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是每一族群或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分民族、族群的主要标识之一。如果要认识和研究某个民族或族群，窥测他们的文化奥秘，风俗文化是个重要的窗口。可以说风俗文化是研究一个国家、民族或族群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重要资料，风俗史则是这个国家、民族或族群形成、发展和变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作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并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老民族之一，研究汉族的风俗文化，研究汉族的风俗文化史，探讨其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规律，不仅对认识汉族文明，而且对了解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均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风俗文化在人类文化大厦中所处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
一、什么是风俗
风俗作为一个词汇，我国历史上早有出现。如《孝经·广要道》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诗经·周南·关雎序》曰：“美教化，移风俗。”《荀子·强国篇》曰：“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是风俗呢？下面，我们首先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
1．我国古籍中的风俗概念
什么是风俗？我国古代早有人对此作出了种种的探索，古籍中对“风俗”的定义有着多种的解释。如“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1]；“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2]；“介于上谓之风，效于下谓之俗”[3]，等等。这就是说，由上层社会倡导，大家仿效而形成的社会风尚就叫做“风”，如“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即是；而在民众中历代沿袭，共同遵守的习惯则叫做“俗”，如“爆竹声声响彻天，人从旧历度新年。久闻正朔颁阳历，习俗于今未易迁”即是。然而，《汉书·地理志》却曰：“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就是说，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习俗叫做“风”，如《列子》所说南国之人祝发（断发）而裸，北国之人冠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就是因为南、北、中三地方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各种服饰风尚；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习俗叫做“俗”，如中国过去长期实行跪拜礼，辛亥革命后改为鞠躬礼，就是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引起的变化。东汉末年学者应劭亦认为：“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风俗通》的解释与《汉书·地理志》相类似。
以上两种解释似有抵牾之处，然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因为前者主要是从文治教化的角度出发，就风俗形成的社会动力而言的。而后者则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对风俗的发生作出了解释。两者是互相包容，而非矛盾。“风俗”既然由“风”与“俗”这两个同义词合成，那么，它的含义应该是以上两种解释的全部内容的综合。
2．风俗定义的学科界定
到了现代，风俗这个词汇，在日常运用中，它常和风尚、风气、风习、习俗、习惯、礼俗、俗尚等有着相近的意思，而且往往互相混用。所以《辞海》“风俗”条释日：“风俗：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现代汉语词典》曰：“风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现代所能见到的各种各样的辞书对“风俗”词条的释义。基本不出此二者的窠臼。
当然，作为风俗学研究的对象，风俗的学科定义的界定自然有别于语言中词条的释义。但我们不妨以词条释义为基础。那么，风俗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
风俗是在一定社会中，被普遍公认、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或者说：
风俗是被模式化了的社会生活方式。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知道，作为风俗学研究主要对象的风俗，它首先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属于行为文化。人们为了延续生命，就得不断地吃饭以补充营养。吃饭就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吃饭的方式，比如吃什么、怎样吃等，则不同的民族和族群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如居住在中国南方的汉族，以稻米饭为主食，吃食时习惯于用碗装盛，并借助于筷子的拨划将米饭送入口中。所以，对中国南方的汉族而言，以稻米饭为主食、以碗和筷子为辅助工具是他们吃饭的主要方式。同时，风俗又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而且必须是被一定社会所普遍公认、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即这种生活方式必须已被一定的社会所模式化。再以中国南方的汉族为例，以稻米饭为主食、以碗和筷子为辅助工具这种方式，在他们几千年的生活历程中逐渐被普遍公认、积久成习，已成为一种模式化了的社会生活方式，所以，它已经是一种风俗。
风俗，从横的方面看，它必须是被一定社会所普遍公认的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离开社会的任何个人行为方式、习气、习惯，都不属于风俗。如明时余姚县“三月廿八日，俗传东岳诞辰……大姓皆楼船载鼓鸣榔游人，姚人谓之游江”[4]，与宋代“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5]，两者都是游江，前者属于风俗，后者则不是。
从纵的方面看，风俗又必须是被某个社群所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模式化特征。如宋代杭州等地的观潮习俗是“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浪，谓之弄潮”[6]。明清时，浙江金华等地的斗牛习俗是“每逢春秋佳日，乡民祈神祭赛之时辄有斗牛盛会”[7]。清代苏州等地的上元张灯习俗是“每当元夕，两庙张灯设馔，箫鼓喧阗，游人杂遝。寺之山径，节节有灯”[8]。显然，观潮、斗牛、张灯等生活方式在杭州、金华及苏州等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已是积久成习的。
社会性和模式化是风俗区别于其他行为文化的基本特征。除此以外，风俗又有恒定性、可变性和自发性等特征。
