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
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休谟：怀疑，怀疑，再怀疑
尼采：疯子最自由，天才最痛苦
路漫漫其修远
如果人生真的和叔本华说的一样，是一场无法逃离的痛苦，那么哲学家的痛苦又比常人更多了一重，那就是求智的痛苦。
不是有人问吗？痛苦的哲学家和快乐的猪之间，你要如何选择呢？
如果说人类求知之路必然伴随着痛苦，那么求智之路的苦痛更深。上帝赋予的智慧让他们站在常人攀登不到的高山上远瞩，而这样的位置，又必然要承受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远离人群的孤独，和者甚寡的无奈，刻板的生活，学术的艰深，哲学家承受着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伟大如亚里士多德者，史上能有几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深厚师生情，肯定也影响到了他和柏拉图之间的师生情。如果他也能和柏拉图一样，忠实地继承导师的思想，他的哲学之路应该会轻松自如一些。但是，他的智慧不断提醒他要保持哲学的自我。中国人经常讨论人在面临着仁与义、忠与孝两难之时，应该如何抉择。亚里士多德也曾经站在了这个十字路口，这时，他的求智之苦不仅仅是哲学之苦，还增添了真理和真情的抉择之苦。最终，雅典娜女神很欣慰地看到，真理战胜了一切。亚里士多德响亮地喊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反叛了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智慧之学。西方的哲学传统从此开始了两条不同的思路，柏拉图的和亚里士多德的。从此，他在哲学之中有了自我，当然他也独立地享受着哲学之苦。
而英国的休谟告诉人们，不要迷信任何的权威。哲学的意义就是要授人以智慧，而不是让人妄下定论，枉下定论会导致迷信，而哲学从来都不可能是迷信。于是，他怀疑———怀疑是他的天平，他用这个工具来找出什么是迷信，什么是真理。上帝真的存在吗？他怀疑；苹果打在牛顿的头上，是“因为”引力吗？他怀疑———他并不怀疑牛顿的科学成就，他怀疑的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因为……所以”这样的关系存在吗？如果说猪能快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愿意相信每一个人告诉他的都是真的话，那么什么都不愿意相信的休谟只能注定痛苦了。
把痛苦放大到极致的应该就是尼采了。按照叔本华的痛苦原则，对世界感知得越真切的人就越痛苦。于是，天才最痛苦，疯子最自由。笃信叔本华的尼采，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但是当他堕入哲学的痛苦深渊而无法自拔的时候，就只能变成疯子来寻求自由了。
如此一来，谁不愿意做快乐的猪呢？谁愿意做痛苦的哲学家呢？如果上帝赐予哲人的智慧，是为了让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然而，为了看清楚这个世界，哲人却要付出痛苦一生的代价的话，有人会宁愿模糊、甚至糊涂地看世界。
但是，宿命却是无法逃脱的。就是你已经决定了要快乐的时候，智慧的头脑仍停不住思索的步伐。它拽着哲人不停地往前走，尽管痛苦和孤独伴随左右，但是这只无脚的鸟儿也只能独享思索的甘苦，一直不停地飞翔。
它知道，停下来的时候，就是死亡的时候。
哲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高傲的思想。尽管求智的过程布满艰辛、痛苦和孤独，但是上帝肯定也赋予了哲人耐性和智慧去享受这种高傲的孤独吧。于是，我们才看到了哲学的天空中闪闪的星光，不是吗？
路漫漫其修远兮，求智之人将上下而求索。
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生：今天，当我们谈到古希腊哲学时，这三个连贯的人物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那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人一起创立了古代最辉煌的西方哲学思想，也为数千年的西方哲学奠下了基础。
而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总结了泰勒斯以来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成果，并第一次将哲学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集古代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的考察和全面的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哲学家之中“最博学的人物”。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出生在雅典以北大约200英里的一个叫斯塔基拉的地中海城市，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宫廷医师和好朋友。古希腊的医药神叫做埃斯克勒庇俄斯，按照医药神的惯例，孩子从小就要跟随父亲学习医道。后来，尽管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都去世了，他由监护人抚养，但是亚里士多德仍然是在药香之中长大。这个聪明的孩子好像也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但是父亲的去世又给他增加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正如许多哲学家都是在一种知识的氛围之中长大一样，尽管他最终没有选择医学，这样的环境还是熏陶着他，让他养成了思考和学习的习惯，仿佛他一早就知道自己日后要成为人类科学最伟大的奠基人似的。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年轻时代，历史上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整日酗酒作乐，以致家产让他挥霍殆尽。为了不挨饿他只好去当兵，退役后便回到家乡当起了医生。直到30岁那年，他进了柏拉图开设的阿卡达米亚学园，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学习哲学。另外一些人则说，亚里士多德18岁来到了雅典，很快就进入了柏拉图的学园。但是这个学生当时可没有哲学家的沉稳风度，相反，他很有些轻举妄动，还不是那么安分守己。
无论如何，幸好我们的哲学家放纵的性格在学园幽静的树林中平静了下来，浮躁的心灵也立即就被哲学所吸引了过去。因为如果缺少了他的贡献，对人类文明将是一个多么大的遗憾。
亚里士多德全部的热情都被他倾注到了哲学上，他不惜花重金购买书籍，仔细地研读，探究深邃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一生都保持了这种狂热爱书的习惯。当时没有印刷品，他能买到的都是一些手稿，亚里士多德是继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之后的第一位藏书家。他为学术发展作出了众多的贡献，建立图书分类的方法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老师柏拉图来到他的房间，看到架子上，桌子上，床上都摆满了书，不禁感叹：“真是读书人的房间”。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一边学习一边研究问题。他在许多领域都显示了自己出色的才华，柏拉图称他为“学园的精英”。
柏拉图去世以后，亚里士多德离开了学园。他先是前往了一个小城邦，并在那里结了婚。婚后刚一年，马其顿腓力浦王邀请亚里士多德到他的皇宫，让他承担起了教育亚历山大王子的任务。这位王子后来成了一个横贯欧亚非的大帝国的主人，当他谈及自己的恩师时，不无感慨地说：“父亲给予我生命，但教诲我如何生活的却是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在给亚里士多德的一封信中，说：“讲到我，我想与其求胜于权力和版图的扩张，毋宁求胜于什么是善。”然而，虽然这位王子敬佩老师的学问，但是他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热心于哲学。他性如烈火，理性的羁绊对于他太脆弱了。两年之后，亚历山大便拋弃哲学，启程征服世界去了。
于是，亚里士多德只好在公元前335年回到了雅典。他在雅典东郊的一所献给吕凯昂太阳神阿波罗的体育场里开办了学园，从而他的学园得名吕凯昂学园。亚里士多德主持这个学园13个年头，一边教学，一边写作。在这里，他的哲学慢慢成就并成熟起来，他的传世作品也大部分在这里完成。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学生分成两个班：高级的和普通的。他每天上午教高级班，课程包括哲学、物理学、辩证术等；下午教普通班，讲授修辞学、政治学等课程。因为他经常率领一群弟子在校园的林阴道上踱着方步授课，所以他的学派得名“逍遥学派”，也有人称之为“漫步的哲学”。
