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到哪里去？
海德格尔：人是“被拋”的一粒沙子
马尔库塞：一不小心就成了半个人
我要到哪里去？
随着尼采的大声呐喊“上帝死了”，历史被割断，人类失去了精神信仰。几千年来人们赖以维持信念和道德的偶像全线崩溃———不是尼采让他崩溃了，是“人把他杀死了”，尼采只不过说出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而已。
我们思考过自己从哪里来，从古老的神话，到科学的始祖泰勒斯，到今天的基因技术，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行的步伐。但是，我们知道人类要到哪里去吗？
还有人想象彼岸的世界吗？人类还有共同的理想吗？还有年轻人知道自己祖先的文明吗？还有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德格尔吗？看漫画、听R1B、吃快餐长大的孩子还能理解鲁迅吗？形而上的哲学境界，有能力和虚拟的网络世界争夺眼球吗？
我们创造了什么？除了轰隆隆的机器、林立的烟囱、冷冰冰的高楼大厦、泡沫般疯长的经济数字；我们还砍掉了不可计数的森林、灭绝了数以万计的生灵、融化了千百年的坚冰，我们还发动了两次的世界大战，从欧洲到亚洲，几千万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伴随着上帝一同死去。
这样，人类除了孤独还剩下什么？
多年前就听到有人感慨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上帝死了”，留给人类的是虚无。他把这种“虚无”称为“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现在的人们是不是也富有得只剩下虚无了呢？
科技和大工业卷走了人性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姿，蒙古人不再骑马，壮族不再唱山歌，吉普赛人不再流浪，印度也没有了大篷车，取而代之的是遍布全球的汉堡包和可乐。
如此这样的人类还能找到精神的家园吗？我们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吗？
可能哲学家都是一些“杞人”，他们多数对此表示忧虑。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这个终于荒芜了的世界上”，人类迷失了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样的现实，让他感到“我连做人都觉得吃力”。克尔凯郭尔说人生无非就是恐惧、厌烦、忧郁和绝望。
海德格尔则说，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本质，如果连人都不存在了，那么谈其他的任何价值都毫无意义了。然而，人不是上帝的宠儿，人是“被拋”到这个充满着苦恼的世界上，从而获得“存在”的。同时，人也可能随时“被拋”到死亡中去，正是由于这种不可把握的感觉，让人们对死亡充满了畏惧。人生在世，不过就是被拋来拋去而已。
“被拋”的一粒沙子，能够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吗？
马尔库塞又接着说，在人类物质文明发达以前，人们虽然经济贫困，但是精神是自由的。但是如今，物质的丰富，让人们沉迷于享乐之中，物质的满足控制了人的生活；同时，科技的进步，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大众传媒的发达，人成了机器的奴役。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始终无法逃脱物质的操控，让人忘记了自己还有精神的追求，于是，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就从物质———精神双向度的社会堕入到只有物质的单向度社会。以前物质贫困，但是精神富有；现在物质充裕，人却成了物质的奴役。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半个人。
缺少了“大脑”的半个人，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吗？
人，不再是落入人间的精灵，而是被拋落人间的弃儿，无依无靠，无家可归。这是人生的困顿，哲学家的“忧天”，不是要打落人类生存的希望。相反，哲学家要警醒“醉生梦死”着的人们，起来找到自己的归宿。
海德格尔：人是“被拋”的一粒沙子
海德格尔的哲学人生：
如果说叔本华和尼采是哲学从近代步入现代的转折，那么海德格尔就是由现代跨向后现代的桥梁。
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年出生在德国巴登州梅斯基尔希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教会学校里读书。27岁的时候，从一个神父那里借到了一本讨论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书，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海德格尔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尤其是这个“存在”之中的奥妙，让他神往不已。“存在(Being)”，这个词语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之思殚力竭，从这本书开始，海德格尔为“存在”苦苦追问了一生。
2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培养了众多哲学家的弗赖堡大学，先学了两年神学，后来放弃神学专攻哲学。后来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并取得了哲学讲师的资格。在这一段的求学经历中，海德格尔始终都没放弃对“存在”的研究。1923一－1928年，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教书，讲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2937年，为晋升教授，他发表了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据说，当这本书送到教育部审查时，部长的评语是“不合格”。但就是这样一本被官员判定为不合格的书，成为了3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正是凭借着《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得以跻身于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2938年，著名的哲学家，“现象学”的先驱者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回到了弗莱堡，接替胡塞尔，任弗莱堡哲学讲座教授，直到退休。
作为一个学者，海德格尔的生活十分平淡。除了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以外，他很少参加社会的活动，即使在他成为了著名哲学家以后也是这样。1933年初，即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海德格尔曾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并加入了纳粹党，同年就在纳粹当局确认下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在职期间他也曾发表过吹捧纳粹政权的言论，甚至把希特勒当作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号召学生们向他效忠。
