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的措施。第一，推行郡县制，统一并稳定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秦朝版图成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也是后来汉民族共同地域的基础。第二，“书同文”，是华夏民族共同语言统一并稳定的标志。秦始皇先后两次规定以整齐的秦国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以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向全国颁发了文字范本，结束了战国时“文字异形”的状况，并奠定了现代方块汉字的基础。第三，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加强了华夏民族的经济联系，为后来汉民族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第四，颁布统一的法律令，把表现华夏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秦律的指导思想是琅琊石刻所说的“圣智仁义”，要求人民“尊卑贵贱，不逾次行”[13]。此即《礼记·中庸》所说的“行同伦”。第五，筑长城，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巍巍长城，不仅是华夏民族共同地域上的长城，而且也是华夏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上的长城。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长城成了华夏民族统一的象征。
秦始皇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更加确定地成为了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是，由于秦祚不长，15年后即被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推翻。但继之而起的汉朝，仍承秦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变得更加强大，“大一统”的思想经过董仲舒的发挥更加明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4]董仲舒高举孔子的旗帜，把儒家各派和百家学说在《春秋公羊》的名义下统一了起来。于是，“大一统”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历史主流的前进，成了维系中华民族长期稳定的思想纽带。
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国家，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民族的发展和转化。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郡，实行“编户齐民”，进行削藩，限制侯王政治势力的发展，逐步减少侯国的数目。经济上，颁行均输法、平准法，消除了郡国运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15]的现象，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统一和稳定了币制，颁行五铢钱。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促进了华夏民族的统一和稳定，最后促成了华夏民族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在世界民族之林扎下了根。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汉代秦后，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且国势强盛。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族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之名遂被他们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16]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17]可见，汉族之名自汉朝始，秦汉时期是汉民族的形成时期。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纳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历经2000余年的风雨洗礼，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人口从两汉时代的5000多万，发展到清朝道光年间的4亿多，又发展到现在的13亿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在汉族的发展历史上，经历过两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元时期。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纷争战乱。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落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人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落交错杂居的局面。最后，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被汉族所吸纳，成为汉族大家庭的新成员，从而为汉族这个巨人增添了新的血液。
唐代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先是五代十国的频繁更替，再是宋辽夏的三国鼎立，后是宋金的南北对峙和元代的民族歧视。然而，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煊赫一时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都相继被汉族同化，失去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即使到了近代，由于晚清时清政府允许汉满通婚，促进了汉满民族的融合，最后，大部分随清兵入关的满族后裔也被汉族所同化。而成了汉族的新成员。
可见，汉族是一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汉族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族，是其有海洋般的胸襟，吸纳和同化周边少数民族之百川的结果。
2．汉族风俗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汉族风俗文化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形成，随着汉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过先秦长期孕育的汉族风俗文化，终于在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并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构，和隋唐时期的不断整合和发展，已基本成型；再经五代宋元时期的再次调整，到明清时已达到它在封建社会中应有的高度；但到了清代后期，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促使它进行了再次的重构和整合，并实现了由古代风俗向近代风俗的历史性转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族风俗的发展和演变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风俗文化时期。下面，就汉族风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情况作一简单的梳理。
第一，汉族风俗在先秦时期的孕育。
先秦时期，夏商周三代时，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华夏民族，其风俗文化圈已基本形成。早期农业时代的各种风俗活动已具雏形。如在农业生产风俗方面，随着夏历的发明和使用，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风俗也逐渐出现，并相继产生了与此相关的农业节候、耕植、祭祀、庆典等风俗文化事象。在婚姻风俗方面，周时已有同姓不婚的习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番。”并出现了男女婚姻的中介人“媒妁”，《诗经·卫风·氓》曰：“非我衍期，子无良媒。”一些原始社会的风俗则被逐渐神圣化、规范化，并演变上升为礼俗，而成为统治者“广教化，美风俗”[18]的主要内容。如《仪礼·士昏礼》即规定了缔结婚姻的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即所谓的婚姻“六礼”。这一切都成为后来秦汉统治者风俗的主要习俗基础。
