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背景
1．隋唐汉族风俗文化的时空范围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风俗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由于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人民都渴望统一，所以杨坚在公元581年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之后，只用了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就灭了南朝的陈，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朝统治的时间虽然短，只有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两帝，共38年，但是，它的一些制度为唐以后的各个朝代遵循使用，因而隋朝对它之后的王朝来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唐朝统治中国近300年，尤其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出现的贞观之治（627～649），把封建社会的繁荣推向了顶峰。唐玄宗统治的后期，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终于在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此，唐代社会的政治统治日趋没落，藩镇割据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907年中国历史上再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社会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隋唐时期前后共经历了326年。
隋唐时期的疆域，就唐朝极盛时期而言，“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大致相当于今东至日本海，西至咸海，北至贝尔加湖北岸及叶尼塞河中游，南至越南中部。隋唐时期汉族风俗文化就在这一空间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变迁。
2．隋唐的社会特点
第一，生产力空前发展。
隋唐时期农业生产率较之前代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新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余粮增多。与此同时，隋唐两朝政府对手工工匠的人身控制以及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允许私人开采各种资源和从事各项手工业生产。国家所需的物资有时也向私人收购。这样一来，大大刺激了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中所看到的隋唐已经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的种类，已远远超过了汉代。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瓷器烧造、金银作和雕板印刷这几个部门。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城市的繁荣。唐代的城市，也与唐代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显示了一种宏伟博大的气度。正如清代着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曰：“予闻天下州之为唐旧创者，其城郭必皆宽文，街道必皆正直。解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宽敞。”隋唐时期非常繁华的大城市，主要有长安、洛阳、扬州、杭州、成都、广州等。
第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隋唐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代。这次民族大融合不仅使许多少数民族集聚到一个民族大家庭中，也使汉族自身受到了改造。由于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以往存于汉族上层人物中的歧视其他民族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加上“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1]，在对外交往时也很少顾忌。在这种交往中，隋唐不仅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也从其他国家那里借鉴和吸收了许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鲜事物。
第三，科举制度建立，促使教育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小地主要求参政的呼声愈来愈强烈，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的产生，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提供了机会，因此受到中小地主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从而增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使天下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整日埋头苦读，形成了一股重视教育、尚好诗文的社会风气。张亮采在阐述隋唐风俗特征时说：“科举时代，有唐为开始，故唐代之风俗，可以科举代表之。天下人心所注视，不离乎科举也。”[2]可见科举制度对社会风气影响的深远。
第四，社会风气开放。
隋唐是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一个风流、浪漫与自信的时代。四夷臣服、物阜民安、政治开明的盛世现实，引起了文化心理氛围的变化。人们尽情地享受、尽兴地追求，消受着现世的乐趣，追求着欲望的满足。这种时代气氛导致了人们美感意识、进取信念和世俗肉欲的全面复苏，使整个社会心理变得开朗、闳放起来。加上魏晋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放任不羁的社会思潮余波未消，使整个政治社会环境任意有余而收敛不足。处于这种气氛中的风俗文化，也相应会得到更为随意和自由的演进。
3．隋唐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隋唐文化，与魏晋南北朝以来汉族传统的封建文化一脉相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纲纪既衰，儒道尤甚”，“百余年间儒教尽矣”[3]，儒学的全面衰落，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玄学的兴盛耘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这一时期的士人思想空前活跃。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4]正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驱动下，隋唐进入了一个气度恢宏、文化氛围浓烈而又自由奔放的时代。
隋唐文化，一方面采撷吸纳了各少数民族文化之精华。魏晋南北朝370余年间，发生的最为重大的社会变迁，是境内各民族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血缘的各种途径，经无数次战争劫难及和乎共处，乃如百川汇海般地逐步汇合熔铸，使汉民族经历了自秦汉形成之后的第一次大换血，构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民族的大融合，亦促进了（或者说包含着）民族间文化的大融合。此时，汉民族以一种“大有胡气”的新民族或曰新汉族的特质出现，民族间相融的文化效应得到最为充分的释放。这种广泛的国内外文化汇合的结果，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
