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思想的性质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争论的重点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对老子哲学体系的“道”不同的理解。争论的双方各有充分的论据，一度相持不下，至今也没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对此任继愈先生说的较为中肯，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都把老子的思想说过了头，超出了老子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应当把老子的哲学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看它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处在什么地位，通过其社会历史作用来评判老子哲学的地位和性质”。直言之，也就是要历史地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因为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究竟应该怎样判断老子哲学思想的性质？还是让我们把老子的哲学思想放在春秋末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研究、判断吧！
意识形态必然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周人取代殷政权以前，是大邦殷下面的一个小邦。由于周文王施行裕民政策，让农家有些积蓄，进而对劳动发生兴趣。自那时候起封建制度在周国已经开始萌芽，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始的封建社会制度。武王克殷以后，按照周国的土地法分给阵上起义的殷奴隶耕地，并开始分封诸候。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工商业逐渐发展，私田数量不断扩大，公田制的劳役地租逐渐为实物地租所代替。随后，封建社会制度逐步推广到广大地区，经济基础的改变引起了统治思想的变化。
1.“遵天”与“反天”的斗争
“下帝”与“上帝”的“遵天论”本来是殷人的发明创造。殷人从盘庚以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种族奴隶制王国，由殷族人统治，奴隶生产，殷族人享受。在殷族人统治层中，“国王”是国家的至高无上者，在下界来说就是下帝。“帝”字像花蒂形状，由花蒂而得果实，果实中又孕育着无数的花蒂，延绵不绝，象征着殷人的统治权永保长久。既然有了“下帝”就不能没有“上帝”。殷族人为使他们的统治长久，在意识形态上就抬出了“上帝”这一至上神，“下帝”就是“上帝”的儿子，即所谓“天子”。做儿子的一切都要依照父亲的命令行事，所以“国王”就要依照上天的意志行事。担任“国王”与“天神”之间联系任务的就是卜、史、巫、祝等文化官员。这些巫史官员的势力也很大，得由殷族中王族系统的人担任。凡国家政事，都要取得他们的同意，否则即使其他统治者同意了也办不成。所以，殷族人中的卜、史、巫、祝等文化官员更了解抬出“天神上帝”的内幕。
当周人继续抬出“天神上帝”时说：“我小邦周并非敢取代大殷国的统治，实乃是上天的意志，由于上天的命令，我小邦周才敢取而代之的”（《周书·多士》）。殷人中有学问的人便反驳说“天神上帝”组成世界的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原素。殷人从反抗周人对他们的压迫中首次提出了朴素唯物论的真理。这些未经孟子加以神秘化之前的五行说，只是说明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物质原素生成繁殖的。周人从奴隶敢于反抗的态度和殷族文化中已经发现上天并非真的有什么神力，周人的统治层中虽不相信“天神"这一假面具，但仍要维持住不敢揭开。而被奴役的人们在阶级斗争实践的教育中，从怀疑到责难“天神”，展开了“遵天”与“反天”的斗争。在周代“遵天”与“反天”的斗争中被奴役人们的阶级觉悟开始觉醒，奴隶们的反抗事件不断发展，到春秋战国之际便暴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狠狠打击了当时各诸侯国的奴隶制统治，私有土地和工商业新兴势力日益发展。
2.天神上帝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春秋末期社会的冲击，周人继承殷人的“德治”办法，也日益趋向动摇局面。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百官，不顾德行，私自经营工商业，只顾捞钱，激起被奴役人们的愤怒。随着奴隶们的暴动和逃亡日益增多，统治者对“德治”的要求愈加迫切。统治者对“德治”的加强并不是真正施德于民，而是为了不激起奴隶的反抗和逃亡。但是，新兴势力和被奴役的人们早已知道统治者加强“德治”是为了把他们纳入旧的圈子，听任贵族们的剥削压迫，而他们所渴求的是推倒氏族统治，争取和贵族们的一样的平等合法地位。所以，不论统治者怎样加强“德治”已无济于事，导致天神上帝的统治地位更加动摇。
3.“礼治”与“法治”的斗争
春秋末期的社会变革，致使周人继承殷人的“礼治”也发生了动摇。种族奴隶制王朝的群臣，本来对国君必恭必敬，谨慎从事。由于社会的冲击，这些所谓的君子们，显示了对“礼”的轻蔑，不但置群臣之礼于不顾，而且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使被奴役的人们忍受不了过重的剥削和压迫。稍有眼光的人士和新兴势力主张舍弃“礼治”走向“法治”，又遭到贵族们的反对。于是，又展开了“礼治”与“法治”的斗争。
4.奴隶主贵族统治走向崩溃
社会的激变引起分化，奴隶主贵族统治走向崩溃。有的贵族走向没落，有的向新兴势力发展。血缘的宗族关系已无法维系，致使“孝”的思想也发生了动摇，以就事论事取代忠孝的思想开始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