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文化高级形式的体现，指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密切相关。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千差万别的，由此反映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价值观作用的重要性。文化是人的创造产物，人们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创造文化。人创造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诸多矛盾。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社会越发展文化的作用越重要。文化社会作用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的社会作用就是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灵魂。
任何群体的形成都是由于社会个体的文化认同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及其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属于该群体成员共同信奉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由于社会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所追求的理想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随着社会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人类交往的加强和交往范围的不断拓展，世界文化的逐渐融合，人们习惯于以地缘关系和地域文化特性或宗教文化特性划分世界文化类型，进而习惯于简化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通过总结提炼概括和比较认为，东西方文化特性存在着明显差异，就整体而言，东方文化特性属于主静、内省、人文文化；西方文化特性属于主动、外展、知物文化。东西方文化特性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所追求的理想人性不同。东方人是以天人合一，直觉体悟，辩证思维模式，导致所追求“和合”、“仁爱”的理想人性；西方人以主客二分，认知分析逻辑思维模式所导致“自由”的理想人性。
东西方人的智慧起源基本是同步发展的，东方巨人老子和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同时生于公元前约五世纪前后，老子哲学核心的“道”的概念和赫拉克利特哲学核心“逻格斯”的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但是西方人所关注的主要是成就生命价值，完成人的生存使命，使它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认知的方向，使讲究知物的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逻辑思辨之路。
西方人的认知意识，是为了满足生命需要，实现生命价值，是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相分离，以人类征服自然为前提。西方人从认知思维出发，以概念的逻辑体系形式，构成一个终极的本质世界，以此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追求，起到了推动科学进步，促进人性解放的历史性作用，创造了工业文明体制，为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现代化物质文明巨大成功，使西方人陶醉于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体制，认定自己掌握了现世的真、善、美标准，加之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非理性传统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保护和发扬，演变成后来的基督教精神，自认为它的使命是要感化天下所有的基督教徒这种传教士文化心态和救世主精神，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西方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他们有责任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传输给其他国家，使全世界公民都获得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把输出意识形态和民主战略，当成西方某些大国的外交支柱。主权有界，人权无界，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观念是西方政治强权、文化霸权的根子。但是西方人超越现实的概念世界，属于形而上学外在性的超科学理论。试图用科学理论的概念方式去把握超科学对象，使自己陷入了悖理性矛盾。这种超现实的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如何沟通，人们如何去把握这个世界，本质世界怎样对现实生活起作用，这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西方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与历史发展的实践也构成直接矛盾。现代性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理想，引入帝国主义历史的实践，显示出现代性的理念，充满了强盗逻辑的虚伪性，只要把现代以来历史进程的那些灾难和动乱积累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部虚假及其实质性的罪恶。
所谓现代性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生成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掠夺的历史。对现代性的反思，不只是对现代性启蒙理念的辩证思考，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历史的反思。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伴生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以文化霸权掩盖并推动帝国主义的压迫史，实为资本主义自身掘墓人锻造史，这就意味着形而上学和世界主义文明陷入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