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和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具有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合理性和终极绝对的有效性。是对权势社会怀有私欲目的强作妄为的批判与否定。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明君清官，凡顺应历史潮流而动者，多是重视老子道家的有识之士，能够主动吸取老子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爱民治国，都曾有过繁荣昌盛的年代。中国历史上较长时间的繁荣时期，莫过于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都是尊崇老子道学的典型代表。唐朝的“肃宗中兴”，也是以老子道学治国的成功例子。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执道循理、循理而举事的方法论，符合中国人民的文化心态，顺应中国人民的心理要求。西汉面对秦朝暴虐，社会崩溃的局面，统治集团奉行“无为而治”的方略，文治武功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汉初政论家陆贾向汉高祖提出“无为而治”的建议，他说，“夫道莫过于无为，故无为即无不为也。”曹参相齐之时主张“治国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相齐九年，后继萧何为汉相，将在齐颇见成效的“无为”之道推行全国，顺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故为统治阶级接受。
西汉编著的《徐氏经说》总结了以道治国的体会：“理之所在谓之道，物不合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者违道而行”。奉劝西汉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要顺道而行。从汉高祖开始，减赋税、废暴刑，与民生息，清静无为，深得民心，社稷稳定。特别是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可以说，是老子道学的忠实信徒。刘恒的妻子也就是刘启的母亲窦太后做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共45年之久，她坚持教育皇帝及太子必读《老子》，并运用皇权普及道学知识，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以道治国的黄金时代“文景之治”的重要因素。史称文帝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奠定了西汉繁荣的基础，巩固发展西汉基业达四百年之久，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发展的基础。
汉初，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也贯彻了道家思想，慎动兵革。文帝为了结束边境暴乱，多次遣使谈判，采取和亲政策，尽量避免兵戎相见，以免烦苦百姓。致使西汉人口达六千五百万之多，直至一千五百年后的明朝方超此数。
唐朝开国以后，尊崇老子道学有增无减。开国皇帝李渊追老子为始祖。唐太宗李世民宣布：“朕之本始起自柱下。”并建老子庙于亳州（唐书太宗本纪）。唐高宗李治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敕令老子《道德经》家藏一本，每年贡举准数加测。还亲自撰写了《老子道德经注》。“贞观之治”的核心人物李世民亲自行道，主要功臣魏征曾为道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经常以道导之。《旧唐书魏征传》记载了魏征著名的疏谏：“静之为安，动之则乱”。“存大道，致无为，德礼诚信，国之大刚，明赏慎罚，不可斯废也。”特别是著名的“四疏”，不仅完全符合老子的哲学思想，而且关键性语言，皆出自《老子》的原话。疏中说：“古往今来，由盛到衰，居域中之在，积其德义，要知足知止。太平之基，弘道德之旨，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圣旨之宏观，在于顺百姓之心，慎终如始。”“善善恶恶，慎罚明尝，而至无为之化。”当然忠言逆耳，还须君主接纳，方能凑效。唐太宗李世民说：“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即服，朕以其语，天下太平，绝惑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征之功也。”魏征对老子“小国寡民”的注解几乎是对唐朝治国方略的总结：“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俭约不奢；民虽众，犹若寡乏，不敢劳也；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清静无为，不好出入）；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无怨恶于天下）。民各甘其食（甘其疏食，不渔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恶衣不贵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饰之屋），乐其俗（乐其质朴之俗），鸡犬之声相闻（相去近也）。也至老死，不相往来（无情欲也）”。由于“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繁荣的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峰。
不仅汉唐这样的全国性政权实践道家治国思想能够取得成功，由弱变强，建成百年盛世，就是三国乱世时期的汉中张鲁和十六国时期的西域李雄等，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认真实践了道家治国思想，也能像老子说的那样，“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馀；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道德经》第54章）让治下人民过着相对“安居乐业”的生活。反之，违道而行的秦朝虽然盛极一时，但很快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