海德格尔与德国法西斯的这一段暧昧关系，使得他在学术界中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1945一1951年期间，在希特勒政权覆灭以后，法国占领军当局曾经禁止他授课。海德格尔与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在西方哲学界和新闻界多次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因此而攻击他的哲学，但也有人提出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法西斯分子，并提出证据说，海德格尔对纳粹党的反犹政策有过坚强的抵制，也保护过受迫害的教师。而且，他在上任校长仅几个月以后就被迫辞职。从此以后，海德格尔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当中去，与纳粹党不再有直接的政治牵连，甚至还受到了迫害。
尽管海德格尔参与纳粹运动是他人生中无法抹杀的污点，但这和他的哲学没有关系。他的思想早在纳粹当政前就已经形成，纳粹覆灭后他的哲学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后来反纳粹的存在主义者也能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受到启发，人们也以宽容和欣赏的态度对待海德格尔和他的哲学。人们明白，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往往要比他的政治立场有更深远的意义。
1951年，海德格尔被允许重新在大学讲课，但不久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仍然在弗莱堡大学工作多年。50年代后期完全退休，长期隐居。1976年逝世于弗莱堡。
海德格尔一生都在不断进行哲学探索。他认为自己的目标不是要建立某种固定的哲学体系，让世人顶礼膜拜。他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自己青年时代思考的“存在”问题：“既然持存在既有这样多的意义，哪种是它最根本的含义呢？”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自己对这个困扰哲学家的问题作出了完美的回答，他逝世前不久在总结自己一生的著述的时候，就意味深长地说自己的书是一条“道路———而非著作”。
作为一个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生都在探索的途中。
作为老师的海德格尔：除了哲学上的成就，弗莱堡的海德格尔教授一生还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哲学家。每一个为他记传的作家，都不会忘记加上“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子”这一段。
其中，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就是海德格尔的得意门生之一。1923年，伽达默尔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从此与海德格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伽达默尔多次承认，他的释义学理论体系中，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他们之间，不仅是师生的关系，也是思想上的知己，学术上互相扶持，终生都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哲学史上除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师生情谊之外，我们又看到了另一段佳话。
有一位中国的学者，曾经是伽达默尔的学生，他这样回忆这对师生之间的故事：
海德格尔是伽达默尔的老师。1923年，伽达默尔在马堡大学参加了海德格尔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班。此后，他们终生保持着师生之谊。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基础。
有一次，伽达默尔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定期在他家里举行的小型哲学讨论会，主持人是他的私人朋友海德格尔教授。
我立即同意了。
那时，海德格尔的名字，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章。而他本人，则在自己的名字后面退隐多年了。他的尽人皆知的“历史问题”，使我在对这位大哲学家的景仰之余，更平添了几分好奇。在那之前，大约是1963———1965年之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探讨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关系。作者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其所做的分析和结论，在欧洲知识界、包括在年轻的文科大学生中间引起了讨论。我的意见，较多地倾向于从当时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中寻找根源，而较少地追究个人道德责任。———这个题目至今还有人研究、不断有新书出版。
年逾古稀的海德格尔出现在伽达默尔家里的时候，仍然精力旺盛、思路清晰。
除了我以外，被邀请的其他十几位年轻的参加者，或是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哲学系研究生，或是正在撰写教授论文的哲学博士。
这样的讨论会，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的辅导课。每一次，海德格尔先对他已经看过的一篇博士论文或教授论文———它的作者就是在座的某一位———进行评论，然后是所有参加者之间的自由讨论。每次的讨论会从下午五点开始，到晚上八、九点结束。
海德格尔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渊博学识，或深奥思想，而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个人风格。他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导师，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
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海德格尔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因为他对手里挥舞着的一篇教授论文极不满意，认为它简直与哲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至少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把那篇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批驳得体无完肤。
所有坐在海德格尔周围的人：那些未来的博士和教授们，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蝉。那是一种末日审判的景象：海德格尔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论文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我们既不敢正视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敢旁顾惊恐不已的论文作者，只觉得那些亵渎过神明的纸片仿佛不断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
