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宗法宗教所祀的天神，有白、青、黄、赤四天帝；此外，据《史记·封禅书》载，秦人所祀还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述之属”，以及秦人独有的宝鸡之神陈宝。汉初，则在秦代祀青、黄、炎、白四天帝的基础上，加祀黑帝，而成“五帝之祀”。汉武帝时，又以泰一为至上神，五帝佐之，形成了泰一为其总管，五帝分司五天，日月风雨雷电诸神各司其职的新的天神体系。在社稷崇拜方面，汉代立太社，配以夏禹；立官稷，配以后稷（图39）。此外，自汉宣帝起，五岳四渎皆有常祀，如河神、海神、江神、洛神，以及泰山神等[103]。
秦汉民间社会认为泰山是死者灵魂所归的幽冥王国，故泰山神泰山府君则被认为是幽冥主宰，出土的东汉镇墓券中。可以常见“生人属西长安，死属太山”等语。在汉族民间信仰中，灶神信仰起源较早。但先秦的灶神，尚无独立神格，往往和火神混而为一，《淮南子》、《说文》等皆以炎帝、祝融等为灶神，其职责仅限于掌管饮食。汉代以后，灶神还执掌人们寿夭祸福。《淮南万毕木》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后世普遍流行的城隍信仰，当肇始于汉代。汉族的城隍神，有许多是由汉代名将、名士转化而来的，如纪信、灌婴、英布、范增等。明嘉靖《建阳县志》卷六《重建城隍庙记》曰：“城隍之祀，三代盛时未之有闻。至汉以纪侯初平江南有功，因祀之，为城隍神。”
秦汉时期，神仙方术十分活跃。秦始皇受当时方仙道的影响，醉心于神仙方术，曾派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人海寻不死之药。汉初，神仙方术曾一度衰落。至汉武帝时，由于最高统治者迷恋仙道，求仙之风再度兴盛，《汉书·郊祀志》载谷水上书曰：“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上行下效，渴求延年益寿之风笼罩着秦汉整个社会。拥有不死药的西王母，作为不死的化身，也常常被刻画在汉代人的墓室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历史人物，如安期生、老子、墨子、姜太公、尹喜、东方朔、刘安等，纷纷被纳入神谱受人崇奉，立祠造神形成社会风气（图40）。正如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所曰：“名人贤德，死则祀之，是风盖沿于古，而汉时为尤甚。”[104]
东汉末年，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符篆派道教活动频繁，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积德行善及教内互助共济、救穷解困为主的宗教活动，吸引了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使汉族广大地区刮起了信道之风。（图41）当时的道教势力主要有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太平道依托神道，以符水治病，“百姓信向之”，在十余年间发展到数十万人。五斗米道除符水治病外，还主张“竞行忠孝”、“守中和之道”，容纳了许多儒学思想，得到上层社会的宽容，所以在下层社会中流行广泛；魏晋以后，经过一番改造，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的正宗道教。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也于两汉之际经西域传人汉族地区。东汉初年，上层社会已有信佛之俗，但将佛陀依附于黄老崇拜。东汉末年民间信佛之俗已相当流行，“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105]。可见信徒之众。
这一时期，还流行谶纬迷信之俗。秦始皇时，谶言就常常出现。西汉初，谶言仍流行，贾谊《鹏鸟赋》曰：“发书占之，谶言其度。”即是例证。西汉末年，王莽出于篡汉夺权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谶纬制造舆论。东汉光武帝刘秀更是“宣布图谶于天下”。此后，儒者、士大夫争学图纬，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秦汉占卜手法多样，除古已有之的卜筮方法外，有占星术，据《李合传》记载，汉和帝时的益州隐士李合善观星象，能根据星象判断京城里的一举一动；有占梦术，秦汉朝廷均有专职占梦者，占梦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迷信活动；有相面术，《汉书·艺文志》有《相人法》，说明秦汉时相面术已进入了史家笔下，产生了相术理论的雏形。此时巫术成风，其中贻害最甚者，要算巫蛊。当时人认为巫觋下神时祝诅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106]。西汉着名的宫廷巫蛊案，曾酿成一场死伤近万人的大惨剧。
3．尊卑有等的社会风俗
秦汉时期，传统宗法制度逐步瓦解，人们开始从宗法组织中分离出来，“父母妻子、五口之家”的家庭形态得以流行，应劭《风俗通义》曰：“五口为一家，父母妻子也。”由于秦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而不分异者，倍其赋”[107]，故底层社会普遍流行分家习俗。但由于儒家提倡孝悌，社会对兄弟析居者多予以非议，故兄弟同居的大家庭也大量存在。
秦汉家庭，一般为一夫一妻，但也有一夫一妻多妾，及一妻多夫现象存在。如西汉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108]；汉宣帝时，“燕赵之间，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109]。在家庭中，男性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威，可以随意殴打子女，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汉代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虽比较自由，但在家庭事务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仅以“能奉其夫”为其职。在汉代，男子有“出妻”的特权，如汉人鲍永、姜诗，皆因妻子不尊重其母而被休。此时，还有歧视赘婿之俗。赘婿被社会列为贱民之列，属于“七谪课”之第三位。
西汉武帝以后，宗族制度得到强化，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豪门大族。世家大族往往聚族而居，如东汉樊氏家族，“三世共财”[110]聚居；有共同的族墓，如陕西弘农杨氏族墓，自东汉以下历数代之久；并重视自己的祖籍所出，注意姓氏源流的考索。东汉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氏姓考索的文籍，如王符《潜夫论》中的《志氏姓》，应劭《风俗通义》中的《姓氏篇》，为后世家族谱牒之滥觞。东汉豪族多聚结成相应的经济组织田庄。田庄主又兼宗族长，与同族人之间既是宗族关系，又是主佃关系。田庄主常以宗主面貌出现，主持田庄内部的“赈赡穷乏，务施九族”，“召请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等宗族事务。
