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以上总体比较以后，我们再回到无锡这一个体身上。在我们到无锡去调查时，有关的同志一开始同我们谈话时就说，不能停留在村级民主制度建设上，要发展乡镇民主制度建设，实行乡镇长直接选举，才有更大的意义。同时，他们认为，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可能适合北方情况，南方市场经济发展快，工业化程度高，可能需要有某些变通。他们把土地问题和乡镇民主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河南新密市和陕西咸阳秦都区访问的情况。
我们在河南新密市作基层调查时看到，有的大村在村民自治取得成功后，希望单独建镇，把民主制度建设发展到乡镇。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他们迫切需要对土地重新规划和利用，向花园式小城镇发展。村级没有土地转让和审批权，不发展乡镇民主制度建设，他们的理想就很难实现。
在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留印村访问时，我们看到这个村的特点是不办企业，而实际上是靠出租土地，让别人来投资办企业。村里的教育事业、基础设施以及村民的就业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农业、水利都得到了发展。用当地人的话说，土地既可以种庄稼，也可以种工厂，种商店，等等，要看土地怎样利用，以带来更多的效益。这就叫做靠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这个村也希望把同邻近几个村合并，正式建镇，发展乡镇民主制度。
毛泽东在做调查研究时有一句名言：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河南省新密市、咸阳秦都区、无锡市的调查，使我们开始感觉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在我们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作各方面的总体比较后，才能深刻地感觉到土地和乡镇民主制度建设的关系。土地问题既可以说是了解我们经济政治体制变迁的核心，也是打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门户的一把钥匙。
幸运的是，无锡正好是20世纪30年代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着名经济学家作土地调查研究的地方。这就为我们作比较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一节）无锡市解放前土地概况
着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组织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其中无锡调查颇为详细。他指出：“在无锡二十二个村内发现田亩大小不下一百七十三种。半数以上的种稻农户，每户耕种的田不及五亩，且又极其分散，一户耕地常分四五处，每处往往不及一亩。关于土地所有权，村户中至少有十四种：地主四种，佃农五种，自耕农五种。地主的所有权有全田永业权、全田暂业权、田底永属权及田底暂属权的不同。佃农之中，又有所谓纯佃农者、有田面权者、有享有田面权者、有将田面权租出者和有田面权典出者的分别。自耕农之中，又有所谓全自耕农者、有全田典得权者、有只留田面权而田底权已典出者和有田底面完全典出者的分别。土地面积标准的缺乏，农田的分散和农村地权的非常复杂，都很明显的指出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陈翰笙先生对土地所有权中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区分。在欧洲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中，出现了租地农场主，其实，就是土地所有权中两权分离的产生。陈翰笙根据当时对无锡农户的调查，估计资本主义形式经营农业者，即类似租地农场主的这种经营形式占总数的7％。
如果陈翰笙通过以上概述描绘了无锡解放前土地的宏观情况，那么薛幕桥则通过自己家乡无锡礼社的情况提供无锡乡村的一个微观缩影。
薛暮桥先分析礼社地主的情况：
“薛氏迁居礼社，在明末永乐年间，迄今已三百余年，生肖日繁，蔚为大族，附近各乡及武进县属圩田为薛姓所有者，达万余亩，大于礼社耕地三四倍，薛姓多恃地租度日，亲自耕种者不及五十人。”
“薛氏有义庄拥有良田一千三百五十亩，每年收租米约一千石，麦二百石左右，凡贫苦子孙不分男女年满十六岁者，每年每人领米二石，不满十六岁者一石二斗。婚丧大事，均有资助，婚费七元，嫁无，丧葬费十元，此外又津贴学费，小学每人每年四元，中学六元，大学十元。族中长老五人主持义庄事务，每人每年得津贴四十元，义庄所纳田赋，年一千三四百元。”
薛暮桥再分析农民情况：
“全镇耕田计三千亩左右，稻田约占四分之三，桑田约占四分之一，平均每一农民种稻田五亩五分，桑田一亩八分。丰年稻田每亩收米二石，麦六斗至一石二斗，全计约值二十五元，桑田每亩平均出叶二十担，以每担一元五角计，约值三十元。”
“地租约占收获总额（农本在内）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稻田均纳物租，每年每亩纳租米八斗，租麦二斗……桑田多纳钱租，每年每亩纳租金八元至十元。农民承租田地时须纳押租。佃农缴纳押租后对于土地有永久使用权后，称田面，而地主之所有权则称田底。农民因特殊原因不愿耕种时，可将田面（永久使用权）转让他人，收回押租及各种投资，称灰肥钱，或转租他人而征收利租。灰肥钱之多寡，常受供求关系影响，实际上代表田面之价格，并不受原纳押租及投资限制，此外更有自耕农民将土地活卖他人，无力赎取，年深日久，田底作绝，而自留田面者，更与押租及投资毫无关系。佃农在地主家中或田中服役，均照短工待遇，每工均给工资大洋三角，农忙时半元，伙食由地主供给。”