那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意念：“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他！如果我是他，又该怎么办？……”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听。
我相信，除了海德格尔和那位可怜的、想当教授的博士之外，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这样的讨论会，大约每一、两个月举行一次，一共持续了一年多。
我必须承认，我在海德格尔主持的讨论会上所学到的东西，远没有在伽达默尔的讨论课上所学到的多。那些关于极为专门、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的探讨，经常使我头晕目眩，但是作为讨论会的一员，我置身于一个世纪哲学泰斗的身边，不时地觉察到那些学兄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意识到他们的论文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等等，还是油然而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充实和激动。
我并不怀疑海德格尔的意图。他从黑森林的山间别墅驱车而来，并不是为了惩罚某一个他的学生的学生。对于他在学术上的严厉乃至苛求，我并无异议。但是我不敢苟同他的方式，不欣赏他给年轻人所施加的心理压力。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他对科学的热爱，那么，别人难道就没有同样的、应当得到尊重的权利吗？
那一次的经历，也使我在心里对自己默默立下誓言：如果我今后成为教授，将绝不是海德格尔式的。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学生，性格迥然而异，彼此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是一段佳话，也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
然而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或者说，不是全知全能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都不例外。如果海德格尔见到一篇见解独到、论证周密的论文，他在评论时并不吝啬赞许的言辞。
严格的老师海德格尔，似乎在意料之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让我们看到了哲学家的另一面。
人是被抛入尘世的一粒沙子
人是万物之灵，与其他的生灵相比较，人有强健的体魄，有对自然敏锐思考和观察的能力；人还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和旺盛的生命激情。看起来，人似乎强大得可以战胜一切了。然而，人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着自然和命运的双重戏弄。命运之神的残酷无情，自然的不可抗拒，生老病死的不可把握，使人类产生了无尽的恐慌和痛苦，大自然与命运之神恩赐自己的优越并不足以战胜同样出自大自然和命运之神所决定的厄运。一方面，作为世界的主人，我们不断地征服自然，获取人的尊严与伟岸；另一方面，作为命运的奴隶，我们又只能遭受神的奴役与玩弄，成为神和命运的弃儿。
我们发现，古代任何一个民族，人们都相信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借着神谕来预知自己的命运，以便能更多一些把握。甚至到了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左右我们的命运。比如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就是当时占卜留下来的龟甲；中国古代的《周易》，最初也是一本关于卜卦的书；西方的古人抬头看星空，他们希望从星星的分布中看出人类的命运，于是才有了占星术。古代人类想要了解命运的念头，并不是什么迷信和不科学，相反，这是十分可贵的人性的觉醒，意味着人们意识到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却又不甘于受命运的奴役。于是，人类就利用命运赐予的理智能力，试图去制服命运。后来的哲学和科学，都发源于这么一些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萌芽。当我们从今天人类灿烂的文明成果去看，人类应该是胜利的，我们一步一步地制服着命运之神，而且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即使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进步，也是无法最终战胜自然和命运的，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一些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开始思索无法主宰命运的痛苦和惶惑，最著名的要数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了。他原以为自己经过多番周折，已经逃脱了命运的捉弄时，却最终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早已犯下了杀父娶母的大罪。俄底浦斯万般无奈之下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自我放逐。这个传说深深震撼着希腊人敏感的心灵，让他们早早地就知道了人类永远也逃不脱命运之神的掌控，无论你是英雄还是庶民。当你以为获得命运自主的胜利时，转眼就发现这一切都卷进了奔腾咆哮的命运之河而付之东流。如果说命运是一只猫，那么人只能是那只不幸被捉住的老鼠。猫故意地一松手，让老鼠以为逮到机会逃脱时，猫马上就把老鼠捉了回来。当老鼠从兴奋的极点掉回到失落的冰点时，猫是最高兴的时候。
还有另一个神话更让人伤感：米达斯王在森林中长久地追逐智慧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伴侣)，最后西勒诺斯落入了米达斯王之手。这位国王问他：对人类来说最大的善是什么？西勒诺斯回答说，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你们最好不要知道的事情呢？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则是早点死去。
面对着命运无法把握的事实，人类难免会惶惑不安。被命运戏弄时所产生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征服自然的自信心，两种矛盾的心态同时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当自豪感和自信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人决心去做自然、命运的主人；当大自然过分强大和命运之神过于桀骜不驯的时候，人只能手足无措。
