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玉笙小小说杂感王卫东和玉笙相识，已近二十年了。对小小说这种文体的真正关注，亦是从他那里开始。虽然在此之前也读过《聊斋》《世说新语》，看过欧·亨利、星·新一的作品，甚至在课本上读过鲁迅的《一件小事》《立论》等，但那时，小小说还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被社会所公认。概括起来说，小小说成为小说的四大家族之一而崛起于当代中国，是近三十年的事。作为小小说的主将之一，玉笙亲历了崛起的过程，作品贯穿了新时期小小说创作的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三十年间，他出版了四本小小说集，发表了三百多篇小小说，被誉为小小说作家中的思想者。因此，对他的作品进行梳理和研讨，对探讨新时期的小小说创作是很有意义的。
一、风格的嬗变：从《“书法家”》到《高等教育》
1983年，《“书法家”》的发表在中国文坛似横空出世，反响强烈。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已被证明是中国小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这是一篇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扛鼎之作，作品在诙谐超然的笔调下，蕴藏了作家如黄河般汹涌澎湃的思想与思考。这篇作品只有二百五十字，但他通过一个人物，一个场景，一个细节，一个疑问，用“同意”这两个字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发现。而这种发现比我们用肉眼看到的现实更真实，也更震撼！它让读者有一种“醍醐灌顶”式的猛醒。而在此之上，作家又贯穿了一种超越悲愤的冷幽默，使一种虚构的真实在荒诞中极富象征、反讽的喜剧效果。这样一种因司空见惯的麻木而被忽略了的发现，由现象而直达本质，在深入浅出、不动声色之中自有一种力透纸背的穿透力，它顷刻间把官僚体制的丑陋愚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种貌似高尚公正的存在鞭打得体无完肤。而辛辣中的温柔一刀——“能写好的就数这两个字(同意)”，又常常使人们在微笑中含泪沉痛地思考。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可“高局长”仍未“退休”，一些人至今还在靠着写“同意”过日子。《“书法家”》的忧患意识、现实意义和独特价值至今在中国小小说史上无可替代。
如果说《“书法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那么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则是市场经济时代弘扬民族精神的一曲壮歌。这是一篇一千二百字的作品，它通过高考落榜生强成长为职业经理人的过程，提取出“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家对个人前途、民族文化、国家命运的强烈关注，折射出在社会转型之际，作家对商品时代价值重构、中西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的深层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一些人精神危机崩溃，价值观彷徨迷失之时，及时释放出“商道即人道”、“人人自强、民族必强”的时代思考，表现了一个作家一贯勇于站在时代前沿思索的勇气，并通过主人公的言行，坚定表达了对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自信，读来发人深思，令人振奋。在人物塑造上，《“书法家”》中的高局长、《高等教育》中的强和强的母亲没有一笔肖像描写，作品就像一幅时代的水墨画，他们是时代大背景下的淡墨人物，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画面中留下的大量空白所给予我们的思想冲击。人物作为思想的象征、意识的符号在画面上是流动的，有气场的，他们灵魂的气息，思想的气象已涨满整个画面。用抽象的、可感的思想直接塑造人物，可谓不射之射的大手笔，也使语言简洁到极致。毫无疑问，高局长的姓氏是一种隐喻和反讽，强是商品时代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代表，而强的母亲虽然没有出场，但无形中已是中华母亲的象征。
