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军事移民与以往历代入桂汉族之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仅是集团式地入桂，而且掌握了军权和地方政权。了解历史的都知道，宋代对广西的统治，在承袭唐代羁縻制度的基础上，更为完善，更为严密，除“推其雄长者为首领”，“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外，实行将土官调离本土，禁止土官自置职名，规定了严格的土官承袭法，以及土官的纳贡义务，这些举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入桂汉族的影响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大。不仅如此，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曾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使大批羁縻州县峒变为郡县。这种举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入桂汉族的影响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大。
在这种态势下，宋代入桂汉族所使用权的语言遂成为广西流行和通用的“官话”。因而源于南宁亭子古称“平南村”的“平话”之称遂被自汉至隋唐及至宋代入桂汉族所认同，从而也有了桂北平话人和桂南平话人之间的认同，尽管各地平话人因入桂时间，迁出地区不同而在语言上，以及风俗习惯上有着种种差异，但宋代政治和军事上的举措，使得入桂汉族在广西扩大了影响，从而在与土着族群的互动中占据了优势，所以，宋代之时，平话人在广西是风光一时的！
这样，平话人历经历史的苍桑，从秦汉到宋代，从桂北平话人的形成到桂南平话人的形成，终于稳定在以广西为主要聚居地区，以及与广西相邻的粤北、湘南、滇东一带，并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族群互动交流，融入了广西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尚农善耕，封闭保守，以及土着化的趋向的人文特征，成为汉族在华南的一个重要族群。
三
平话人在历史的风雨中穿越时空，走进了新中国。又与新中国一起，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文化的变迁。
要研究平话人的变迁，必须对文化变迁的理论有所了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较多关注社会转型问题。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的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由于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们往往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等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来来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引入，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更开阔的视野，从多维来看待“社会转型”问题。它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被当作人类自身延伸出的“器官”。文化变迁的理论也开始逐渐深入人心。
所谓“文化变迁”（culturechange）指的是任何足以影响文化内容或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化既然是人类适应客观环境的一种手段，那么当客观环境改变时，文化也会随之改变。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化的后天习得性，乃是文化变迁的基础。文化变迁的原因，宏观地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内部因素，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的；二是外部因素，由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的改变等而引起的。这两个因素通常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具体来说，引起文化变迁的有发现和发明、传播、涵化、革命等诸多因素。只有当个体对环境的新文化所作出的新反应方式为群体普遍接受时，才能认为文化已发生了变迁。
文化变迁的原因如此之多，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呢？有的人类学家把变迁过程当动力，或者只注意外部的影响，而忽视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一切社会文化变迁只有根据他们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历史结构才能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由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因素之间交互作用而构成的合力系统；经济条件是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一主要因素起作用的。
变迁的文化可以从多角度划分种类，如自愿变迁与强制变迁、有限变迁与无限变迁、渐变与突变等。从人在文化变迁中的主或从的地位出发，可以将其划分为无意识的变迁和有意识的变迁。
在很多情况下，文化变迁的过程都是不自觉的，发动和参与这一变迁的人往往是迫于压力而满足于眼前的利益，并不知道这些应变的措施会带来多么深远的后果，这就是无意识的变迁。无意识的变迁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于一个偶然的，甚至是细小的事件，以致任何当事人都无法预测到以后纷至沓来的有连锁反应的社会后果。如某种创造灵感或偶然的新发现、文化传播、文化接触都可能导致文化的无意识变迁。在有些情况下，当外来的征服者征服了某一个民族，并且对被征服者的文化进行急骤改革时，往往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通常只是出于贪婪的掠夺目的，实际上也造成一种无意识的变迁。
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无意识的变迁，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化经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从19世纪到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历了一百余年，其影响所及，已经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最偏远的角落；其造成的后果，已经从单纯的破坏旧传统到造成新的民族觉醒。所以我们可以说，剧烈的变迁乃是当世界文化发展的特征。
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变迁也可能是自觉进行的，发动者有预谋、有计划地要改变某些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文化要素，如改革或革命，则是属于有意识的变迁。历史上的“变法”、“维新”，当代各国的社会改革等基本上都属于此类。随着人类对自我及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有意识的文化变迁将会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的城市化已如离弦之箭飞奔向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对全人类最具影响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族群文化变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城市化”的发展对文化变迁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进行着激烈的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有一种文化不可忽视，那就是在市场经济下出现的通俗文化潮流（有时被人们做“现代化”的东西），如电视文化、歌舞厅文化、通俗小说与故事、乃至以麦当劳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挑战。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新起的通俗文化呈现着不挡之势，也成为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独特性论题之一。
在我们是视野里，平话人这一古老族群的文化特色似乎也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被逐渐淹没了。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平话人”这一族群将来也会消失。
最近有一句很流行的广告词--“在大同世界里创造大不同”，这让我们忽然产生疑问，当年费老提出的“大同”是不是今天真的已经实现了，而我们又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地去寻找“大不同”呢？事实并非如此。
1990年12月，费孝通先生提出对待世界文化的态度应该是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说他指的“大同”是“和而不同”，也就是说“不同”才是事物的常态。难道非要等到世界发展到“大同”的时候，我们再去人为地去创造“大不同”吗？如果确实如此，“和而不同”的境界将是族群文化的“乌托邦”了。不要忘了广告词的下半句是“今天的特色，就是明天的主流”，这才是族群文化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文化自信，也是族群文化的发展所指的方向。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文化变迁中文化“特色”的保持，也就是强调在面对文化变迁时，传统文化要始终处理好“继承”与“发展”两个方面。
关于文化变迁的途径，人类学家常用的术语有文化进化、发明和发现、传播、涵化等。所有这些文化变迁的理论，为我们勾勒出了人类适应客观环境的文化表达。我们无法否认，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动态的文化持续增长及变迁过程。作为一个民族地区，正是随着民族文化的持续增长和不断变迁，社会才有进步。联系平话人的文化变迁，我们以南宁市平话人为例，选择了平西村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历史文献以及口述史等方法来描绘一个平话人村庄的“前世今生”。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因素的主要作用下，与其他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因素一起形成变迁的合力，都发生了文化变迁。正是这种合力使得平西这个小村庄的发展驶上了“城市化”的快车道。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引擎就是强大的“现代化”机器。假如我们把平西村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老牌汽车，人们在不停的修补甚至更换它的零件，而且汽车的稳定性也在这种反复的“调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同样另人担心的是，随着这辆汽车渐渐远，我们隐约发现他已经不在是原来的“老爷车”，逐渐改装得与时兴的现代化小车无异了。
带着这些疑虑和担忧，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撰写了《小村城事--一个作为“城中村”的平话村落的变迁考察》，请读者慢慢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