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教授把这种进化理论运用于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研究中。他把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加以比较，发现从市场经济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路径依赖，而有些国家停滞在不发达状态中，正是由于锁定在不发达状态中。由于这两种状态的差别，造成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因此，要改变市场经济不发达状态，必须寻找从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的“路径依赖”，摆脱“锁定”。
诺斯教授强调，要研究路径依赖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学习。学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历史学习，“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另一方面是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说就是比较研究。发达的市场经济产生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产生于欧洲。
前苏联横跨欧亚两洲，中国处于东亚，列宁讲过，要学习欧洲文明经商，不要学习亚洲式的经商。把欧洲和亚洲比较，从历史上说，亚洲市场经济处于不发达状态。把欧洲和亚洲作些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从不发达市场经济过渡到发达市场经济的“路径依赖”。
当代比较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学者布罗戴尔曾从市场经济的底层和上层这两方面把欧洲和中国作过历史的比较，这些论述值得我们重视研究。
大约在500年前（明初），我国人口和欧洲人口差不多，但是，到了近代，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比欧洲快得多，按欧共体12国和欧洲自由联盟5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区”计算，现在人口为3．7亿，而我国人口在80年代已超过10亿，现已超过12亿。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我们同欧洲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为什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同欧洲存在着这种差别呢？布罗戴尔认为：“道理十分简单，如果按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提供的热量远远胜过畜牧业，每当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人们就势必更多地依赖植物。”
欧洲人主要种植小麦，由于土壤关系，必须实行轮作，种植牧草，发展畜牧业，长期以来，以肉食为主，配之以面包。
而我国食物主要靠稻米，稻米高产，土地不需要休耕，能养活的人口多，自宋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移向南方，而稻米种植面积则从南方移向北方。
欧洲用小麦烤制面包，早在400年前，就发展了大量烤制面包的作坊，加上牲畜的屠宰和加工，人们基本食物的商品率较高。
而我国大米加清水，配之以一些蔬菜，就可以糊口，基本食物的自给率较高。
布罗戴尔认为，这种物质生活方式的差别从历史说就构成了欧洲和中国市场经济基础的差别。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由于欧洲人口增加，欧洲的土地实际上已经养活不了日益增加的人口。出于市场的压力，城乡居民买不起肉食和面包，已经注意控制自己人口的增加。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是法国国王对巴黎饥民发生抢面包铺事件采取严厉镇压行动，引起了巴黎市民的不满。法国路易皇朝被推翻。在拿破仑当上法国皇帝以后，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战争都是围绕着争夺和扩大市场进行的，客观上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中国，灾荒引起了农民起义，而历代帝王采取的对策，除了镇压农民起义外，则是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公有土地，发展义庄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客观上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想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必须使农产品走向市场化。农业真正走向市场，将有利于工农业互相促进，有利于城乡人民衣食住行得到改善，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而不需要庞大的国家行政机构，还有利于增加就业，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加。一旦食物依赖于市场，市场的力量就会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
我们早已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农产品的市场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其他产业面向市场化，采取面向市场的集约化的增长方式。如果市场经济的基础不稳固，就需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构来收购、调运和分配农产品，而国家耗费的大量资本效益不高，企业对国家给予补贴的要求则日益增加，有时国家不得不进口大量粮食，资金流向国外，财政不堪重负，又需加强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这样，就会出现lockin，即锁定在旧的体制和旧的增长模式中。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从市场经济的基础即农产品的市场化人手，是从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体制的“路径依赖”。
布罗戴尔认为，欧洲从市场经济的底层发展到建立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1．集市贸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专业性市场——小麦市场，毛皮市场，蔬菜市场，肉类市场，等等。
3．店铺——杂货店、食品店、布店、五金店，随着商店的发展，信贷发展起来了，零售商愿意给殷实的顾客以信贷。批发商则愿意给零售商以信贷。
以上三个阶段可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4．交易会和远距离贸易。交易会是大商人聚会进行交易谈判的场所，与集市贸易不同，这是大批量的交易，但没有大量金钱，做不成大生意，可是，谁也没有那么多现金，于是，大商人凭信用拆借，到时结算。与此同时，远距离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由于船舶沿途经过各个码头，产生了复杂的商业关系，由此产生了复杂的票据交换关系。
5．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应运而生。票据通过各地银行汇划，此外，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证券业务的交易所，其中以17世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为着名。其特点是证券可以买卖，从证券买卖中也可以获取大量利润，这就加速了市场交换的发展。但是，一旦出现商业信用危机，就会威胁国家的稳定。
6．财政的国有化以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英国取消了把税收包给私商的做法，即法国实行的包税制，由国家税务署统一收税，由于税收增加，稳定了通货，英镑同金银的比价自1560一1561年稳定后，其币值一直到1920-1930年始终不变，同时，学习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经验，发行国债，使之在欧洲证券市场上流通，由于英镑币值稳定、信用好，英国国债成了欧洲证券市场上的抢手货，伦敦替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金融中心。与此同时，成立了英格兰银行，由它负责经营英国国债，于是形成了强大的金融资本。这种金融资本既可以投资于商业银行，又可以投资于各种新兴的产业，因此，使英国的产业革命遥遥领先于欧洲大陆，使英国一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后三个阶段是市场经济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的阶梯，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由于国家对市场经济发生了宏观调节作用，促使资本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流动，特别是向新兴产业的流动，对克服工商业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中国的历史相比较，用布罗戴尔的说法，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段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称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一个市场就是一个集镇或一个小城市，其距离正好等于农民一天打个来回，在集镇上，有小吃店、茶馆、酒馆和各种店铺。