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
亚里士多德的一生和宫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这主要是因为他教了一个日后左右历史的亚历山大大帝，从此哲学家的命运和政治家征服世界的行程有了微妙的关系。
亚历山大大帝8公元前356—前3230，古代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是极有魄力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3年中，就以他的雄才大略，东征西讨。他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接着灭亡了波斯帝国，建立起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的庞大帝国，横跨欧、亚、非的辽阔土地，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
亚历山大13岁的时候，遇上了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当时的亚历山大，性情暴躁，狂放不羁。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当时的亚历山大喜欢驯服烈马。亚里士多德千方百计地想要平息亚历山大已经开始喷发的火山烈焰，然而收效甚微。亚历山大驯服了自己的战马，但是亚里士多德却没能驯服亚历山大。但是，历史学家一直都相信，亚历山大统一世界的激情和气魄之中，必然有来自老师的影响———因为亚里士多德也有着这样的激情和气魄，他建立了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学生在政治领域中建立的新秩序和老师在哲学领域内建立的新体系其实是一项开天辟地的事业的不同侧面而已，两位杰出的马其顿人在一个新的时期重新统一了两个混乱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亚历山大的赞助。据说这位跃马东方的君主派了成千的人员供他支配，有打猎的、捕鱼的、养蜂的、喂鸟的，等等，分布在希腊和亚洲的各个地区。这样便帮助他建成了一座规模可观的生物实验室。亚历山大还下令为亚里士多德搜集各邦各城的法律政治资料，为他提供800塔兰特的巨款作研究费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尤为尊重。而且，亚里士多德一生能顺利地从事如此广泛的学术研究活动，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能不说是得助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缘故。
当我们回头去看亚里士多德在生命的最后12年，他虽然留在雅典的学园里安静地写着他的著作———这位哲学家的著作阐述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头脑容纳得下的知识财富———但是，他并不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里探索着智慧。政治的风云变幻，随时都可能在哲学家的宁静学园里掀起狂风暴雨，终于造成了哲学家的悲惨结局。
亚历山大确立在希腊的统治之后，旋即出发去征讨亚细亚。当时留在希腊城里的政府是拥护他的，但是民众却对他恨之入骨。曾经有着悠久历史的自由和尊严之邦，又怎么能忍受蛮族的统治，哪怕是声名最显赫的世界之王的统治。但是哲学家似乎缺少了这种政治敏锐性，当他在公元334年经过一番游历重返雅典的时候，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亚历山大称霸世界的赞赏。于是，希腊的人民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命运和马其顿帝国联系在一起。
果然，当亚历山大死亡的噩耗从巴比伦传来，马其顿的世界大帝国随之坍塌，雅典人马上就把自己对马其顿人的怒气发泄到亚里士多德的头上：他被控犯了“渎神罪”，而不得不逃亡到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次年哲学家就逝世了，享年63岁。
12个月之间，希腊就丧失了它的最大的统治者和最大的哲学家。希腊人并未因此而重振当年的光荣，相反的，它在罗马帝国的朝曦中黯淡了下去。而对于哲学来说，罗马人的威风并不是建立在灿烂思想之上的，古罗马不再是哲学的乐园。到后来，古罗马也湮灭了，哲学在接下来的1000年间沦为“神学的婢女”。世界在“黑暗”中等待哲学的复活。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学习了8年———也有的人说是20年。也许是因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亲密关系，人们喜欢把亚里士多德受教于柏拉图的这些年想象成快乐的时光：一位高足弟子和已经成为大家的老师，老师欣赏学生的才华，学生无限地景仰着老师的名望和学识，并决意在老师开辟出来的道路中走下去。俗话说，亦师亦友，或许他们也是人生路上的知己，相携徜徉于哲学的乐园。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打破了人们这种美好的想法。他们师生之间年纪相差近50岁，而且生活的环境和时代的背景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们两人很难在互相的心灵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是赏识的，他发现这个来自于北方蛮族的马其顿人具有不一般的才华，他亲切地把他称为学园的精英。但是柏拉图也曾经对亚里士多德的书呆子气进行了有力的挖苦，而不是真诚的指导。在柏拉图的晚年，师生之间似乎爆发过一些争吵。柏拉图把自己的学生说成是吸干了母亲的乳汁之后就开始向母亲耍蹶子的小马驹。当时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反抗自己老师的情绪，他向人们暗示智慧不会随着柏拉图一起死去。
但是，当青春的冲动过去了，老师真的去世了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深深的怀念起老师来，他在悼念柏拉图的诗文中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人，坏人连赞扬他的权利也没有，他们的嘴里道不出他的名字。正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有德性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们之中无人能与他媲美。
只是，对柏拉图人格的景仰，并没能阻挡这个学生坚持自己不同的哲学。亚里士多德成为第一个公开批评柏拉图哲学的人。
我们曾经谈到过，柏拉图认为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是变化无常的，但是在这些变化无常的万物之中是可以找得到永恒的、不变的东西的。他为这个永恒的东西命名为“理念”。理念是比现实更为真实的东西，而且，理念是万物的“模子”，先有了马的理念，才生出了现实中的这匹马和那匹马。
亚里士多德却说，柏拉图把整件事情都弄反了。他只是同意老师说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观点，水都是流动的，马和人是必然要死的。他也认同必然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世界是先有的模子，然后一匹匹的马从“理念”的模子中倒出来。正好相反，亚里士多德说，马的模子是人们看到了这一匹马，那一匹马……许许多多的马以后才形成的一个“理念”。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马以后总结出了一个“马”的概念。人们根据各种各样的“马”共有的特征形成了这样的概念，于是给它们一个名字，他们就成了一类的东西。概念，或者“理念”，并不是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有那么一个“理念”的世界存在于我们的头上。他说“理念”只是人的脑子里形成的一个名字、一个称呼，而并没有一个更加真实的“理念”的世界存在。
所以，亚里士多德也不会认同柏拉图所说的，由“马”的理念生出了现实中的马的说法。他认为这里的箭头正好相反，是先有了现实中的马，才有了马的“理念”。而“马”的理念不在另外一个世界，它就存在于世界上每一匹马之间。
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只不过是把“事物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已。如果说世界上有10匹马，柏拉图所作的工作就是在10匹马的基础上加一匹，然后把它放在了所有的马的头上，告诉它们这也是“马”，但是这匹“马”高于你们所有的马。虽然你们看不到它，但是它生出了你们这些马。亚里士多德就问，这样做的意义除了让世界无缘无故地多出了一匹看不见、摸不着的马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