这样的一个矛盾在近代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起来以后，更加突显出来。科学和技术，极大地武装了人类，人类的自信心空前地高涨起来，我们以为再也没有什么是战胜不了的了，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乐观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这样预言的。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却是：高度的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正在把人类带向一个陌生、冷漠、充满危机的世界。在物质中迷失的人们，再也找不到人生的归宿和家园，只能惶惶然不知所终。
然而为什么呢？人类自己开发出来的科技和文明，却成了一把双刃剑，随时会刺向自己的主人。哲学家开始不断地追问。
海德格尔也不例外。早在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有一种浓郁的危机意识，他看到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在没落，精神的力量在消散、衰竭。他以欧洲为例向我们说明这个问题，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德国)处在俄国和美国的夹击之中，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倾向，那就是对“精神”生活的剥夺。“结果不再能保持精神世界的伟大、宽广和原始性”，“那个时代开始丧失其强大的生命力”，出现了精神萎靡和精神力量的溃散。
人的精神一旦被消融在物质之中，人就只能是醉生梦死的酒客，再也不要说摆脱命运的操纵了。原以为科学和技术的发达给予了人类更大的力量，殊不知，科学和技术是一把罂粟，让人沉醉于享乐的快感之中而无法自拔了。
这样的存在方式，还谈什么命运的自主呢？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方式也不抱有乐观的态度。他说，人是被拋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不是会哇哇大哭吗？这是因为所有的人被突然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精神都是很清醒的。他用哭来面对这个世界，有谁生下来就笑呢？这就是一个象征，当人被拋到这个无缘无故的世界里来经历无缘无故的命运磨难的时候，他的本能反应就是哭。
而更让人恐惧的是，人不仅会被突然拋到这个世界，人还会被突然地拋离这个世界。这第二次被拋就是死亡。死和生一样都是无从把握的。你清楚地知道它必然会来，但是你又无法知道它何时何地会来。是在你痛苦的时候，让你一死了结痛苦呢？还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让你从快乐的顶点一下跌入地狱？或者是在你踌躇满志的时候戛然而止？于是，人们对死亡感到无穷的畏惧，人一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
西勒诺斯说，人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则是早点死去。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说，人最好就是能够尽快逃脱“被拋”的处境。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要人存在着，就已经被拋到世上了；只要人存在着，必然会被拋离世上。
哲人们常常是不谋而合的。佛教中有句偈语说：“未生我时谁是我，生下我来我是谁；来时欢喜去时悲，抬眼朦胧又是谁”，和海德格尔、西勒诺斯说的都是人同样的困境，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力，全然是冥冥之中的遣送和拋掷。自被拋入世之后，人就在沉沦之中等待死亡。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死亡是人所具有的特权，动物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死亡，所以等待他们的只是消亡。
对于死，人总是怀有一种悲剧性的情怀。虽然伊壁鸠鲁说过，死是和我们无关的，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它还没来；当它来了，我们已经死了。哲人希望能给人一点点的乐观，但是海德格尔用一个“拋”字消融了伊壁鸠鲁所有的乐观。伊壁鸠鲁说的只是死亡时的痛楚与我们无关，但是既然生与死是两个连贯性的被拋动作，有了第一个被拋，人就只能等着第二个。于是，人“生”就是等“死”的一个过程。
人注定是一粒被拋来拋去的沙子。
烦：活着的最本真状态
既然人已经被拋落到这个世界上，就只好在这里活着。那么，人怎么样在这个世上活着呢？海德格尔说，人的全部存在状态可以归结为一个字，那就是“烦”(s0rge)。
“烦”，是每一个人都体验过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认为这再也平常不过，以至于几乎忘记了“烦”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这个“烦”的心理状态，是人最本真的一种情态，是最能反映人的内心的一种情感，是人的本能的一种意识活动。人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凭着“烦”的体验来处理自己和外界的关系的。
海德格尔说的“烦”，和我们生活中说的“麻烦”又不一样。他把“烦”分成了两类，人与物打交道是烦心，人与人打交道才是麻烦。然而，人生在世上，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的世界，人必然要和其他的人和事打交道。这样，人就怎么都逃不掉烦心和麻烦。因此，“烦”就是“被拋”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状态。“烦”，实质上是对存在的一种焦虑，揭示了人“被拋于世”的生存处境。
如果有人问，既然世界都是烦心和麻烦，那我“偷得浮生半日闲”，沉浸于自我之中，是不是就可以逃脱“烦”的困扰呢？那也很难，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即使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也会感到心烦。海德格尔说，“烦”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它就是一般的人生态度。“烦”与人终生相伴，被拋的人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已经把他的存在交由“烦”来支配。
对于“烦”，海德格尔提出了三个问题：人为什么而烦？人面对什么而烦？烦对人意味着什么？人之所以烦是因为人总是不断地想要摆脱“被拋”的命运，因此人就不断地追问生存的意义，以此来克服醉生梦死的沉沦状态。“皆醉”的“众人”“烦”要少一些，而“独醒”的屈原等要和命运抗争的人们，烦恼就要多得多。难怪哲学家总是一副苦恼的样子了。
“被拋”的人并不是上帝的宠儿，而是弃儿。人并不是非常强大的，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人都是一种不完善的存在物。面对着命运的无常，人很容易出现焦虑、恐惧、烦躁等不良的情绪。就像我们谈到过的，人生不过就是赴死，人行走于生死之间，生与死的距离就构成了所谓的人生。如果人能和动物一样，没有思考的能力，人也就能毫无感觉地从活着走向死亡。但是，命运却偏偏要给了人思考的能力，让人知道了人生苦短，这样人就会想尽办法要在赴“死”之前给生”留下意义，留下自己曾经“为生”的脚印。并且人还希望这些脚印能够不朽，好像这样就可以对抗命运的捉弄似的。有人这样写道：于是人类拼命要附加给生命诸多所谓的意义和价值，在生与死的空白中填充各式各样的事件和价值判断，一次次彰显人的存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人类习惯于在频繁发生的事件中让自己忙碌着。”