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上层在历史上发展不起来，基本上没有交易会，只有类似集市的庙会，出现过钱庄和银票汇兑义务，也出现过远距离贸易，如明初郑和下西洋。但是，从来没有证券交易所。中国财政集中，可以说早已实现了国有化。但是，除了用于官俸和军饷，用于皇室和贵族的挥霍浪费外，从来没有和产业相结合。其原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体制不允许商人积累财富。因此，使中国的市场体制始终处于低级阶段。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或宏观控制，并不是国家对价格进行控制，对银行投资和贷款实行限额和审批，对证券交易活动加以限制，而首先是国家把自己的财政管理好，平衡自己的预算，改变国营企业亏损的状态。这样，就可以借助于金融资本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新兴产业，使经济能得到集约化的有效增长。如果用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所使用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那必然会使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处于lockin即锁定状态。因此，除了加强市场经济的基础外，还必须加强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建设，这也是我国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路径依赖”。
欧洲从罗马帝国灭亡到近代国家的兴起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城邦，首先在欧洲北部出现一系列以贸易为中心的城邦“汉萨同盟”（即商人联盟）。接着在欧洲南部出现了如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城邦最繁荣的当推今属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城邦经济实际上是商业经济。市政当局财政收入多，威尼斯城市的税收曾超过人口等于它10倍的法国；城市管理较好，一切现代文明的城市管理制度，如用所得税来兴修市政服务设施，都来源于这些城市；城市比较自由，像股票、信贷、银行、公债、证券交易所等等都是在这些城市创造的。总之，管理城市的官员会像商人一样经营自己的城市，并接受市民的监督，比较廉洁。但是，城邦的致命弱点是脱离了外围地区，只能限于商业，遇到商业信用危机就衰落了。
2．领土国家，其特点是有中央集权的意志扞卫自己的领土，农村人口占多数，因此，长期陷于发展缓慢的农业经济，成为欧洲城邦的外围地区。如法国有3321个乡，乡上面有400个任意划定的司法区，区上面设省，中央靠这种行政区域来收税，以维持国家领土统一。各省往往各自为政，而中央行政机构臃肿，没有能力去促进农村市场的发展。
3．近代国家，其特点是把城邦和领土国家结合起来，把城邦中创造的一系列商业文明制度和城市文明管理制度搬到整个国家中来，例如，英国就把阿姆斯特丹的经验搬到英国来，伦敦替代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中心。由于英国城市的兴起，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改造，并完成了产业革命。
同欧洲相比较，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则不同。
1．早在秦代开始，中国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如柳宗元所说：“公天下之端始自秦”。秦坚决摒弃导致周灭亡的“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即按行政区域分设郡和县，由中央任命官吏，体现了高度集中的政治意志。由于中国农业社会稳定的需要，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没有得逞，以中央集权的行政区域管理为特征的秦制始终占主导地位。
2．城市作为郡县的所在地，以征集税赋和维护国家统一为中心任务，因而在开拓市场和地区经济方面的功能受到削弱。
3．郡县的官员以服从中央命令为职责，不会像商人一样经营管理自己的财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官员很难得到中央有效监督，又得不到群众的监督，因此，官员的腐败很难得到遏制。
以国家行政管理为中心的计划体制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以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联系。
从以上比较中看出，欧洲存在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中国存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上层基础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如何把国家和城市结合起来。
城市是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生存，有了城市才能使市场扩大。有了城市，才能带动城市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是分工的产物，有了城市，才能进一步发展分工，形成集约增长的基础。有了城市，才能有对外开放，才能有远程贸易，才能有国际间的交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另一方面，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农业，而且依赖于农业，任何城市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地区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发展，沿海城市和地区离不开内陆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反过来说，内陆城市和地区也离不开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使城市之间、城市和地区之间建立紧密的市场联系，并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大力发展城市和地区市场联系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积极支持城市和乡镇进行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使城市和乡镇的官员都学会像企业家一样理财，并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防止腐败。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国家、地区和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可以保持中央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又可以促进各城市和地区按照自己的特点多样化的发展，发挥在市场经济中各自的优势。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抓住农村的改革，另一方面抓住沿海城市的开放，实际上是从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人手，重新调整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关系。这是已经显示出来的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把国家、地区、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路径依赖”。
（第四节）博弈理论
目前在《比较制度分析》中，博弈理论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进化的博弈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因此，博弈理论已成为比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之一。下面，我们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对博弈理论作一概括的介绍。
一、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的理论中，只承认人们的利益一致和合作，而对人们的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则缺乏分析；同时，只承认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这种非合作的博弈形式，而对其他非合作的博弈形式也缺乏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实际上存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这样两种形式。博弈顾名思义是博采和弈棋，这里总有赢亏之分，在市场经济中，也总是存在赢亏，因此，也可看作是某种博弈。各个厂商之间，或者厂商和消费者之间，都可以看作是博弈方，如果各博弈方可以设定能使它们设计联合的有约束力的合同，博弈就是合作的。如果不可能谈判并执行有约束力的合同，博弈就是非合作的。例如，一套衣服的成本是100元，而卖方对其评价值200元，这样，从101元到199元成交，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这里存在合作博弈的解，相反，两家竞争性的企业，需独立确定价格，或采用广告策略，以夺取市场份额，这里就存在着非合作博弈。例如，两家生产保暖内衣的工厂，各自定价多少，是否做广告，这里就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如果你定价高了，对方定价便宜，你生产的内衣卖不出去，你反而会吃亏，反过来，你定价太便宜，而今年冬天奇冷，保暖内衣畅销，你可能会亏，花多少钱，做多少广告，这里也存在着权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