于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柏拉图简直就是陷入了神话世界里无法自拔，以至于他把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都混淆不清了。他自己就和柏拉图不一样，他主张让人们去观察真实的自然世界，而不要去想什么头上的、不存在的另一个世界。
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彻底走到了柏拉图的反面。并且，他为自己的背叛而感到自豪，他这样形容自己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既然背叛是因真理的名义，柏拉图应该感到更加欣慰，他教出了一个真正明了哲学真谛的学生。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卷帙浩繁，数以百计。古代作家之中，有人认为他的著作有400部之多，有人甚至认为有1000部，他可谓哲学史上最勤奋写作的人。今天遗留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就这一部分就已经足以成为一个书库了。从而可以想象他全部的著作该是何等的恢弘壮丽。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洲的哲学家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种传统的意见，他们把这些著作分成了两类：一种是为普罗大众用对话的方式写的通俗读物；另一类则是他在学园里为学生写的哲学讲稿。和柏拉图的著作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话著作都已经失传了，仅留下来一些片断，而他的讲稿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这些著作包括了逻辑方面的《范畴篇》、《正位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解释》、《论智者的驳诘》；科学方面的：《物理学》、《论天》、《论生与灭》、《气象学》、《论灵魂》、《动物的分类学》、《动物的运动论》、《动物的起源论》；美学方面的：《修辞学》、《诗学》；哲学方面的：《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这就是希腊人的“百科全书”，人们在这里看到“太阳下的问题和太阳周围的问题个个都占有了一席之地。”
也许是因为从小在医学的氛围中长大，也许是因为对柏拉图的反叛，也可能是他本来的性格使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老师那样妙笔生花，文才飞扬。他不习惯像写故事一样写哲学，他也不用神话和比喻来表现哲理。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对于哲学来说是一种遮掩，哲学本来就应该是抽象的、凝练的科学。如果你为了解闷而去读他的书，那么你一定会失望。也正是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文学的优美词汇，但是他建立了一套科学和哲学的术语，比如中庸、范畴、动机、目的、形式等等。一直到今天，这些词都是哲学家们讨论问题时不可或缺的词汇。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哲学形成了严格的表达方式，从而更加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但是，哲学也从轻松愉快的对话向严谨刻板的学术转变，渐渐阳春白雪起来，让人难以接近，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幸福是不偏不倚的中道
随着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寻求哲学和修养方面的指导。他们希望从这个智者身上得到关于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作一个有德性人这样的问题的答案。
和他的哲学的博大严谨不一样，亚里士多德很浅显地回答了年轻人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那就是善和至善。善就是人的美德，人生的追求就是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人就是幸福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呢？亚里士多德说“美德就是一种适中”，要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关键就是要懂得遵循“中道”的原则。“过度和不足都是恶行的特征，而适中则是美德的特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性格的各种特性可以一分为三，两头是过分”和“不足”，中间便是美德和优点。比如说：鲁莽和懦弱是过分和不足，勇敢则在两者中间；慷慨在浪费和吝啬中间，自尊在傲慢和自卑中间，温良在暴戾和萎缩中间，文雅在粗野和卑屈中间，谦恭在无耻和害羞中间，节制就在放纵和麻木中间，等等，亚里士多德举出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他的“中道”原则。
但是，亚里士多德补充说，也有的东西本身就是坏的，比如通奸呀、盗窃呀、谋杀呀，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存在什么过度和不足，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中道”可言。
那么，人们如何去把握这种“中道”呢？怎样才能获得这种美德呢？亚里士多德说，“中道不是数学中的平均数，人们不能用“过分”加“不足”除以二的办法来得到“中道”原则。“中道”常常随着不同情况的多方面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只有成熟、灵活的理智之人才能看得清楚，断得准确。美德是一种艺术，是必须要经过训练和学习才能掌握的。而且，美德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们不是因为有了美德才正确行动，“人先有了行动，才形成这种行动的美德”。老师因为教书而成为老师，因为写作而成为作家。同样的道理，人们也因为做了公正的事而知道公正，因为行为节制而了解了节制。反复的行动让人们渐渐从中把握出“中道”，也就掌握了这种行动之中的美德。所以，美德不可能是一次的行为，而是一种习惯。当人们养成了美德的习惯，也就享受到了美德带来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说：人之善乃灵魂之功……正如一次晴天或一只燕子并不构成春天一样，一个人的幸福、满足也不是一时之为善、一劳而永逸。”
我们发现哲学家们很喜欢“中庸之道”，比如中国的儒家说行中庸之道的是君子，不行中庸之道的就是小人。君子所以行中庸之道，是因为君子能够时时处处把握得到“恰到好处”；小人所以不行中庸之道，是由于小人做起事来肆无忌惮。这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可谓不谋而合。同样地，古希腊的哲学家也很讲究“中道”。后来有人这样说起哲学家们的“中道原则。
显而易见，这种中庸之道是古代希腊哲学家几乎所有流派的共同特点。柏拉图把美德称作和谐的行动，是因为头脑中有了中庸的思想；苏格拉底把美德和知识混为一谈，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七贤人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箴言“物极必反”，从而奠定了中庸传统。也许正如尼采所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古希腊人努力控制自我火暴脾气、克服爱冲动的性格弱点的表现吧。或者更确切点讲，这些所作所为反映了古希腊人下述看法：“情感本身并非罪恶”，根据其发泄过火还是火候不足，或者说是否有节制、讲和谐，情感既可以是罪恶的渊源，也可以是美德的清流。
看来，在“中道”的原则上，亚里士多德是同意老师柏拉图的观点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反叛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背叛而背叛，而是为了真理而背叛，同时也会为了真理而继承。
灵魂是一块蜡
也许你还记得，柏拉图说过灵魂是一种“理念”，这个顽皮的“理念”在赴宴的途中被折断了翅膀，所以只好堕入凡间，寄居于肉体之中。
亚里士多德既然不认同柏拉图的“理念论”，他也就肯定不会同意灵魂是一种理念的说法。他在自己的著作《论灵魂》中批判了柏拉图的意见，他说之所以要批判前人的思想，就是为了“得益于他们的意见，避免他们的错误。”