进入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数百年间，战乱不息。社会大变动，使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格局被打破了，“周末崩离，宾射宴飨食之则，罕复能行，冠婚饮食之法，又多变迁”[19]。这种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也不利于风俗文化的充分展开和显现。秦汉之前，除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风俗外，我国境内还存在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其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中原、齐鲁、燕赵、荆楚、吴越、巴蜀等地的风俗文化各自都有本身的特色。因此，风俗文化的融合和定型尚有待于国家统一，只能留给秦汉了。
第二，汉族风俗在秦汉时期的初步形成。
秦王朝建立后，疆域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20]。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风尚习俗难免千差万别，“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其俗”[21]，秦始皇依韩非所言，靠法令和刑罚来纠肃风气，清除恶俗。如针对会稽一带的淫乱风气，专门立石宣布：“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22]。尤其当一些传统风俗与统治者的利益相抵触时，统治者便以相当严厉的措施“移风易俗”。如秦王朝为了防止六国贵族的东山再起和劳动人民的结集反抗，用强制命令甚或暴力的手段，对春秋战国以来传统的民间执兵习武的社会风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强行罢除了民间传统的“讲武之礼”，严禁聚众结社，练武习艺。
两汉时期，统治者继续以政权干涉的方式对风俗进行整饬。如“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23]，第五伦任会稽太守时，下令禁绝“淫祀”，“移书属县，晓谕百姓，民不得有出门之祀。督课部吏，张设罪罚，犯，尉以下。巫祝依托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论之，有屠生辄行罚。民初恐怖”。在第五伦铁腕政策之下，会稽人好淫祀的习俗虽未禁绝，却也有所改变。
两汉“统一”风俗的行为除了以律法严加控制外，更多的注重以经治国，以经易风，力图将一切风俗习惯纳入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中，以达到“整齐风俗”的目的，以共同的文化来凝聚和划一人们的生活方式。两汉时期，统治者将先秦流传下来的包括婚礼在内的各种礼制，均加以重新整理和规范。如平帝元始之年，诏“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并马”[24]；婚仪则被纳入儒家模式，要求与传统六礼完全相同。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制定的婚礼制度。即使是人们日常穿着的“衣”，汉儒也根据经学强调衣着尊卑等级，如董仲舒和班固都提出：“王者必复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表德劝善，别尊卑也。”[25]在行的方面，王莽曾“奏为男女异路之制”[26]；又据《白虎通》记载，汉人乘车尚须遵“车教之道”。而这种“车教之道”就是“礼”。
经过两汉统治者的大力整肃，使得汉代的异地异俗开始出现趋同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地出现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格局。汉族各居住区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以及其他的礼仪习俗，都逐渐呈现出大同小异的形态。
与此同时，除夕、元旦、人日、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主要岁时节日的习俗内容也于两汉时期基本定型。如年俗，最能显现年俗文化内涵的贴门神、挂桃符、逐傩和放爆竹等习俗，在汉代均已出现，主要元素均已具备，足以说明汉代的年节已经成形。
这一切均可说明，在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民族向汉民族转化过程的完成。汉族风俗作为一种完整的、基本统一的文化形态，已初步形成。
第三，汉族风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风俗的重构，最主要的特点是吸收和借用异族风俗文化来改造和丰富自己。具体而言，这种吸收和借用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国内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吸收和对外来宗教——佛教文化的借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在迁徙和战争中先后进入中原，并趁晋朝统治者内部争斗时，利用不同的方式，在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内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样，一方面，他们给汉族地区带来了胡服、胡床、胡食、胡坐等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在建立和巩固自己政权的时候，又难免遭遇了汉族先进农耕文化的抵抗，从而引起了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强烈碰撞和密切交流，最终实现了汉胡风俗文化的融合。
在这种民族文化大冲击、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中，汉族风俗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吸收了少数民族风俗中健康有益的成分而丰富了自己，并对后世产生久远的影响：如对胡族踞坐胡床的吸收，它不仅是坐具的改进或变革，更深远的是它改变了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席地而坐的习俗，从而在礼仪、观念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革命。又如胡服，即裤褶之类，由于比汉族的传统服装更合体，更适于劳作和行伍，故首先从军队中盛行，后来逐渐扩散到民间，为后来汉族社会男子衣饰实现从上衣下裳向上衣下裤的转变提供了可能。而胡饼，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麻饼或芝麻饼，更是一经传人，则盛行2000多年而不衰。胡服、胡坐、胡食等胡族风俗的融入，大大地改变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民间的普及，又刺激了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汉族发展史上道教、佛教传布弘扬最兴盛的时期。道教讲究修炼服药，认为修炼服药可使人成仙，长生不死。因此，从魏晋开始，服散成风，隐居修炼成了一种崇尚。而佛教则渲染极乐世界，人们只要诵经戒斋、立寺造像、布施财物便可修炼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因此，凿石佛、造寺庙一时大兴；四月初八浴佛、盂兰盆，人死丧葬做斋七、百日等习俗应运而生。可见，宗教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风俗的重构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第四，汉族风俗在隋唐时期的整合和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身还处于重构之中的汉族风俗文化还不具备兼容整合外来风俗的条件和环境。可是，魏晋南北朝的汉族风俗文化已出现了一种多元激荡的表象。这种多元激荡既表现在汉民族风俗内部，主要是南北风俗的冲突，而更为明显的是胡汉风俗之间的碰撞。胡化、汉化，及胡汉互动不断地反复扭缠，显示了冲突的持久性。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诸多风俗事象如潮水般涌人中原，并且大都落土生根，但毕竟大致只流行于北地，还未与整个汉族风俗完全相融，整合一体。
隋唐皇室以胡汉混血的血统奄有天下，直接标示了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在多民族冲突融合中重构新民族风俗体系的历史进程已告一段落。隋唐境内民族文化的融合，不仅几乎完全冲破了胡汉风俗的壁垒，也大大淡化了两种不同风格风俗的界限。从而造就了一种“取我所需，尽为我用”的大家气象。这就无疑会逐渐打破因袭守旧的风俗文化状态，改变了排斥他族文化的社会心理和习俗，从而显示出一种开放、创新的社会精神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