然而，这样人就再一次掉进了命运的捉弄，越是想要摆脱“被拋”命运的人，越是追问生存意义的人，“烦”就越多。人希望通过各种事件，甚至是无聊琐事把人生填得满满的，而使人稀释走向死亡的恐惧。但是这样的忙碌只能使人忘却了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而一点也不能淡化对死亡的恐惧。人对死亡的恐惧就这样被一点点地沉入了潜意识之中。
畏：人生中的“大怕”
人虽然处于“被拋”的状态，但是人总是有情绪的。正是这种情绪让人可以，并且鞭策自己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各种各样的筹划和选择。
人的基本情绪就是“畏”。假设我们把人生设想成为一个建筑，如果说“烦”搭起了这个建筑的基本架构的话———“烦”就是那纵横交错的钢筋架子，无处不在。“烦”从过去延伸到现在，也必然延续到未来———那么，当人不胜其烦的时候，就会感到了“畏”。“烦”中必有“畏”，“畏”就像是这个建筑之中，一根钢材和另一根钢材联结的焊接点，只有看到了“烦”中的“畏”，才能真正了解这个钢筋架子的整体的结构。
人有所“畏”，这种情绪是先天固有的。“畏”和“惧”不一样，海德格尔认为，“惧”只能算是一种“小怕”，“畏”才是“大怕”。惧所惧怕的东西总是一个在世界可能的，从一定的境界来的。”惧”之中怕的是什么，人是知道的。“畏”就不一样了，“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畏”人根本不知道所“畏”者是什么，就像在和一个影子搏斗一样，你越是用力，越是无法伤害到它分毫，反而更加地折磨了自己。
不知道自己“畏”的是什么，并不代表着可怕的东西不存在。相反，什么都不知道，暗示着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是可“畏”的。中国人有句话说“明枪易档，暗箭难防”，当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那里的时候，就会觉得处处都是敌人，从而陷入茫然失据的状态，让人感到无可名状的恐惧。
人重生畏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人只是“惧”死，而不是“畏”死。人真正“畏”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可能是百年之后，也可能是马上就“死”。正是因为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性，人就每一分钟都在担忧着“死”的问题，这也就是惶惶然无可名状，也无法摆脱的“畏”了。
人处于“畏”之中的茫然状态，海德格尔称之为“不在家的状态”。人们企图逃避这种状态，但是逃避人生最本质的东西，意味着一种自欺欺人。“畏”的东西不可能因为人不去想他而得到消解，反而对“畏”的逃脱是人的一种沉沦。海德格尔说人常常认为，只要忘却了“畏”而心甘情愿地受庸常的支配，人就可以从这种生活之中得到安宁，寻找到失落的“家”，然而实际上这也是自欺欺人。生命也因此而沉沦和异化了。
命运中该来的终究会来，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逃避的。只要人生在世，“畏”就永远存在。因此，任凭人如何逃避到麻木的、沉沦的醉生梦死之中，“畏”都永远追赶着它。因此，人生怎么也避免不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命运。
死：人生第二次“被抛”
“畏”的情绪会让人逃避，让人沉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那里寻找所谓的“安宁”。然而，人终究无法逃脱第二次被拋，那就是“死”。
什么是“死”呢？海德格尔说，“为死而在就是畏”，他想要说的就是“畏”到头来就是畏死，只有死了人才能摆脱无缘无故的“被拋”和命运的捉弄，也才能摆脱无穷无尽的“畏”。因此，海德格尔说，只有明白了人是要死的，才能真正理解人如何生。一个人要成为强者”，就是要正视“死”，果断地心甘情愿地去迎接“死”，这样才是人存在着的最高境界。
我们把“烦”比作钢铁，“畏”是钢铁和钢铁之间的联结点，那么“死”就是渗透在每一根钢铁、每一个焊接点之中的元素。“烦”归根到底为“死”而烦，“畏”归根到底也是“畏”死。于是，“死”成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归宿。他说“本真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须将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才弄得明白”，海德格尔说着我们不熟悉的艰涩的哲学语言，其实他想要说的是一句人生的真谛：先行到死中去，才能了解到人“生”的意义。
死是人“生”的终结，死会让人失去人“生”拥有的一切东西。然而，死是贯穿人生始终无法摆脱的可能性。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死”，人“被拋”而生之始，就被迫和“死”面面相对。而且，任何人的“死”都是自己的“死”，如果说其他的事物人们互相之间可以替代，那么只有“死”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替代的。人之要死，谁也无法施以援手。逃到醉生中沉沦，也无法得到安宁。那么人还能怎么办呢？海德格尔说，那么当你还“生”的时候，就“先行到死中去”，了解“死”的真相，这样人就能“领会到本真的存在”，明了应该如何渡过短暂的人生。
为什么“先行到死中去”，就能了解人存在的真相呢？海德格尔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环境和他人的制约，人还要面对着许许多多欲望的诱惑，这些东西都迷惑了人的眼睛，让人看不到人生两次“被拋”的真相。然而当人一旦面对着行将到来的死”，人就不得不把原来的什么烦恼、什么功名利禄都拋之脑后，就能明白这一些不过就是过眼云烟，人自己能真正拥有的只是从生到死的这一段时间而已。这一段独一无二，可一不可再的生命，就是人们自己最本真的存在。“先行到死中去”，“为死而在”，就是要把人投入到死的境界之中去感受人生的真相。哲学的话太难懂，所谓“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就是这样的道理了。
当人“先行到死中去”以后，被拋于世无家可归的人就被心底深处良心的呼声，从过往的沉沦中召唤回来，恢复了自己最本真的个性。连“死”都想透了的人们，就可以完全听凭良心的呼唤自由地选择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走完自己本真的生命历程。这才是人生真正的解脱。
人们这样说他———“海德格尔用我们不熟悉的语言，道出了我们久已熟知的人生真谛。”
马尔库塞：一不小心就成了半个人
哲学家给人的感觉都是一些刻板严肃的人。比如康德先生，守时几乎到了苛求的地步，他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每一天的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点半，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准时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以至于当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必定会同时响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他读到卢梭的名著《爱弥儿》时，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这使得他的邻居们竞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
