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喜欢从泱泱大国开始谈起，历数光辉璀璨的文明，笑论王朝更迭的变迁。因为悠久，所以珍贵；因为沉淀，所以深厚。站在历史的一座座丰碑前，以史为鉴，那些韬光养晦的谋略、刀光剑影的搏杀、治乱兴衰的经验，便全都了然于胸。
漫漫水文化生生不息地流淌在中国土地上，水一样的智慧常常令多舛的国家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一次次的苦难是一次次的洗礼，磨砺了古老民族的斗志，也历练了中华少年的勇气……
滔滔水患与统一意识的凝结
灾难是任何文明都惧怕的东西，它会摧毁人类一切智慧结晶。当古巴比伦的巴别通天塔倾倒于年久失修和外来征讨者的铁蹄之下时，当许多古代世界奇迹消失于历史洪流之中时，人们就对灾难深恶痛绝。然而，恰恰是这些灾难让一个国家凝结成一个文明之邦，且存留了数千年之久。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人类互相残杀，暴力和罪恶充满人间，上帝后悔造了人，于是想要消灭地面上的一切生物，但他又舍不得消灭所有生物，于是引发了一场大水。他提前告诉他认为有道德的人——诺亚，让诺亚带着家人和少数生物，乘坐船只活下来，开始新的生活，重新繁衍生命。
2月17日那天，诺亚600岁生日，巨大的水柱从地下喷射而出，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大雨日夜不停，下了整整40天。水无处可流，迅速上涨，比最高的山巅都要高出15英寸。凡是在旱地上靠肺呼吸的动物都死了，只有方舟里的人、动物以及植物的种子安然无恙。方舟载着上帝的厚望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汪洋上，直到后来上帝让水退去，诺亚他们才活了下来。
有关洪水的神话，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史册中都有过记载。这些民族或者国家大多数因其人民肆无忌惮地挥霍财物和浪费土地而被毁灭，后来借助天神的力量得以重新生存繁衍。《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其中也有特例，人类战胜了自然灾害，以自我的力量站在土地上继续生存，例如，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因为时光的漫长，久经传诵之后被涂抹了许多传奇的色彩。但传说毕竟不同于神话，从一些史料中有据可查。相传，黄河流域终年黄泛，四岳十二牧部落首领推举鲧（禹的父亲）来主持治水。鲧带领人们修筑梯田，以“堵”的方式阻断水泛。可惜洪水太大，势不可当，百姓仍受苦连连。于是，部落首领又推举禹来治水。禹勤奋聪明，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疏导”的方法，引滔滔江水畅流入海，不但成功治理了水患，更因此在民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中国古代水运，历来与国运息息相关。于是，“为民治水”成为历代君王的主题之一。远的不说，仅以清朝为例，乾隆皇帝曾在高家堰修建五座水坝，分别命名为“仁”、“义”、“礼”、“智”、“信”，非常有效地保证了沿岸大堤的安全。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又制定了《清口水志》，确保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下游各州县免于水患的灾害。乾隆四十九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鱼米之乡多年的富饶与沿岸水利的治理密切相关。乾隆皇帝几次江南之行，对当地的“治水”意义重大。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特别重视治理水患，并关注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安方有盛世，治水是治国的第一要务。德国著名教授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治理国家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他不懂中文，却以学者睿智的眼光指出了其中的同一性。
失去水，人类将无法生产和生活，然而“水满则溢”，滔天的洪灾也同样会给人类带来生存的威胁。水患影响的范围越广，治水就不能只是一个部落能够解决。长江、黄河横贯东西，穿越大片土地，绵延千里，低下的生产能力、粗笨的劳动工具、传统的抗灾方式，在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显得柔弱无力。对于强大的自然来讲，人类还只是个孩子，凭借一个个弱小部落的单打独斗，想要抗击巨大的水患，无异于以卵击石。显然，只有部落之间互相联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起到治理的作用。因此，部落会议、专门的治水领袖就有了存在的必要。人们发现聚集于一个权威者的身旁，渡过一切苦厄似乎也不那么辛苦，于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意识由此而生。
水和人类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它既养育了人，又让不少人因其而失去生命。《孟子·梁惠王下》所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即指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如在深水，如遇烈火。后世常用“水深火热”来
形容民不聊生的疾苦，这四个字饱含了历史的悲情和人民的痛楚。然而，就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往往锻造出更坚定的灵魂。
滚滚长江，滔滔黄河，浩瀚如烟，盛满了一部治水的历史，也孕育了一种悠远的水文化。中华文明因水而铸就，文化因水而凝结，并且在水的滋润下增加了涵养。这种温润的文化内涵，包容了水的奔腾咆哮，也吸纳了水的婉转曲折，既融汇变通、急流勇退，又随遇而安、落地生根。尽管这个国家罹难不断，饱受折磨，但是因为其民众的天性乐观和友爱，使得国家始终如水中沉香，凝而不散。
水再分流，终归要随大势所趋，万里江河归大海，犹如从天而降的白练，涓涓细流也好，波涛翻滚也罢，总要融合为一，顺山随水，奔向海洋。这与中国统一意识的形成，瞬间有了共同的文化意向。而这种文化意向，将离散的人群再次聚结到一起，携手同行。
成为汪洋中的一滴水