对于柏拉图的意见，亚里士多德说灵魂不会是一种脱离于生命体而独立活动的东西，灵魂必须有一个宿主，灵魂的活动就是宿主的活动。人们就是以自己的灵魂来学习、感知和理解。这样，灵魂就只能存在于有生命的事物之中，无生命的事物不能感受，也就不可能有灵魂。有生命的东西有植物、动物和人，灵魂也相应地要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人类灵魂。植物灵魂是一种低等的灵魂，它只能繁衍和消化。动物灵魂要高级一些，除了具有植物灵魂的功能以外，还有着欲望的功能。而人类的灵魂就是最高级的灵魂，因为它除了有植物灵魂和动物灵魂的功能外，还有理性思考的特殊功能，因此，又称为理性灵魂。
柏拉图又说，灵魂本身就具有对“理念世界”的知识，但是灵魂堕入人间，它就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知识，因此教育的作用就是唤醒学生对于知识的回忆。
亚里士多德又反对。他认为，人在婴儿时期，正如同一块白纸一样，上面什么都没有。由于受到外界的刺激，就产生了感觉。比如桌子上的这一本书，它是红色的、正方形的、很厚、书上写着你的名字，你之所以会对这本书形成这样的感觉，完全是因为你看到了这本书，也就是说书刺激了你的视觉。而各种各样的感觉集合在一起，就成了你脑子里的“一本书”。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回忆和记忆，都是因为感觉，而不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本来就有那样的一本书。人因为能主动地回忆起过往的事情，就好像觉得这样的事情本来就在脑子里一样，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回忆起来的也是过去的感觉经验。
为了讲清楚，亚里士多德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灵魂就像是一个蜡块，人在感觉和思考的时候，事物就在心灵里留在了痕迹，就像文字刻在蜡板上一样。
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启发了后来的英国哲学家洛克，洛克提出了很著名的白板说，说的就是心灵上什么也没有，是一块白板。人们去感觉，去学习，就在心灵上留下了东西。也有的哲学家仍然坚持柏拉图的意见，当然他们不再说灵魂是一种理念，他们说灵魂里天生的就有着上天赋予的东西，哲学史上把这种观点成为天赋观念论。
这样，两派哲学家在近代重演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争论。
亚里士多德之后
亚里士多德有史以来第一个单独创立了辉煌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我们也很难设想再有第二个思想家能够像他那样对人类知识形成如此宏大的一个体系。他以后的每个时代都从他身上吸收了养分，并站在他的肩膀上，以便看得更远。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深知求智是自己的使命。亚里士多德一生都为求智的愿望所激励，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生求学于柏拉图，还是作为一个教师诲人于学园。他始终坚信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只有通过持久不懈的探索、逐渐积累知识才能达到，并因而告诫我们说，按求知的欲望行事，实现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从事理智活动，进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而关于他在敬重的老师和坚持的真理之间所做的选择，让人不禁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柏拉图授之以鱼，但是亚里士多德背叛了；因为柏拉图所授之渔，他却获益匪浅，靠着此“渔”进入了哲学的殿堂，并摘取了其中最瑰丽的皇冠。亚里士多德应该为此深深感激老师柏拉图。
在但丁的《神曲》里，人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我看到智者们的大师，
坐在一群哲学家的中间，
大家仰慕他，大家尊重他，
这里我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他们站在众人之前，立得离他最近。
这个人就是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何种的殊荣。能够那么长时期统治人类思想领域的人，亚里士多德堪称举世无双。柏拉图应该深深地为学生感到骄傲。
休谟：怀疑，怀疑，再怀疑
休谟的哲学人生：
大卫．休谟，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是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1711年，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小时候，他看上去很木讷，他的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的孩子。不过，当休谟成为一个著名学者以后，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小时候的这种木讷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迟钝和身体过重的倾向而造成的错误印象。事实上，休谟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因为他12岁就考进了著名的爱丁堡大学。
休谟的父亲从事法律职业，母亲是曾任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院长的福尔先纳爵士的女儿。他的家庭自然希望他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休谟可一点也不喜欢法律。在他临死前写的自传里，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他这样写道：“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同样也让他难以忍受。休谟喜欢哲学，在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但是，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此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靠着这点微薄的家财毕竞不能让他无忧无虑地走钻研学问的路。于是，23岁的时候，休谟决意要以哲学为职业谋生。他去法国找了一份工作，在笛卡尔曾经学习过的拉弗莱奇安顿了下来。然后，虽然没有能够上大学，可他终于说服了耶稣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他节衣缩食。在接下来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就完成了奠定自己哲学基础的著作《人性论》。
回到英国以后，《人性论》于1739年出版。原来休谟对自己的处女作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没想到出版发行了以后，这本书竞然受到极大的冷落。他在自传中写道：“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他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息的，甚至在狂热读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这次失败对休谟来说是一个打击。为此，他一度转变了方向，撰写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简单生动的文章。“但是，我因为天生就性情快活乐天，不久便从这个打击下恢复了过来。”终于，1741年，他的另一本书又出版了，这次还算成功，书在社会上颇受欢迎。休谟感到了安慰。
于是，根据两次出书的经历，休谟总结了《人性论》失败的教训。他认为这本书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叙述的不当，写得太深奥了，而并不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不妥当。于是，休谟改成更简单一些的形式，又重写一遍《人性论》，这一次读者的反响果然好多了。