如此严格按照“计划”生活的人，是很难有什么故事的。康德深居简出，终身未娶，一辈子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直到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半步。因此海涅说，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每当我们不得不谈谈他的生平故事的时候，我们只好说说他们没有故事的故事。
和康德一样“没有生平”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黑格尔，除了他崇拜拿破仑和死于霍乱，你还能想起他的什么故事吗？又比如“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我们知道他除了是一个哲学家以外，还是一个数学家和科学家。也许正因为哲学家没有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哲学家的传记比文学家、政治家的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这些隐藏在故事后面的人们，最希望历史能记住的，是他们的哲学和思想。
我们现在要讲的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是一个没有多少故事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
20世纪的30年代，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中人才济济。尤其是年轻人们，怀着对学术的热情，和对社会的使命感，对各种假恶丑、扭曲、异化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当时的研究所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叫霍克海默，犹太人。年轻人都十分景仰他，渐渐地就集中到了他的身边。霍克海默带领着这一群年轻人，用深沉的思想对抗着现实的浮躁。即使在希特勒当政的时代，霍克海默带着成员们辗转于西欧各地，他们也没有停下他们批判的声音。这一群人在物质上没有什么力量，但是他们的思想是他们最大的武器。他们渴望能用哲学的批判来拯救扭曲的社会、异化的人类，让人类摆脱这种受物质和机器奴役的命运。
后来，这个学派成了当今西方世界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之一。人们就把他们称作“法兰克福学派”。
二战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先是迁到了日内瓦，后来又辗转到了巴黎。因为美国积极吸引科学家和文化人士的政策，也因为哪里远离欧洲战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陆续到了美国，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里继续工作。二战以后，霍克海默回到了德国，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研究所。于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法兰克福成员又接过了先行者的使命。
由于大工业时代的渐渐到来，工业对社会、对人性的扭曲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力，批判的精神成为一种社会的浪潮。学派中各个学者之间的思想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批判的传统精神却始终都没有放弃。
除了批判的精神，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弥漫着的浪漫主义色彩。自古以来，西方人的传统中从来都不缺乏浪漫主义的力量，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到18世纪以来的卢梭、歌德、席勒、狄尔泰到海德格尔，这些响亮的名字秉承着西方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传统。法兰克福的思想家们生活在机器轰隆隆的时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是，这样也并不能消减了他们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们把这种伤感的情绪付之于冰冷的机器，以及冰冷了的人与人关系之中来，因此对科技文明的发展怀有着批判的态度。他们向往大自然，怀念中世纪田园牧歌的宁静，厌恶被污染了的空气和被污染了的人心。法兰克福学派反时代的喧嚣潮流，希望过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很难听到浪漫主义的声音，法兰克福的思想给人们带来一阵清风似的感觉。
我们要说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我们可以从他的哲学中，看出这个学派的特点。
马尔库塞的哲学人生：
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898年，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代的马尔库塞聪明好学，生长在德国这一个弥漫着哲学之思的国家，他早早地接触到了哲学，并热爱着哲学。在求学的时代，他先后去了著名的学府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学习，师从当时最负有盛名的大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显然，这个人作好了投身哲学的所有准备。
1922年，马尔库塞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当上了海德格尔的助手。这是多少青年学者梦寐以求的工作。但是马尔库塞很快离开了海德格尔，因为观点的分歧，两人分道扬镳了。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已经有了脾气。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学术自我，他坚持自己的思想，不愿意为思想的独立作任何的让步。
在得知霍克海默主持的法兰克福大学研究所后，马尔库塞马上参加了这一项工作，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批成员。和众多的学者一起工作，马尔库塞如鱼得水。当时的德国，工厂一个一个地建了起来，机器隆隆地响，人们都忙碌着捕捉机会，空气中仿佛都能闻到钞票的味道，像康德那样安静做学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同道们却甘之如饴，面对着社会的浮躁，冷静地思考机器背后的危机。
但是，好景不长，1933年，纳粹上台，有犹太血统的马尔库塞只好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一起四处辗转。他先去了瑞士，后来转去美国。
1934年到1940年，战争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远离欧洲的马尔库塞却得到一片静土，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做学问。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同时作为一个有批判精神、又有着使命感的学者，马尔库塞一直关注着战争。终于，他有了机会参与到战争中去，华盛顿的战略服务局邀请他担任研究人员，他接受了。同时，他还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的东欧科代理科长。从这些工作当中，马尔库塞得以接触到另一个不同于他的学术的世界。他对前苏联的情况作了研究，写下了著作。战争结束，马尔库塞没有随同研究所回德国，他继续留在了美国任教。