寸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尺水不能却肃邱之大。点滴之水无法润泽桑田，沧海之下则有千里沃土。人身处一个国家之内，如汪洋中的一滴水，看似渺小，实则是成就汪洋的基础，任何一滴水离开汪洋，都会因暴露在烈日之下而消失无踪。海洋不可离开滴水，滴水也无法离开海洋，这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最好比喻。
国家由个体组成，个体的力量在国家发展中的参与力度直接影响着整体的综合力量。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滴水，能否融入群体，更好地发挥作用，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正如中国古代王朝中的忠臣孝子、英雄巾帼，皆为国家的存留和其精神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单就明史而言，即便是明王朝国破家亡，仍然有许多人物在点缀着历史，为国家唱最后一首安魂曲。
明代四朝宰相徐溥，见惯朝堂变故，告老还乡，尽管晚景凄凉，却依然为救济受灾百姓而掏出养老银两；皇朝没落依然忠贞为国的袁崇焕，至死不改报效国家之志；煤山上吊的崇祯，死前仍挂念明朝子民决不能投降；在战乱中失踪、生死未卜的长平公主曾一度复国。
杜甫曾盛赞三国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厚重而含义丰富的诗句，道出了作为一国之臣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了他忠贞不渝、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中国古代许许多多的臣子，也是如此“为民请命”。
人民，亦称“百姓”。在过去，“百姓”视当地官员为“父母官”，简单的三个字却沉甸甸的。既然唤作“父母”，衣食住行就都要“仰仗”父母的照顾，故而，期待“清明政治”实际上就是期待“清官”的诞生。历史上有如徐溥、范仲淹等人开粮仓、济子民的“义举”，他们既作为“父母官”，便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为人民效力。而今，“百姓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公民当然不再只是依靠“父母官”，每个公民都会在他人有难的时候主动伸手帮助。这个“公民社会”的自救能力显然高出过去“百姓社会”数倍之多，因为它更富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意味。
现今，所谓“百姓社会”，主要指没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群。而“公民社会”对“公民”的素质要求普遍较高，一般应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精神，能够有意识地对社会起到监督、批判的舆论作用，有改良社会的良好愿望，可以起到调节社会压力的作用。自“五四”开始，以蔡元培、胡适先生为首的知识分子
就一直倡导真正的“公民社会”。随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风暴席卷全国，建设“公民社会”的呼声暂时退居其次。但是当国家迎来和平统一的时候，“公民社会”再次成为主流，因为它对于国家在各种时期面临各种问题时，能起到强大的社会调剂作用，它可以在精神上约束一个人，使公民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曾说：“人民是土壤，它含有一切事物发展所必需的生命汁液，而个人则是土壤上的花朵与果实。”一个人生于一个国家、一个集体当中，因为有了社会营养的滋润，才能开出绚烂之花，得到瑰丽之果。同样，果实也要重归大地，再次生长出新生之物。当国家和谐太平之时，作为汪洋中的一点水滴的人此时能做的，是安然地享受大海所带来的宁静；当国难来临之际，纵使力不能及，也要给予国家以精神支持。
万点滴水成浩海。“滴水”之间互相交融，就有了同胞之情。同在一国之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旦哪里有了困难，哪里面临着枯竭，其他的“滴水”就会迅速补充。黄河与长江的洪泛的毁灭了多少人的家园，但是在同胞、手足的支持下，家园得以重建。我国的东南沿海终年受到台风的侵袭，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风魔”的威胁，但是台风过后，八方援手又再次撑起了中国东南海岸富丽的美景。2008年初春南方的雪灾、5月中旬的汶川特大地震，中国民众大规模动员、号召，甚至自发捐款，组织各种形式的志愿者队伍奔赴灾区，其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足以让全社会对其共唱生命的赞歌。
“个人离开社会不可能得到幸福，正如植物离开土地而被扔到荒漠不可能生存一样。”列夫·托尔斯泰曾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当一国建立，作为其公民，就被赋予了对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如果背离这个国度，就注定要慢慢地枯萎，最终无所依归。
团结，并不只存在于志同道合的人群之中，它适用于更大更广的范围，例如国家乃至世界。想要拥有一个凝聚力极强的集体，只需要我们都用真诚去面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感觉到心灵的温暖。学会在他人的赞赏中寻得自信，而不是自大；学会倾听他人的话语，而不是妄加评论；客观地看待他人的言论，而不是偏袒憎恶；发现他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宽恕他人的缺陷，而不是挖苦；在必要时忍让，而不是斤斤计较。
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志趣相同，纵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不一样，在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精神熏染下，再大的矛盾也可以容纳，并且在共同抵御灾难侵袭时，站在一起，互伸援手，这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轻霜冻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公民社会”已然成形。每个人都是社会汪洋中的一滴水，靠着一滴滴的汇集，水乳交融，互相滋润。