然而，靠哲学吃饭还是不现实。迫于生计，休谟只好再去工作。他给年轻人当了一阵子辅导教师，然后成了一位将军的私人秘书。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很不错的收入。不久，休谟在存足了一笔钱后，他再次专心投入到写作中去了。在他思想成熟的年代所创作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等著作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在法国，虽然他貌不惊人，可很快便成了各个沙龙的座上宾，而且得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赞赏。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人们如果没有见过风尚的奇特之力，那他们永不会想象我在巴黎从各种阶级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中受到什么款待。我愈回避他们那多度的礼让谦恭，他们愈是对我表示礼让谦恭。”他在法国还结识了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在伦敦，他的家成了沙龙，亚当．史密斯和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常光顾他家，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无话不说。但是，他和卢梭却发生了著名的口角。事后，休谟表现得相当忍让，但是冲动的卢梭却坚持和他一刀两断。
朋友们都认为他很聪明，友善，从善如流，极有耐心。他对自己也很自信，他说“我这个人秉质温和，会克制脾气，性情开朗，乐交游而愉快；可以有眷爱，但几乎不能存仇恨；在我的一切情感上都非常有节度。即便我的主情———我的文名欲，也从来没使我的脾气变乖戾，尽管我经常失望。”所有这些话从我们对他所知的一切事情都得到了印证。
因为他写作的社会政治著作的影响，在休谟的晚年，他受到了政府的器重。他曾经官至英国副国务大臣。休谟生活在启蒙运动的时代，而他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角。他在经济上对资本的赞扬和在政治上对革命和君主立宪的支持，都表明了他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契合。
休谟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怀疑论，从上帝的存在，到感觉的真实，到明天太阳是否会出来，一切的事物他都抱有怀疑的态度。比如上帝，他并不认为上帝就一定不存在，但是他指出人们也无法证明上帝一定存在，要证明这些命题，对于人类的理性而言是不可能的。上帝是否存在，我们是不知道的。因此，人们说休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也不是斯宾诺莎似的无神论者，他是“不可知论者”。他的朋友在他因直肠癌而卧床垂死时问他，“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那里吗？”休谟回答说，那是一个“最没有理智的幻想”，“一块煤炭放在火上也可能不会燃烧”。
1776年，休谟逝世。
上帝存在吗？我怀疑
休谟认为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东西，只能是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感官的感觉来知道事物。除此以外，一切事物都有待证实，人们无法确切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同样的，人类的知识也必须以感觉和经验为基础，为标准。能通过感觉验证的，就是知识。不能得到验证的，就不是知识。他说：
当我们巡视图书馆时，我们可以拿起一本书，……我们可以问：这本书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论证吗？这本书包含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的论证吗？没有，那我们就可将它投到烈火中去，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诡辩和幻想。
在哲学的角度来讲，休谟这句话是非常大胆而且惊世骇俗的。他说数学和科学才是唯一的知识，因为1 1：2，人们可以用两个苹果来数一数；炭能燃烧，我们能看见它在燃烧。因此这些都是知识。但是，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神学却不可能是知识，上帝是什么样子，有谁见过呢？耶稣能复活，有谁看到了吗？休谟说的这句话，就把上帝排除在了知识以外。休谟说上帝不是知识，只能是一种信仰。
上帝是不是存在？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人死了是不是去往天堂或者地狱？休谟说这些都是无法知道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感官来验证这些知识。休谟不是独断，他只是怀疑。他认为教会说上帝一定存在，这是不对的。但是他也并没有说上帝一定不存在。上帝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人是无法知道的，人没有可靠的感官信息，也没有可靠的资料能证实上帝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能对“上帝存在”的命题存疑。
有人会反问了，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怎么可能有关于上帝的概念呢？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呢？同样地，如果天堂不存在，人们又怎么可能有关于天堂的概念呢？
休谟说，这些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上帝、天堂、地狱，类似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复合式的概念。什么是复合式呢？就是人们把各种各样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使之整合为一个事物。例如地狱这个概念，一想到地狱，人们会想到有油锅、烈火、受苦的人、还有凶恶狰狞的魔鬼，这些东西我们在生活中都看到过。当我们要想象一个“地狱”的概念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就自然而然地把生活中见到的这些恐怖的元素都放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地狱”这个概念———当然，魔鬼生活中也是没有的，它同时也是一个复合了各种元素的概念，比如丑陋的人 凶恶的人。
但是，问题在于，当上帝、地狱、天堂这样的概念产生了以后，人们却信以为真，以为真的有这样一个东西在天上存在着。休谟说，天上是不是有一个上帝，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天上看到过上帝。同时，我也不能断定天上一定没有上帝，理由同样也是我没有到天上看过。所以，如果有人来跟我说天上一定有一个上帝存在着，或者天上一定没有上帝存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对这个人的话表示怀疑。
明天太阳一定会出来吗？我怀疑
牛顿被掉下来的苹果砸到了头上，他因此得到启发，总结出了引力定律，这个故事我们早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苹果砸到了休谟头上，他一定不会想到引力定律。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休谟不懂物理学，而是因为休谟会怀疑下一个苹果是不是一定还会往下掉。
苹果为什么会往地上掉，水为什么会往低处流。在牛顿被砸了以后，我们知道了因为地球有引力，所以苹果往地上掉，而不会往天上飞。即使是在牛顿之前，人们也知道苹果一定往地上掉。而且，人们确信每一个苹果都往地上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千百万个苹果都是往地上掉的。
但是，休谟怀疑。千百万个苹果都往下掉，能确定下一个苹果也一定往下掉吗？你看到的天鹅都是白的或者黑的，但是你敢说世界上一定没有红色的天鹅吗？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苹果一定往下掉的推断，是因为你过去“看到了”苹果确实往地上掉，但是你能“看到”下一个苹果一定往地上掉吗？既然你没有看到———注意，休谟先生说过，只有感觉能证实的，我们才能确信———那么你又怎么能说那个苹果一定会往下掉呢？
人们每天都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但是，这能说明明天的太阳还一定会从东边升起吗？他怀疑。休谟说，我们常常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并认为，将来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原来的方式发展。人们的这种观念，他称之为“习惯性期待”。习惯是人性的一种倾向：根据以前的经验，如果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经常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由一件事物出现而期待另一件事物的出现”。为什么会“期待”呢，我们只能说，这是人性的倾向，人的心理状态就是喜欢这样。休谟说：“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我们期待将来出现一连串事情，与过去出现的事件相似。”