秦朝实行郡县制，县下的乡里组织“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汉时，乡里以下又设了伍、什组织，什主十家，伍主五家，百家为一里。此外，又有社的组织，多以祭社神为主要内容。秦时的社大多由官方出面组织。以二十五家为一社。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民间自行组织的“四邻结社”，除春秋两次祭祀社神外，并带有慈善、互助性质。这种“四邻结社”曾一度遭官方禁止，但禁而不绝。
秦汉社会“笃交谊”，凡交友仍要通过别人介绍。《后汉书·李膺传》曰：“郭林宗始人京师，时人莫识。符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膺，由是知名。”社交拜会要以“谒刺”通报姓名，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名帖》曰：“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此时访客，若登堂入室，仍沿袭先秦习俗，必须脱履户外。如刘邦特给萧何以“剑履上殿”的待遇，说明当时普通官员上殿仍须解剑脱履。会客仍席地而坐，数人同席，须让尊者坐于首端；若人数较多，则要为尊者另设席单坐。若数人同席，须尊卑相当，否则尊者会以此为辱，割席分坐。如《后汉书·王常传》曰：“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此时的重要社交活动，总有宴饮。宴席座次讲究主客有别、尊卑有等，并以东向为尊，其余依次为南向、北向、西向。宴会中有起舞为寿的礼仪，《汉书·长沙定王发传》注引应劭曰：“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图42）
秦汉社会士风前期尚武，后期崇文。秦及西汉前期，承战国遗风，士风尚武任侠，如高渐离的侠肝义胆、田横五百壮士的杀身取义，即是其中典型。西汉后期至东汉，社会风俗崇文，儒家所推崇的温良恭敬让被全社会视为美德；东汉末年的清议之风，更是将这种尚文之风发展到极致。然而，不管是前期的尚武，抑或后期的崇文，文人武士崇尚气节的总体风貌却始终没变。
六、秦汉风俗学史概况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风俗记录的发展时期，也是风俗理论向独立方向发展的起始时期。在各种史、志、杂着中，不仅多见风俗的记载，而且时有评述。它继承先秦诸子的风俗思想，而有所发展，对风俗的理解和认识也多有发挥。司马迁、班固、王充等人的风俗论述比之先秦已更为丰富，并体现出他们独特的风俗观。有人认为中国民俗学形成于汉代[111]。此观点尽管值得商榷，但却说明了秦汉在我国风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风俗学理论初露端倪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历史着作《史记》中，对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多有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观和风俗观。
首先，在礼制与风俗的关系上，司马迁特别注重风俗对礼制的作用。他在《礼书》中曰：“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而养人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他把礼制看做社会的行为准则，认为要制定这种准则，必须以风俗为基础，“采风俗，定制作”，“因民而作，追俗为制”。司马迁将风俗视作礼制的根基。可见他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视。
其次，司马迁十分重视风俗与礼乐的关系，提出礼乐不可分，“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至则无冤·礼至则不争”。并认为乐是一种促使风俗发生演变的催化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礼乐作用于风俗能使社会上下相通，“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从而显示出重要的教化作用。
再次，司马迁十分重视采风问俗，他认为礼、乐之所由来乃从风俗始，是来之于民、取之于俗的结果，所以要真正实行礼乐的作用，就得重视风俗的采录。“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司马迁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身体力行，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司马迁还充分注意到音乐与风俗的关系。他的《乐书》从自然、社会、政治、历史、心理、生理、伦理等多种角度论证了音乐与风俗的关系，认为：“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把音乐作为移风易俗、改良风俗的主要手段，注重发挥音乐的教化功能。
汉代的另一位史学家班固，对风俗文化的考察不仅着眼于风俗生存的空间，而且开始关注实施风俗的主体。他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帝都一带“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认为即使在同一区域内，不同阶层和群体，所传承的风俗文化是有差异的。同司马迁一样，班固也注重研究风俗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他在《汉书·礼乐志》中，把婚礼、乡饮礼、丧葬礼等风俗文化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政治教化联系起来，主张吸取秦代“习俗薄恶、民人抵冒”的教训，强调“以教化为大务”，重视礼乐，使“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无所纷争，达到国家安定的目的。
班固还倾心于风俗本体理论的探讨。他在《汉书·地理志》中对“风”与“俗”的概念作了独特的解释：“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即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风俗”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这双重属性又是风俗形成和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班固精辟的解释，是他在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时风俗文化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结论。
2．史书对风俗记述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