把陈翰笙的宏观概述和薛暮桥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对无锡解放前土地的占有和经营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下是三个重要的特点：
1．田赋很重，约占粮食总收获量的一半，加上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农民的负担更重。政府征税是按田底权缴的，原则上应由地方缴纳，但是，因交税由地主负责，地主又会以征税劳务费名义（叫做当役费）摊在农民身上。因此，农民受到地主和代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
2．土地两权分离已经发展，这是江南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由于市场不景气，对农业的投资并不能回收，某些中农以及刚开始发展的租地农场主处于破产的边缘。
3．无锡的地主土地中义庄的土地占有相当的份额，原来承担着家族婚丧喜庆、子女教育和社会救济等各种职能，由于农村破产，经济凋敝，已难以为继。
薛暮桥作了以下一段生动的描述：
“当姓薛盛时，视礼社为其采色，对于异姓贫苦农民之保护救济，引为己任……每遇荒灾薛姓地主常开仓施赈，远及邻邑，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地主每有婚丧大事，附近农民辄来服役，视同天职，事毕给酬，必辞必谢……迨薛氏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既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已忍无可忍，蠹然欲动。因此薛氏地主，咸惴惴然知大祸将临。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唯有坐待狂飙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
薛暮桥的回忆录给我们叙述了他家庭的悲剧。他写道：“我父亲薛魁标是一个知书明礼的人……他少年时家里有几十亩地，还开了一家烟店，加工、出售土烟丝……薛魁标15岁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由他的母亲当家，造了一所有三间四进的住宅，把田地卖了一大半，家庭经济逐渐衰落……由于纸烟占领了市场，家中卖土烟的生意越来越难以维持，从赚钱变为亏本出售，变卖地产后，还负债累累，家境艰难，我父亲是读书人，很爱面子，怕债主追债无脸见人，就在他50岁生日前几天，估计债主快上门时悬梁自尽了。”
（第二节）20世纪30年代对土地所有权的一场争论：
私有、村有、国有
自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1935年提出土地村有的办法后，掀起了一场新的争论。我们觉得，这场争论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位山西绥靖主任深深感到山西农村经济破产的危机，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十村九困。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解放农奴时曾对地主们说：“与其等到农民们自下而上来推翻农奴制度，则不如让我们自上而下地来废除这种制度吧。”阎锡山大概受此启示，说：“今日土地私有，实为共产党留下一大空隙，亦为现社会埋下一个摧毁的爆炸弹，土地公有已成不得不办之势。”面对中国社会这座大厦即将倾覆的局面，各方人士自然会关切地讨论。对地主土地所有权不合理，早就有过许多讨论，但是，对这种土地所有权如何改革，却没有一定的结论。阎锡山主张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改为土地村有，具体办法是：
1．由村公所发行无息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有；
2．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
3．满18岁即有向村公所呈领份地之权，到58岁将原领之田缴还村公所。
偿还土地公债的办法是：
1．产业保护税；凡动产不动产均年抽百分之一；
2．不劳动税；
3．利息所得税。按所得利息50％为基数的累进所得税。
4．劳动税，农业劳动取田地收入十分之一，其他劳动征收百分之一为基数的累进所得税。
阎锡山强调推行此法，农民对省县田赋不减。
同阎锡山争论的是无锡籍学者钱俊瑞（当年他参与了陈翰笙组织的无锡调查，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和着名经济学家孙冶方。
钱俊瑞在《谈谈土地村有》中指出：
1．即使土地实行村有，执管土地的是同现在一样的村公所，而负责各项税收的也是村公所，山西目前的村公所往往是地主的办公所。
2．土地的公债摊派中前三项是由地主负担的，产业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这三项由他们控制的村公所办理，实际上是征收不到的，而能征收到的则是最后一项，即劳动税，农民不敢不缴。
3．因此，名义上是土地村有，实际上是使广大农民变成债务奴隶。
着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私有？村有？国有？》一文中除了肯定钱俊瑞对阎锡山的以上三点批评外，还特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阎锡山的土地村有“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
他说：“阎锡山对于改革整个社会制度的意见，除了土地公有制的提案外，另有推行一层物产制之物产证券的意见。据他的意见，现社会的一切弊端，都是起源于金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所以货币制度改革以后，或采取了所谓一层物产制之物产证券以后，社会上一切问题便得解决了。每个稍微读过社会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观点是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共有的意见，这种意见早被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批得体无完肤了。不料如今居然被一位负有防共之责的绥靖主任当作活宝贝来欣赏。