所谓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习惯性的期待。如果我问你，明天太阳会出来吗？(我们知道，即使是雨天和阴天，也是有太阳的，只有极夜，白天才没有太阳。我们并不是在探讨明天的天气问题)。大家肯定会说太阳一定会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太阳都出来，所以明天太阳肯定也会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明天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预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果”(太阳出来)，是因为具备了类似的“因”(早晨到了)。但是，你看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吗？既然你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它明天一定会升起来呢？我怀疑。只有明天我看到它确实升起来了，我才能知道太阳出来了这件事。
因此，因果关系的推理，并不必然是可靠的。我们说“因为A，结果B”，意思只是A和B事实上经常联系在一起，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关联。一件事情随着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并不代表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读到休谟的哲学，或许你会想象到一个有批判精神的、严肃的、刻板的、枯燥的哲学家。但是其实这个胖胖的老人家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写的《大不列颠史》是一本重印多次的畅销书。周围的人都劝他再写续集，一直写到当代。哲学家摊开双手，说：“你们已经给了我太多的荣誉，先生们。但我不想再写了，理由有四点：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了，太富了。”休谟也并不刻薄，相反，他很宽容豁达。他去世前不久还出席过一次晚宴。宴会上，一个客人抱怨世界充满了敌意，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太深了。老哲学家笑笑说。“不，事实并非如你所说的那样悲观。”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以前写过能引起敌意的各种题目，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有宗教的，可除了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以及基督教徒以外，我却没有任何敌人。”
很难想象这个幽默风趣而又宽容的老人家，就是那个怀疑上帝存在的愤世嫉俗的哲学家了吧。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是因为大多数的哲学家都严肃刻板，所以休谟也严肃刻板吗？他不是说了吗，因为…所以只是你习惯性这样想，并不是必然的联系。
用他的理论，我们证明休谟是一个温和风趣的哲学家。
尼采：疯子最自由，天才最痛苦
尼采的哲学人生：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iWi1he1miNietZsche)1844年出生在普鲁士罗根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这是一个牧师世家。他出生的日子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由于尼采的父亲曾执教过四位公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尼采后来回忆说：“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
尼采从小就不像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孩子，他学说话很慢，两岁半的时候才学会了第一句话。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他却老是喜欢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但是父亲非常喜欢他，经常带着他一起散步。可惜尼采5岁时，父亲不幸坠车震伤，患脑软化症，不久就去世了。
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淳朴。“尽管他还很年轻，却拥有一颗高度严格、一丝不苟的良心。微不足道的责备都会刺痛他的心，他喜欢独立行事，不要别人帮忙。”传记作家把尼采的这种性格归于父亲的早逝和家庭里的妇女们的娇惯，女人们对他的宠爱使他形成了女性特有的娇柔和敏感的气质。尼采也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小时候，他的兴趣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个人阅读《圣经》，或者带着至深的感情向别人诵读，感动得他们潸然泪下。然而这个孩子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神经质似的骄傲和虔诚，当他的同学对某一个《圣经》人物的神迹表示怀疑时，他便在手掌里点燃了几根火柴，让火柴在手心里燃成灰烬。这件事情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是一个偏执的人，整个一生都在寻求各种方式来磨砺自己的身心，以得到某种的成就感。他说“对我来说，凡是我不具备的，就是上帝和德行。”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后来竞然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
9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弹奏钢琴，并且即兴演奏，同时诵读《圣经》作为伴奏。”这份对艺术的迷恋伴随了尼采的一生。他还曾用12天的时间写就了一部自己的童年史，他说，“我写作的时候怀着巨大的喜悦，丝毫也没有感到些许疲倦。”驾驭语言和清楚表达思想仿佛是天赋于他的能力。这个孩子虽然还是不够聪明机灵，但是一切都在说明，他不会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
14岁的时候，尼采进入了普夫达中学。这个学校遵循着古典教育的原则，规矩很严格，出了不少伟人，著名的哲学家和爱国者费希特就来自这个学校。可是这个时候的尼采却难以接受这种新生活，他很少玩耍，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他除了智力的发展有着惊人的进步外，对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兴趣来，除非是音乐和诗歌。
1864年，尼采和朋友杜森一起进入了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他便决定放弃神学。他常听同学们交谈，他认为这些人毫无信念和激情地重复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使得这些伟大的体系丧失了激发人的力量；还有一批人喜欢流行起来的实证科学，但这些也没能吸引尼采。尼采自觉自己是一名诗人，需要激情、超常和具有神秘感的东西，他不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尼采还认为自己在修养和气质上是一名贵族，所以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他从没想过要过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对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同样不感兴趣。这一切，后来在他的哲学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超人、酒神精神、颓废、权力意志，等等。尼采醉心于自己的喜好，他热爱希腊诗人，喜欢巴赫、贝多芬和拜伦。