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玉笙不靠改编模仿别人生存，不以情节的出人意料标新立异，而是以平中出奇，淡远深邃的思想见长。他的小小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武中的太极，酒中的茅台，果中的橄榄一样，悟透了，酿透了，熟透了，不以先发制人掠人耳目，而以后发制人、醇厚绵长、回味无穷取胜。《“书法家”》写到“同意”是个好的故事，像是一篇小小说了，但写到“能写好的就数这两个字”便有了思想。在生活中，他似乎总是多看了一眼，总多了一些宏大而缜密的思索。如果说《“书法家”》还有奇崛，那么到了《高等教育》，则像是没有了技巧，小说从一开始便大道低回，似一弯溪水自由自在地向前流淌，完全是水到渠成，一派天然。总之，从整体上说，在《“书法家”》及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总是试图在司空见惯的简单生活中发现复杂的世界、存在的真相；而在《高等教育》及九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中，则常反其意而用之，一意要将复杂深刻的现实生活简洁化、明晰化。一简单问题复杂化，一复杂问题简单化。
一放大、一缩小意在强化人们对简单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本质、人性本质的认识。这是作家风格的变化，也是时代风格的变迁。既是计划时代与商品时代的投影，也是作家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作家已经意识到：尽管作家可以在思想上远远超越他生活的时代，但时代和人一样，却不能超越自己在生活中的阶段性存在。社会形态总是落后于意识形态，沉重的现实总要落后于美好的理想，这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而作家写作的本质便注定不只是盯着眼前的现实，而是为了理想中的现实而写作。这情形如同杜鹃啼血，孤独、凄苦而不绝望，永远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作家的思想可以和哲学家一样遨游宇宙，但他思想的根基却永远深植于充满烟火气的人间。作家要在短暂中追求永恒，就不能仅仅是时代的良心，凡俗生活的秘书，而更应是人类心灵史的记录者。面对思想深邃无垠的天空，作家在人间的最佳位置不仅仅是站在人类思想的珠穆朗玛峰上，而是同时走进人类心灵的大海。因为从本质上讲，如果说历史是人类的生活史，哲学是人类的思想史，那么文学便是人类的心灵史。三位一体，作为人类的精神记忆，小说才能更好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二、司氏小说语言的启示玉笙的小小说语言简洁朴素，但汇集起来却坚实无比。厚重中语言的弹性，方言、口语在动词中的隐喻性运用，既经济又深邃。他极爱用动词，很少用形容词、副词，他的动词会说话，几个动词下来常常像齐白石的白描一样，三两笔就使人物跃然纸上。由此，他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动词的王国，方言的世界，并为传播保存中原方言，特别是豫东方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动词如围棋中的“断”，有意境迭出、险象环生的奇效。棋谚日“棋从断处来”，而之于小说，动词如同细节一样，是塑造人物的不二法宝。或者说，动词是细节的灵魂，只有“动”了，人物才能活起来，才能栩栩如生，才有视觉效果和想象空间。他用动词、动作勾勒人物的情绪、表情、心理甚至形象，不但以一当十，新奇生动，而且常能蕴含隐喻与象征。为快速表达作品立意，他以短句、小段落、密集的细节、迅速的转换达成高效率，即使最心爱的动词也当弃则弃。为呈现人物的意识，时代的思想，他的语言常常雕塑般凝练，他删除多余的华丽和枝蔓铺排，甚至只展示人物的灵魂。他的语言总是像屠格涅夫那样干净，没有理论，没有分析，只是很简约、很冷静地写人物的言行，计白当黑，留下大片空白，在不动声色中让读者去联想、意会，进而进入二度创作和多义空间。
而这一切，又常常是他深思熟虑、苦心经营的结果。他常常为研磨一个细节而不惜用去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说思想是作家灵魂的气象，那么语言便是投影。玉笙语言的智慧，我以为在于他总是让思想淹没语言，让语言为主题和人物服务。贾平凹是小说大家，但他的缺憾，我总以为是语言太美，语言意识太浓，进而干扰了思想主题，有些伤意。作家需要好的语言，但不能依赖语言。现在许多在语言上看起来才华横溢的作家，其实正是输在语言上。语言是衣饰，而更高贵的，则是作家那颗博大的心灵，是灵魂与思想。再华美的语言也掩盖不了思想的贫穷。因此，我仍以为，一个作家只被称作语言好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正如一位美人，如果她的鼻子或眼睛被人单独赞美，其实正是说明她还不够完美。好的作家最终让你感觉不到他的语言。李白，莎士比亚，有谁只去赞美他的语言呢？好的作品应是思想、语言、形式的高度完美与和谐统一。