20世纪60年代末，西欧和美国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学生运动。由于马尔库塞的批判精神，他被学生们奉为“精神偶像”、“青年造反者之父”。法兰克福学派这时已经成为西方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由于马尔库塞在学派中的地位，人们又称他为学派左翼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他在后期着力于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让人们禁不住想要马上知道两者之间有怎样的新鲜碰撞。仅仅从这些称呼中看，他的思想影响可见一般。
马尔库塞著作颇丰，其中最著名的有三本：《理性与革命》、《爱欲与文明》以及《单向度的人》。人们研究他的思想，主要也从这三本著作入手。我们在这里讲他的哲学，也会采用介绍他的著作的方法。
《单向度的人》：一不小心就成了半个人
马尔库塞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连续的科技革命，给人们带来了极大丰富的物质，人们的物质生活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物质的贫困大大地改善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人们梦想的就是这样的幸福生活。如果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人们简直像活在天堂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却不幸福呢？相反，人们觉得受到的压抑比从前更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马尔库塞说，这就是因为人们被物质享受给控制住了。他详细地给我们分析了这种“控制”：
首先，物质上的大大满足控制了人们。以前，人们要付出很多才能得到一点点的物质享受，因为难得，所以就珍贵，人们从一点点的享受中也能得到极大的满足感。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了，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很好的享受。马尔库塞说，工人和老板享受着同样的电视节目，去同样的地方旅游，打字员可以穿得和老板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能拥有一辆新式汽车。这样，物质所能给予人的满足感被大大地冲淡了。马尔库塞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到。小时候一块糖果能让孩子高兴半个月，现在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糖果，全买回家也哄不住一个孩子。连孩子都无法从物质满足中享受到满足感了，何况是大人呢？当人无法从一般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时，人自然就会追求更大的物质享受。于是，人们的欲望就被无限地膨胀，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满足。这样，人就陷入了物质越多，越不满足，欲望更多的怪圈，无法自拔。这样以来，人就给物质控制住了。本来，人们虽然经济贫困，但是精神上自由的。但是现在由于物质的享受，人却丢失了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成了物质的俘虏。
同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会对人产生控制。马尔库塞接着分析，不仅仅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会对人产生控制，而且，科学和技术也像政治一样，会对人产生控制。科学和技术提高了社会的生产能力，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归根到底就是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的。但是物质的享受，让人陷入了欲望膨胀的怪圈，人因而就忽略了精神上的追求。这样，人就成了不自由的人，人成了受物质和科学技术控制的人。科学技术本来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到头来却阻碍了人的解放，成了束缚人的枷锁。
最后，艺术也成了控制人的工具。马尔库塞的年代还没有发达的大众传媒和网络，但是他已经预见到了艺术控制人的现象。果然，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根据马尔库塞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现实，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这一点。
由于物质欲望的膨胀，整个世界都成了被物质和利益驱动的世界，大众传媒也不例外。广播和电视追求的不再是艺术或者社会道德的价值，而是更高的收听(视)率。为了得到更多的关注，广播和电视就为了迎合了大众的口味而更多地宣扬了物质享受的内容。马尔库塞就曾经就他的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分析道，广播和电视每天都传播一些迎合民众的内容，慢慢地，这些关于享受的内容又进一步地强化了人们的思想。在这一个过程之中，人的本能冲动并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人却得到了满足欲望的虚伪形式。当人满足于这种虚伪的满足，而不去作更高的追求时，人又被这种“艺术”的形式控制住了。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这种物质文明的控制，现代的工业文明社会就从物质———精神双向追求的双向度社会变成了只有物质追求的单向度社会。从前的人，是有着双向追求的人；但是现在，人们只有物质满足，精神却难以得到发展的空间。人变成和物一样，成了物质的奴役，没有了精神上进取的热情。
人，成了物质的单向度人；人，成了精神缺失的人。原来有着丰富完整人性的人，一不小心，变成了半个人！
那么单向度的人，怎样才能从物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呢？这就是马尔库塞另一本著作的内容了。
《爱欲与文明》：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
这本畅谈人的解放的著作就是《爱欲与文明》。
《爱欲与文明》是马尔库塞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著作，他在这本著作里，畅谈了他综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新鲜思想。弗洛伊德的哲学我们已经谈过了，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熟悉的。但是，很少会有人想到这两者之间会有怎样的联系。我们不妨来看看马尔库塞怎么说。