另一方面，隋唐时期，南北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并且完成了两种不同风格文化的合流。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主要有老庄及屈原等代表南方楚文化，与北方以孔孟为代表的齐鲁文化的对峙。秦汉时国家统一，南北文化初步交合，西晋末年战乱，文人纷纷南迁，南方文化发展迅速。隋炀帝由北方统一南方，基本形成南北文化融会统合为一整体之大势。当时的两京特别是长安，作为隋唐文化中心，是士子应试、朝颁大典、接待外宾、举办大型文化活动的所在地，也是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的集结点。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云集于此，创造着代表时代文化发展最高层次水平的“精英文化”。在“大一统”的政治及“精英文化”的影响下，汉族社会的民俗文化也呈现出南北互相渗透、融合交汇的局面，明显地呈现出趋同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道教到了隋唐时期，已羽毛渐丰，外来佛教也通过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交流在华夏大地扎下了根。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汉代那种儒家一统天下的态势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在这样的历史大趋势下，隋唐两朝的众多帝王们就不能不因势利导，采取三教并行不悖的思想文化政策。于是佛道两教皆进入了鼎盛时期。
二、隋唐汉族风俗文化的变迁
1．汉胡整合
风俗文化的演进同其他文化一样，是主要建立于不同风俗事象融合的基础上的。魏晋时期，随着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胡族风俗浩浩荡荡地开入汉族风俗系统，历史为隋唐时期再现风俗文化的辉煌提供了又一次机遇。但是，在那战乱动荡的岁月，社会风俗极度颓废悖杂，尊严家讳、标异门第、诠选婚姻、区别流品、清议为务、亲朋至重等成为门阀世族日益加重的普遍心理流向；而炼丹、酗酒、养生、淫乱、迷信已成为上流社会所提倡之风俗。这种腐朽没落的习尚蔓延到各地风俗之中，形成一种无节制的沉淫的常态，这是毁灭性大动乱在人们心理上烙成创伤的折射。
显然，自身还处于重构之中的魏晋风俗还不具备兼容整合外来风俗的条件和环境。可是，魏晋风俗文化出现了一种多元激荡的表象。这种多元激荡既表现为汉民族的内部风俗，主要是南北风俗的冲突，而更为明显的是胡、汉风俗之间的碰撞。胡族风俗属草原游牧文化，“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可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又“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5]。汉族风俗则属于农业文化系统，“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6]。风俗文化特质的差异，必然造成民俗心理上的对立，诚如江统《徙戎论》所曰：“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胡化、汉化、胡化及认同不断地反复扭缠，显示了冲突的持久性。尽管北方少数民族的诸多风俗事象如潮水般涌人中原，并且大都落土生根，但毕竟大致只流行于北地，还未与整个汉族风俗完全相融，整合一体。
隋唐皇室以胡汉混血的血统奄有天下，直接标示了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在多民族冲突融合中重构新民族风俗体系的历史进程已告一段落。隋唐境内的民族文化的融合，大大冲破了胡汉风俗的壁垒，同时也大大淡化了两种不同风格风俗的界限，从而造就了一种“取我所需。尽为我用”的大家气象。这就无疑会逐渐打破因袭守旧的民间文化状态，改变了排斥他族文化的社会心理和习俗，一种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的社会风气于此乃得以形成。
2．除旧布新
由于隋唐两大王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完善化的中央政权，整个社会环境安定，休养生息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要求和心理欲望。隋唐统治者领悟到“正俗调风，莫大于此”[7]，把引导民风作为整顿朝纲的重要部分。“隋承丧乱之后，风俗颓坏”，故命各级地方官吏“多所矫正，上甚嘉之”[8]。这样就产生了一般遗俗进化所不曾有的飞跃速度。本来每个地方的习俗风尚，由于地方之间的心理差异很难统一，但新政权超时空的移风易俗而迫使地方风俗改变，确是一个摧枯拉朽的决断过程。例如，隋朝大业初，柳旦“拜龙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帝闻而善之，下诏褒美”[9]。又柳或“见近代以来，都是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靡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获隋文帝同意，“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当朝统治者对“违六礼之轨仪”的各级官吏，要“禁锢终身，以惩风俗”[10]。“率履法度，动由礼典”，统治者们正是这样通过行政命令，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习尚，致使此期风俗的演变时常凸现一种除旧布新的剧变状态。
当然，大一统的隋唐王朝的强权政策体现于风俗方面，主要还是在于布新。封建王朝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倡导和推广自己认为适宜的社会风尚。而天下大统一的社会环境又为风俗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譬如据《挥尘新录》记载，正月与五月、九月合称为“善月”，这是因为唐高祖诏天下曰，“每年正、五、九月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后人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又，中和节是唐代由朝廷颁诏提倡的一个节日[11]。二月初一这天，皇帝应给在京的大臣赐宴，各地官员在当地宴享属官；上司要给下属赠刀、尺，表示为政要审慎裁度，地方官员要向上级献农书。表示不忘农事；老百姓亲友、邻里之间要用青袋子装着优良的谷物、瓜果种子互相赠送，表示关心农业生产；村社都要提前酿“宜春酒”，到二月初一这一天祭祀勾芒神（五行神中的木神），以祷丰收。这类由统治者亲自推行的习俗，带有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其流行的区域非常广泛，为大江南北不同地区的百姓共同传承、实施和恪守。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隋唐风俗的演变具有一种广泛性和普遍性特征。
另一方面，任何时代风俗的形成、演变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和地方特色，隋唐两代亦不例外。一统天下的两个封建王朝疆域广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差异，产生不同的植被区和物产，而不同的物产又带来不同的饮食、服饰、生产、游艺、祭祀等习尚。中唐宰相杜佑，就对各地风俗进行了历史的直观描述：关陇道之多尚武节，荆州之善贾趋利，山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山西人之勤俭，河东文学之兴盛，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以及岭南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等等[12]。此外，从大量的方志地理书和笔记中还可查到更丰富的例证，以供考察这种习俗的地区差异[13]。隋唐风俗，不惟南北，每区域都有着显微不等的区别。
隋唐风俗的流变，既有广泛的同一性，又有恒常的地方性和变异性；即便是同一风俗事象，尽管它在不同地区都有流传，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是有差异的。
3．趋向规范
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各种封建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时期，这一阶段风俗演变相应地也趋于不断完备、定型和成熟。
地方风俗是传承性文化，承袭过去的因素是风俗形成的显着特征。毫无疑问，隋唐基本上也是沿袭了前代的风俗习尚。但是，有些风俗只有在这一相对安定、富足的社会状况中，才能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时尚，演变得更为兴盛和规范化。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原因，此期的物质风俗、人生礼仪及游艺风俗才展示出多彩多姿的外观。这些风俗事象历经300多年的传承衍化，不仅具备了程式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其内涵也基本确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