三、司玉笙创作的意义和特色新时期的中国小小说，如果以传统与现代，故事性与思想性区分，我以为可以推举出两个代表，即故事型的孙方友和思想型的司玉笙。三十多年来，孙方友像福克纳写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写他的故乡陈州，用笔记体传奇融入现代元素，在一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被称为“笔记体小小说之王”。而以思想、境界论，不论是深度、高度，还是厚重、丰富程度，司玉笙都无疑是新时期的“小小说思想之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河南是新时期小小说的中心，如果说司玉笙以思想性著称，孙方友以故事性见长，那么王奎山便是小小说作家中的美学家。他们是河南小小说的三驾马车，也是中国小小说的三驾马车。这是他们三十多年来用不倦的写作和创新所达成的一道风景。孙方友、王奎山的创作暂且不论，作为小小说作家中的思想者，我以为真正奠定司玉笙在中国小小说史上的位置，确立他在小小说创作中的独特贡献的，还是他在小小说中所寓意和体现的思想。纵观中国小小说史，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独出机抒，把思想视为小说的命根子。这是他承继鲁迅精神所在，也是他在中国小小说史上的意义所在。
三十多年来，司玉笙的创作是丰富多彩的，虽然思想性是他的主要亮色，但他的创作已与时代密不可分，因此他在小小说创作上的贡献和意义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写作思想上，他追求大的立意，故能内蕴丰富，气高意深；在创作格调上，他追求不动声色，深入浅出，故能面如静水，胸有深流；在文体上，他上溯蒲松龄，下启海明威，所以语言吝啬，精悍规范，简洁明净，惜墨如金；在表现手法上，他心通古典，但亦兼收欧风美雨，故或白描，或象征，或隐喻，或反讽，皆可尽显先锋派主将的身手；在创作主张上，他法古今而出新，故通聊斋之笔意，反欧·亨利式之结尾，兼星·新一之多变，杂取百家而结出自己的果实；在美学追求上，他崇尚厚重如山，见微知著，故有举重若轻之力，行云流水之状；他好山水，深悟艺道相通之妙，故把中国画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在小小说中运用得淋漓尽致；他爱围棋，洞悉黑白子如日夜，如阴阳，如人间繁杂的是非，故他作小说总是先谋大局，后找眼位，眼位是天地灵气，是生存之道，是活着的灵魂与思想；在理论思维上，他呼唤天马行空的气魄，故精神上有老庄之气，笔锋中有杜甫、鲁迅沉郁顿挫之风；在思想的民族之林中，他体晤到一个民族的思维基因一旦退化，会招致一个民族的全面落后，故他的光芒不在语言与形式，而在痛苦的思索中所升华出的思想。他身在豫东，心怀天下，故以黄河故道为底色，以中原为中国之缩影展开创作，形成了以小见大，平中出奇，亦庄亦谐，淡远深邃的艺术风格；他倡导小小说的主体意识和精品意识，故有“芝麻虽小，榨香油非它不可”这样简明精深的论断；他涉猎广泛，所以写入物、现历史、论教育、述文化，皆见其厚积薄发的功力；他洋为中用，大胆探索，故境界上、内涵上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和灵魂上又不忘民族本色；他忧息，但柔中带刚的锋芒却锐利无比，他常常用思想的手术刀敲打现实那貌似天衣无缝的华丽外表，直至它终于露出隐藏至深的裂缝；他深情，故而在黑暗面前勇于睁大那双深邃的眼睛，直至抵达那背后人人讳莫如深的真相并寻找到光明。总之，厚重是积淀的力量，丰富是时代的倒影，思想是思想者的徽章。但司玉笙创作的意义和特色还不仅仅是如此。
当今的中国，是个复杂的社会形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渗透，改革开放使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在中国完成了跨越时空和意识形态的大聚会。中国在世界面前集中呈现了一个包容的多元社会形态并存的时代。它的出现使世界缩小了，使中国成为世界的缩影和标本。而完成对这一段历史的忠实记录，也必将成就一些伟大的作家。至此，已不能只用小小说这个亮点来阐发司玉笙创作的丰富意义，我只想说，思想者，让你的小小说更大起来，更厚重更丰富起来，让小小说组成你的《史记》
和《人间喜剧》，让你的小小说深情记述中华民族跨世纪的精神史、心灵史，让你的小小说与民族复兴的脚步声同在，为小小说在中国的进一步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