弗洛伊德讲性本能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中心。按照弗洛伊德的原义，性本能不仅仅是指人出于生殖本能而进行的性交活动，或者对异性的肉欲追求。他认为这个意义上的性本能只是从肉体的角度来谈的；性本能作为人的本质，从意识的角度来看，还是人们追求快乐的一种属性。马尔库塞根据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把弗洛伊德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给性本能起了一个更“浪漫”的名字，叫做“爱欲”，爱欲不仅仅是精神和心理活动的中心，在他看来，爱欲升华为人的本质。
在人的所有爱欲活动中，劳动是最基本的爱欲活动。这里，马尔库塞开始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对接工作。为什么劳动会成为一种爱欲的活动呢？马尔库塞解释说，因为真正有意义的劳动，应该是人的器官的自由的消遣。劳动“为大规模地发泄爱欲构成的冲动”提供一个渠道。因此，人在劳动之中是最能体现释放人性本质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的本质。因此，人必须通过劳动才能解放自己。马尔库塞继续对接的工作，他说，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爱欲的解放核心就在于劳动的解放。要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必须使人所有的活动“爱欲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劳动“爱欲化”。劳动的“爱欲化”也就是劳动的解放了。
那么，劳动如何“爱欲化”呢？马尔库塞说“爱欲”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性欲，对于社会或者人类整体来说，爱欲意味着一种内在的“凝集力”，“团结力”和“约束力”。因此，爱欲和社会道德之间并不会产生根本的矛盾。“物质生产资料的贫乏”和爱欲的压抑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人们完全可以把解决物质贫乏的生产变成一种爱欲的活动。这样，劳动不仅仅为解决贫困创造了物质财富，也为爱欲的发泄提供了机会。
但是，为什么社会常常无法给人们提供这种“劳动爱欲化”的条件呢？马尔库塞说，造成爱欲在文明社会中遭受压抑的原因，在于部分的既得利益所有者(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统治阶级)在组织劳动的时候，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地压抑人们的爱欲。因此，在他看来，爱欲压抑的根源在于“统治利益”，很自然地，人们要找到“爱欲解放”的钥匙，就要推翻统治利益。这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就水到渠成地统一了起来。
马尔库塞也承认，如果社会经济十分贫困，那么“统治利益”对爱欲实行一定控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经济上的贫困已经得到了解决，像我们今天物质发达的社会一样，这种对爱欲的社会压抑就应该取消。人的解放就是要从社会的压抑之中解脱出来，得到人的自然的、本能的解放。
爱欲的解放，就能让“半个人”重新恢复丰富完整的人性。
结语
我们的哲学之旅，从神话故事开始，看到了泰勒斯从水中生出的青蛙，听柏拉图讲过了灵魂折断翅膀的故事，也品味了叔本华的悲苦人生；康德相信上帝的护佑会让世界更多一些真、善、美；然而心灵的归宿，始终还是要人自己去找。这是西方人理解的宇宙与人生。
回到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想想中国人的哲学。孟子谈的是鱼与熊掌的智慧，老子却说要以柔软胜刚强，庄子在乎山水之间的写意人生，道教却孜孜不倦地研究长生不老的方法。中国人的兴趣显然更靠近生活。
如果西方的哲学让你觉得陌生难解的话，不妨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哲学入手去了解西方的智慧。
古人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近代的康德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生活的小镇。但是，伟大的思想之间是相通的，我们从叔本华的悲痛中，联想到了佛的人生皆苦；中国之友伏尔泰对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趣又和他的理性启蒙思想息息相关。但是，伟大的思想之间又难免有着差异和碰撞，也正是由于碰撞，让哲学的星空，让人类的文化更加得绚烂多彩。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要问，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哲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可以再写一本书了。近代以来，中西方交流和对话越来越密切，哲学家们也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不如我们看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解答吧：
《论语》说：“子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
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如果我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东西。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思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由于这个缘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
海洋国家的商人，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风俗不同，语言也不同；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相反，为了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初发动在英国，也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今天，我们常听到人们在说“哲学是贫困的”，“哲学就像被拋弃的母亲一样，孤苦伶仃，心力衰竭，箱子空空”，更可怕的是，“哲学胆怯地回避着它真正关心的问题———人和人世的生活”。人们不了解哲学，“我们不解决它们，我们越过它们”。“它们”，指的是被人们遗忘了的哲学的问题，比如人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
人们以为高度发达的物质会让高傲的哲学像水珠一样，在太阳底下蒸发掉。我们有如此强大的物质能力，做一个“单向度”的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精神虚无一些又有一些什么可悲的呢？然而，事实证明，生活中无法排遣的空虚，让人们明了人们不可能没有信仰、没有寄托地活着，更不要说往前走。
美国人在反思他们的文化时这样写道：“我们比其他国家成长的速度快得多；而我们的思想上的混乱也是由于这种发展上的高速度。如同年轻人一样，青春期的突然发育使我们一时骚动不安和心理失常。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成熟，我们的思想成长会赶上我们的物质发展……也许，比柏拉图更伟大的思想家就要诞生。”
无论是在古老的希腊，还是中国，还是新生的美国，哲学纵然曲高”，但是衷心希望得到更多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