尼采开始脱离了家里的女人，他有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也开始脱离了景仰的父亲，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从18岁开始，他就对父辈们崇敬的上帝失去了信念。他为自己曾经如此着迷于对上帝的信仰感到惊讶了。从此，他一生都在寻找新的神祗。后来，这一点也在他的哲学中让人们发现了：他大胆地告诉人们上帝死了，要求人们重新估量一切的价值。这无异于给他生活的世界扔了一个炸弹。上帝死了，人们就需要另外一个信仰。他以为他的“超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他宣称他自己轻松自如地完成了信仰的转变。但是，事实证明“超人”并没有能够成为一种新的信仰。至于他自己，人们发现尼采总是有个轻易欺骗自己的习惯。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他的理性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新的信仰、新的生活，但是他的潜意识一再提醒他一切都是老样子。而他又是一个异常敏感而脆弱的人，这样的分裂让他痛苦且失落。他变得愤世嫉俗了，宗教曾经是他生活的希望和精髓。但当他学会了自己思想，他发现生命变得虚无缥缈，毫无意义了。于是，他和波恩的同学们一起放浪形骸，学会了他之前十分鄙弃的抽烟喝酒的恶习。但是，他毕竞还没放弃哲学，他很快发现抽烟、喝酒和女人是更让人厌倦的事情。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沉醉于豪饮啤酒和纵欲享乐感到极大的蔑视。他认为烟酒只能让人感觉迟钝，从而妨碍他深沉的思考。虽然，思考越清醒，他越感到现实的失落、无奈和痛苦。
1865年，他来到莱比锡大学，他在那里发现了叔本华。他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让他异常惊喜，他发现这本书是“一面镜子，从中我窥见了用既可怕，又壮丽的笔触描绘的世界，生命以及我的内在本性。”“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在大声疾呼：放弃，否定，克制。”从此，叔本华成了他的精神导师，他的忧郁永久地烙印在了尼采的思想之中。
1867年，23岁的尼采应征入伍。他是近视眼，又是寡妇的独子，本来可以不去，但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轰轰烈烈的日子里，即便是哲学家也要去当兵。后来他在行军中从马上摔下来，扭伤了胸肌并因此而退役。但是他的扭伤自此从未痊愈，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个时候，他刚刚对戎马生涯有了一些的憧憬，却又不得不离开了，让他感到人生的无奈。但是将令兵行、坚忍不拔、铁的纪律这样的军事生活激发了他无穷的遐想，让他崇敬起军人的生活了。但是他的健康已经不允许他去体验这样理想了，他只好在思想中幻想出一个人来替他完成体验。
1868年，他的导师李谢尔思向巴塞尔大学推荐他：“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经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言学家。他今年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言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李谢尔思第一个向世间预言尼采是位天才，从此他走上了和兵营生活截然相反的学术生涯。事实证明，这里更适合他发展自己的才华。他没有成为叱咤疆场的将军，但是他攻下了博士的学位。25岁的时候，他就坐上了教授的位置。并且他的思想开始征服人们，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他也在这时写下了许多后来成为他的思想代表的著作。教书的10年是尼采一生中比较愉快的时期。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其中包括了对他影响至深的知己，音乐家瓦格纳。
1870年，当德法战争的消息传来，尼采的英雄主义被唤醒了，他主动要求上前线。在途经法兰克福时，他看到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突然间，尼采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最坚强最崇高的意志不是在苟且偷生中得到表现，而是在战争的意志，强力的意志，征服的意志中得到表现的。”这个时候，哲学家的思想已经渐渐成熟了，世界很快就会看到一个新的哲学家，说着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话。
眼睛的疾病让他不能冲上战场，尼采只好参加了救护伤员的工作。他在这里目睹了许多血淋淋的悲惨景象，但是这个崇尚英雄的哲学家并不以之为残忍和恐怖。相反，这种残杀后来被他天真地理想化和浪漫化了。
接下来，是尼采生命的最后10年，也是他生命中灾难似的10年。由于疾病和敏感，也是哲学家的宿命吧，尼采孤独地生活在远离社会的极端。由于爱情的失意，他对女人恨之入骨。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漂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到了后来，当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他抨击各种的思想，责难各样的人物，包括了他的至友瓦格纳，甚至是人们的信仰基督。这样，他把自己放到了人们的另一边，人们不再给他赞赏，而是投之以讽刺、挖苦和怒骂———人们简直就把他当作了一个孤芳自赏、自我膨胀的疯子。同时，他还承受着病魔缠扰和视力锐减的痛苦，这一切彻底把尼采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1889年，尼采中风了，他的眼睛也几乎失明。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打击。他给朋友写了一封胡思乱想的信，当大家赶来的时候，尼采正用双肘在钢琴上来回敲击，用高歌和哭声表达他酒神似的狂喜。
弗洛伊德说，当人的潜意识无法压抑的时候，发疯是一种释放自己的方法。尼采已经找不到逃脱的地方，于是他只好发疯了。
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很快，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悉心地照料。1897年，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家中居住，一直到他去世。
如果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尼采的发疯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当他清醒的时候从未体验过的心灵平静现在可以属于他了，上帝让他失去理智也是对他的恩赐。在他疯了以后，有一次他发现妹妹在看着他哭，他就问妹妹：“你哭什么，咱们不是很愉快吗？”有一次，他听见有人谈到书，他突然脸上有了神采，“啊，我也写过一些好书。”以往，他在思想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轻松快乐，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方。”
但是，这个时候他能清楚回忆的往事已经很少了，1900年，尼采死了，又一个天才为上帝吻过的脑袋付出了幸福生活的代价。
尼采在去世以后，他的哲学才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开始能理解这个疯子的智慧了。他的权力意志哲学和超人哲学对德国社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赴前线的德国士兵的背包中有两本书是最常见的，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思想也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一座巍然耸立的里程碑。在尼采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萧伯纳、萨特这样一些著名的思想家。
看来，哲学家都不是一些活在自己时代里的人。
上帝死了：
尼采小时候对宗教是如此的神往，他在一个虔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他想要和景仰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牧师。但是，在他独立思想了以后，他却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响亮口号。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尼采想要说什么？
最早是在《快乐的知识》中，尼采用一则寓言，道出了这耸人听闻的讣告：一个疯子大白天点着灯笼跑进市场，“疯子……不停地大声叫喊着：这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宗……疯子跳到人群中央，并用自己的眼光穿透他们的心灵。”