为未来造就担当的一代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以山石崩裂、岩浆喷涌的豪迈激情写下了下面的句子：“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从这些句子中，我们仿佛看见了他对国家未来充满忧虑，但少年们又让他充满信心。
懂得倾听历史是一种智慧，懂得承担过去是一种勇气，懂得担当未来则是一种明智。
有人说：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造就美好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年青一代。青年、少年群体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不同的时期，青年群体的最核心力量分属于不同年代的人。20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初，二三十年代的人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动力；改革开放，五六十年代的人则为国家擎起了一片天空；今日的中国，青年群体最核心的力量是七八十年代的人，而“80后”的年轻人，则更是将这个国家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的“新生者”。
十年来，从1998年的洪水，到“非典”、风灾、雪灾，再到重大的地震灾害，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自然伟力之“恐怖”，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人类之渺小。曾经，面对自然不可抗力的因素而惴惴不安的人类，寄希望于神灵的救赎，祈天求雨、设坛祭祀、哭乞跪拜，可惜天光云影依然变化无穷，人类依然要承受很多突如其来的剧变。数千年过去，当人们以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疯狂地掠夺自然的时候，自然还以痛击，人类终于察觉自己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如今，我们不得不正视灾难带给我们的创伤和痛苦。灾难带走了无数生命，上演了一幕幕接近于覆灭的惨剧。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灾难的一次次洗礼令我们这个民族焕发出雨后的“新绿”，每一次战胜灾难后，我们都越发充满力量和勇气。这些“新绿”，即是一代代青年与少年。
也许有人会说，20世纪60年代的人在急流勇退，70年代的人在不断前进，而80年代与90年代的青少年，却因为陶醉于安逸的生活而变得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但是，面临变化极快的社会现状，青少年也同样体会到了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
青少年惯于幻想，生活越稳定，幻想往往越多。这也是为什么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人，对理想的思考常常大过对现实的考量。他们喜欢读一些杂书，对世界各国的古代英雄充满崇拜感，这从他们喜欢看历史剧和古典大片就可以看出。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幻想，思考未来和无限的星空。也许这会被一些成熟的、实际的人嘲笑为单纯、虚伪和不自量力，但是这种对历史的赞叹、对未来的憧憬，为青年们承担责任做了必要的准备。
1998年的洪灾中，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官兵走上了抗洪第一线，以血肉之躯拦截洪水，牺牲性命在所不惜；“非典”时期，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站在医疗前线与病毒打了一场硬仗；汶川地震中，“80后”纷纷以人民子弟兵、志愿者的身份投入救灾当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显示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道主义情怀。青年和少年们不仅接受灾难的洗礼，而且在灾难中承担和履行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时代的车轮永无休止地滚动着，关于世界，关于未来，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将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青少年们接受重大灾厄洗礼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担当感还远远不够，他们的热血需要不断沸腾，去追求更高的理想。
知之易、行之难，世事之规律。青年人眼下可以做的，首先是培养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心态，无论处境如何，都以乐观的姿态去面对生活、笑对人生，不要因一时的失意而气馁，不要因一时的得失而放弃梦想。因为年轻，所以心灵清澈，所以更容易被激情点燃。
接下来就是要选择自己未来的路。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走在路上或许会彷徨无助，因为有荆棘，也许会伤痕累累。不同的人在面临抉择的同时所展现的心态，就决定了他们所处的层次。心有明灯，坚持走下去的想法就难以动摇。也许狂风暴雨会让这盏灯忽明忽暗，但是在暴风雨后所绽放出的或高大、或深远、或璀璨、或静谧的光芒，如耀眼的精灵，会将腐朽的人生化为神奇。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青少年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斗，也是在为国家的未来奋斗。这是一个平衡木，偏向任何一端，另一方都会高高翘起。只有二者兼顾，视为等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才能实现。不必害怕任何痛苦，因为青春赋予了青年承受痛苦的体力和心态，正像一首诗说的那样：你快乐吗？我快乐！你悲伤吗？我悲伤！你害怕吗？我害怕！你继续吗？我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