风俗是被一定社会所普遍公认、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这就决定它有恒定性特征。风俗的恒定性首先表现为它在历史上的持续性。汉族的元日庆贺风俗，早在汉代时已基本定型，经过二千多年的延续，至今其基本框架仍保持不变，即是明证。其次，风俗的恒定性还表现为它对异质文化的排他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进入中原的“五胡”，为了夺取和稳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权，不得不施行自身的汉化政策，这里除了汉族先进的生产力和发达的语言文化的作用外，风俗的排他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而，风俗的恒定性只是相对的恒定，就其本质而言，风俗又是可变的。风俗的可变性决定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可变。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同一个内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实行。之所以采用这一方式而不用那一方式，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势必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也引起风俗的变化。如人们出行，在古代，可供选择的出行方式有骑马、乘车、坐轿、坐船或走路等；而在现代，则可供选择的出行方式又增加了驾汽车、乘飞机、坐火车等。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种方式，也会因周边环境的变化，而用以实行不同的内容。如除夕换门神桃符、贴春联的习俗，在古代所表现的是“驱邪鬼、保平安”的内容；而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鬼神观念逐渐淡化，除夕贴春联的形式便被用来歌颂美好生活、增添喜庆气氛，其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人群对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总是从众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自觉的，所以风俗的形成和变迁也往往不是自觉的，风俗具有自发性特征。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青年的过圣诞节，以及送生日蛋糕、点吹生日蜡烛等风俗的流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当初对这些生活方式的选择只是为了图新鲜、赶时髦，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
风俗的各种特征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社会性和模式性作为风俗文化的最基本特征，前者就空间而言，后者则就时间而言；而恒定性则又是由前两者所派生的，可变性则相对于恒定性而言。正是恒定性和可变性的对立统一，导致了风俗文化的变迁。由于决定风俗形成和变迁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从众心理，所以风俗文化的变迁过程又是一种自发的文化过程。
3．风俗的范畴和分类
风俗作为一定社会普遍公认和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它的范畴特别宏大。它包括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被一定社会人群所约定俗成的、模式化了的生活方式。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根据风俗事象的特点和历代文献的表达习惯，把风俗分成生产、生活、礼仪、岁时、信仰和社会等六类。
生产风俗指一定社会人群在创造和交换物质文明的生产贸易劳动方面的各种风俗，或称职业风俗。按职业不同，又有农业、园圃、林木、畜牧、渔猎、匠作、商贩、技艺等类别。如农作习俗，南方业稻，北方业麦；而稻作地区，插秧时有“开秧门”仪式，插秧毕有“关秧门”仪式；水稻若遇病虫水旱灾害，则又有“驱虫皇”、“送稻瘟”、“打旱魃”、“接龙求雨”等习俗活动。
生活风俗是指一定社会人群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和文体娱乐等精神生活方面的各种风俗。它包括饮食、服饰、居处、行旅、器用、娱乐、体育、卫生等习俗。如饮食习俗，汉族历来有南米北面之区别，即南方以稻米为主食，北方以面麦为主食；各地的菜肴品味，有南酸北咸、东甜西辣之说。文娱方面，如传统节日中的舞龙灯、猜灯谜、赛马、摔跤，礼仪宴饮中的行令、猜码，以及农闲时的演大戏、听说书和儿童游戏等，均是“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
礼仪风俗特指一定社会人群在人生礼仪方面所具有的各种习俗。礼仪习俗以人为中心，围绕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而逐渐展开。先后包括祈子、受孕、胎教、催生、贺生、洗三、贺周、成丁、婚嫁、祝寿、丧葬等环节。礼仪习俗，历史悠久。以婚礼为例，早在商周时期，婚娶礼仪已定型化。《礼记·昏义》中已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婚姻礼仪之“六礼”的规定[9]。延至现在，汉族共同性的婚仪仍有合婚、撞婚、献束、下茶、催妆、铺床、花烛、喜筵、合卺等几十种名目，内容丰富而庞杂。
岁时风俗指一定社会人群在一年四季因时序的变化而进行的各种节会习俗。岁时风俗一般有固定性的节期和传承性的节俗活动。岁时风俗是一种综合性的风俗，它几乎包含了生产、生活、礼仪、信仰和社会风俗的各个方面。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岁时风俗十分丰富，如汉族一年中的共同性传统节日就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六月六、七夕、中元、中秋、重阳、腊日、除夕等20多种，再加上各种地方性节会，其数量更是可观。
信仰风俗指在一定社会人群中，被普通公认、积久成习，并表现着他们共同信仰观念的生活方式。一般包括宗教信仰、巫术禁忌、驱邪祈愿、预兆占卜、祭神祀鬼等方面的内容。汉族社会是一个多神设教的社会，民间各种神只崇拜丰富而庞杂，如人们日常所崇奉的生育神就有女娲娘娘、观音菩萨、金花娘娘、七娘妈、张仙等，因地而异。
社会风俗指一定社会人群在家庭、家族、乡里、会社等社会组织单位中，与他人交往时所形成的普遍公认、积久成习的行为方式。一般包括社会交往、社会组织、社会风气和社会特殊习俗等方面的内容。社会交往风俗，根据交往双方或多方的身份、地位及关系的不同，又有男女交往、家族交往、亲戚交往、宗族交往、师友交往、行社交往和社群交往等区别。如我国自古就普遍流行的“以酒待客”习俗，“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10]，以及三国时就已流行的结拜之俗、明清时流行于世“搭平和”习俗等等，均属于社会风俗。
当然，我们对风俗文化的分类可以是多角度、多层次的。角度不同，则可有不同的类型区别。以上分类只是我们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而拟定的一种方式而已。至于如何分类更为科学，则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二、汉族风俗的形成和发展
1．汉族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是汉族形成的前奏。这种民族大融合首先在生活于中原的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然后扩展到蛮夷、戎狄之间。各民族之间通过通婚、战争及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式，逐渐融合交会，到春秋末期，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
春秋时期，华夏民族虽然在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了，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诸侯林立争霸，使刚铸成的华夏民族先后形成为许多不同的支系。如南方的楚、北方的燕赵、东方的齐和西方的秦等。
历史进入战国时期，西方的秦国一枝秀起。在春秋战国之交，秦经过与西方诸侯的激烈搏斗，“遂霸西戎”[11]，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赵、魏三国，夺得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而且向西、南、北扩充领土，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南以楚，西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即《说文解字》中所说“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特别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反映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于是出现了荀子所说“四海之内若一家”，孟子所说使天下“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华夏民族表现出了强烈的“天下为一”[12]的愿望。于是，秦始皇以他的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