往返要花两个小时以上。我的小女儿原先和我们一起住，因为她的丈夫是加拿大专家，与我们分开后搬到西郊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公寓。她让我们也搬到外国专家公寓去，因为友谊宾馆有较为方便的医疗条件，小女也可以就近照顾妈妈。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五十年代是为苏联专家准备的，不中不洋，尽管我很不喜欢，为了乃迭，我们只好搬家。时间是一九九四年的六月份。女儿、女婿都是大忙人，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分担老人的事务。在我们搬入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一年多后，女儿一家由于工作的变故，又迁出了那里。如今我们远离女儿，也远离朋友，在保姆一时没有找到的日子里，我承担了洗衣、做饭等家务活，日子常常过得相当烦琐、疲惫。
近五年来，我曾几次出国，都是在乃迭身体稍好的时候。一九九○年底，她的姐姐盼她回国探亲，我同时也接到母校牛津大学的邀请，于是我们一起回到英国住了三个月。后来，我们又回到牛津一次，我的自传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发行仪式。一九九二年九月，澳大利亚堪培拉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我讲学三个月，在澳洲的布里斯班，我参加了一个艺术节，还见到了阔别三年的苗子、郁风夫妇，极为欣慰。一九九三年三月六日香港大学授予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在印度赈济灾民的阿尔巴尼亚修女德瑞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等。香港中文大学请我去讲学，名为讲学，实际上是让我有机会在香港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我搬家以后，偶有朋友来聊天。我写的一些打油诗集成《银翘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得到朋友们的捧场。
目前我的身体尚好，但记忆力渐衰，偶尔也想写点文字，做点考据，但总是安不下心来。
我对自传并不满意，当时是想说明我这一辈子是怎样走上这条人生之路的。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抗战、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所以自传里我的政治经历写得较多，因此只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本自传主要是给外国朋友看的，我对字画的收藏与捐赠，对中国文学史的考据等均没有涉及。这些都是不容易跟外国人讲清楚的，而这方面对于我却一直是十分有兴趣的。
我曾自撰一联：
少时了了大未必佳
中年昏昏老而知耻
中国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许大都如此。我的遭遇与许多老知识分子也大致一样。
在自传的后记里，我写下一段话，是我当年的认识，也可以说仍然代表着我今天的感想，就抄在下面吧：
要如实而又不失公正地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很困难的。一生总是有许许多多令人感兴趣的事实和插曲，选择说出哪一些，越过或绝口不谈哪一些，这是一个难题，决不能要求一个人真正客观；一个人总归是根据他自己的主观意愿，认为哪些是有意义的，有兴趣的，这样来决定取舍。要试图写一部实实在在的自传甚至更难。在我七十六岁时，我是应一个朋友的请求，开始写自传的。开始时我只是写着玩，因此，在我写了几十页关于我的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求学以及到海外读书和旅行等等之后，我自己测览一下，觉得读起来倒像是一部冒险小说或传奇。后来当我的生活逐渐卷入当时的政治局势中时，我觉得这部自传却更像是一个为我的所作所为而写的政治声明或检讨，或是自我辩护或自卫。我毫不打算写一部冒险小说或是传奇。我只希望我所写的关于我的前半生全部符合事实。我当然希望我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自我陶醉或炫耀自己的倾向。绝没存那种滥施溢美之辞的意思。当然我也并没有写一份政治检讨或自白书的打算。既然我对我所有的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愧，也毫无歉疚之心。那么，我若能重新过此生，我还会像我以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去做。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