在17世纪18世纪时代，这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想，曾起过不少革命的进步的作用，因为它曾无情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黑暗，但是，如今被我们的绥靖主任所复活了的乌托邦糟粕，仅是一剂大众的迷魂汤而已。”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小农经济，在中国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有着深厚的基础，一有机会就会复活。虽然孙冶方指出这种思想早已被科学社会主义批得体无完肤，看来仍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有一位朋友，叫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他迁居美国，他主张：“每一个穷人一旦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可能，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的14亿英亩国有土地）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民，那时，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消灭。”
马克思反驳这个意见时说：“本来应该懂得，想用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使东海岸的工商业各州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
列宁说：“马克思当时还是未来的经济学家，但他已很深刻地指出交换与商品生产的作用，他说，农民将来要进行交换。如果不是交换土地，就是交换土地的产品，这已经说明一切。”
列宁认为，否定土地交换和土地产品交换是不可能达到乌托邦的目的的，“结果不会是友爱，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故步自封，不会是农民的份地的不可割让，而是土地卷入商业周转，不是对投资掠夺者的打击，而是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地。而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更高形态更早地到来。”
关于英国小农土地所有权灭亡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作过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处在这种耕作下的土地已经逐渐贫瘠枯竭；公有地（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第二个补充物，并且只是因为有了公有地，小块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饲养牲畜）已经为大土地所有者霸占；种植园经济或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业加入了竞争。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例如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就是这样。”
从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把这种过程带到中国来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无锡农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正如薛暮桥指出：都市工业品之侵入，实为农村贫困的最大原因。一方面，使家庭手工业及农村副业破产，农民收入减少；另一方面，都市工业发展不足以吸收大量过剩劳动力，没落地主及失业农民转为寄生阶级。无锡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情况同马克思所说的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但是，有一点同马克思所说的情况不同，公有地作为小农经济的第二个补充，在英国和无锡有共同点。但在英国，公有地是作为小农放养牲畜的补充，而在无锡，公有地则是承担家族繁衍子孙，或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充。“温故而知新”，这是我们在重温马克思和列宁论述时得出的新认识。
无锡地区的公有土地主要是义庄。义庄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必须要有千亩以上土地，得到封建王朝吏部的批准，才能成立。当然土地数量最低限额的规定在义庄成立的批准中并不严格执行，越到近代越是如此。光绪七年（1881年），无锡有义庄49个，占地面积38828亩。其中6904亩1个，2000和1590亩各1个，1000-1500亩13个，500-1000亩11个，300-500亩15个，300亩以下7个。据华东军政委员土地改革委员会于1946～1950年的调查，无锡荡口区的12个义庄，占有田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一点六亩，占全区总田亩（十四万四千三百六十八点二五亩）的百分之九点五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