然而上帝死了，上帝为什么会死呢？“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杀死他的凶手！”疯子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我们难道丝毫都没有听到为埋葬上帝而掘墓的人的喧嚣声？难道我们还没有闻到腐烂的上帝的臭味？……连上帝也腐烂了！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
人为什么要杀死上帝呢？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把上帝描写成一个蹒跚龙钟、悲天悯人的老人；最后因为太多的慈悲而窒息。从此以后，不再有上帝，每个人要自己来安排自己的命运，自己做自己的上帝。
人们这个时候才明白，上帝死了是为了给人类打开自由选择的大门，让人类做自己的主人。
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的理性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对于理性和自由，尼采始终是心驰神往，推崇备至；而对于信仰文化，尼采则充满了鄙夷和厌恶。在他看来，基督教文明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批判之后，已经被证明不再适应这个强者生存的时代。基督教的信仰束缚了人类的自由，束缚了哲学的思想。他说：“基督教教会是一切可以想象的堕落当中最大的堕落。它具有最彻底的堕落意志。”
基督教所以是颓废、堕落的，在尼采看来根本原因是在于它敌视生命，或者说和强大健康的生命势不两立。既然它和生命作对，那么，生命从本能上最终自然就会反叛这种宗教，就会杀死上帝。面对着这种日薄西山的文明，强大起来的人会说，与其挽救它于苟延残喘，还不如趁势把它推到了重建。
然而，尼采清楚地知道，即使人们知道上帝死了，过去几千年来一直习惯生活在上帝的护佑中的人们一时是难以适应的。思想的惰性让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了上帝人类会缺乏了安全感，人们不愿意接受这种信仰的虚无和真空，人们没有勇气和信心去重建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人们依然会在数百年里寻找死后的上帝出没的影子。
即使人们确信上帝已经死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接着说，人们依然会寻找新的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只是他们不再崇拜上帝的话，他们可能会去崇拜驴子。这正是尼采，也是查拉图斯特拉最为担心的。所以，尼采把唤醒民众当作是自己的使命，他说在上帝死后，我们依然要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这“新的战斗”可能比过去还要艰苦，还要漫长。
重新估价一切价值：
既然上帝已经死了，既然基督教的传统已经过时，那么就必须拿一个新时代的天平过来，对太阳底下的一切东西都重新掂量。
于是，尼采接着又提出一个口号：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他要求人们要对基督教传统当作真理的以往的思想文化、道德权威重新认识，要打破他们的权威。他在自己的著作《偶像的黄昏》里告诉人们，要用铁锤从事哲学，旧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是一种偶像崇拜，他呼吁人们去把这些偶像打倒。在尼采眼里，要成为一个创造价值，分清善恶的新人，首先就要敢于推翻以往的价值，这是新的时代对人的最高的自我肯定。只有敢于打破偶像的人，才是真正进入了新时代的人。
尼采称自己是一个“炸药”，是“真正的破坏者”，对旧有的价值和真理冷嘲热讽、嘻笑怒骂。他说：“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并把一切价值观念打个粉碎。……在我们的真理之上要断裂的，让它断裂去吧！许多房屋正有待建设。”
酒神精神的歌颂：
尼采非常崇尚古希腊民族，而这种崇尚不仅仅在于古希腊的哲学。在他看来，希腊灿烂的文化在于整个民族的优秀，希腊这个民族对苦难和痛苦“如此敏感，其欲望如此热烈，如此特别容易痛苦，如果人生不是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普照，在他们的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忍受这人生呢？”于是，否定了基督教的文化以后，尼采决定要在古希腊神话里向人们揭示人生的奥秘。
古希腊人的悲剧意识和宿命意识尤其符合尼采的口味。命运是一场悲剧，因为命运之神定下的宿命，人无论如何的东奔西逃，都无法挣脱得掉。尼采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样。于是，希腊人相信当大自然过分强大和命运之神过于桀骜不驯使得人做不成主人的时候，人们会感到手足无措。但是只要他们处于酒神祭祀仪式的极度醉狂的时候，处于《酒神颂》展示的热烈景象之中的时候，处于丰收季节痛饮美酒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没了生命的担忧，没了理智骚扰的苦恼；在狂欢劲舞的节奏中获得了心灵的快慰，在如痴如醉的《酒神颂》的祈祷中获得了生命的高扬，往日的痛苦和阿波罗的法则均被涤荡一空。
我们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谈过酒神狄奥尼索斯了。真正让尼采激动不已和心醉神往的是人们在纪念酒神时的忘我，在这种境界中，人的身份消失了，人与自然的藩篱拆开了，所有人都在醉意朦胧中飘飘然，在幻化中进入艺术的境界。尼采这样写道：“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艺术品：整个大自然的艺术能力，以太一的极乐满足为目的，在这里透过醉的战栗显示出来了。人，这最珍贵的黏土，最珍贵的大理石，在这里被捏制和雕琢，而应和着酒神的宇宙艺术家的斧凿声……”
在古希腊神话中，尼采还发现了一个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个性相反的神，那就是太阳神阿波罗。如果说日神代表着理性、道德、追求的话，酒神狄奥尼索斯就代表着真实、破坏、疯狂和本能。狄奥尼索斯体现了一种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意味着人的一切最原始的冲动都获得了解放，而不再受到任何的约束。所以，酒神精神比日神精神更符合这个解放的年代，更符合人的生命力的绽放，更能够让人解脱旧有的束缚。
狄奥尼索斯的世界是一个狂醉的世界，是人性的深处得到了充分表达的世界，也是人对生命感受得最真切的世界，是人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世界。尼采认为这样与世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应该是狄奥尼索斯哲学。他说：“我是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弟子，我宁肯做一个酒色之徒，而不愿做一个圣者。”
权力意志和英雄道德：
尼采说，基督教最大的堕落在于对生命价值的否定。正是因为它否定了生命，所以人才要杀死上帝。和基督教的思想不一样，尼采的哲学是要高扬起生命的旗帜的。
尼采认为，生命和道德的价值，一切都取决于人的生命力和本能冲动。这种生命的能力不是像宗教说的那样，要祈求上帝的恩赐。相反的，这种生命的能力就是来自人的生命本身。每一个人都天生地拥有这种蓬勃向上的生命能力。
人的生命是一种冲动，一种创造力，同时也是一种不断的自我绽放，自我创造，自我扩张的倾向。这是生命本身的愿望，或者用尼采的话说，是生命本身的意志，“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意志”。
尼采虽然很崇拜叔本华，但是在关于生命的本质问题上，他认为叔本华没有说透。叔本华说生命的愿望(意志)就是追求生存；尼采则说，生存是生命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连生存都保证不了，也就无所谓生命，更无所谓生命的追求了。有生命的东西肯定是已经生存着的了，既然已经拥有了的东西，生命就不会再去追求。而且，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不能有愿望的，也是不可能有意志的。
因此，生命的愿望，或者说生命的意志，不在于追求生存，而是追求释放、改善、增长生命的质量和力量。生命自身的这种愿望，尼采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权力意志”。
人的权力意志决定了在人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肉体的感觉还是精神的活动，都是权力意志在表现自己的结果。尼采说：“权力意志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和主子的意志，这是以肉体为例。”权力意志总是在找机会，想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有的人在生活中表现为强者，有的表现为弱者，而这些都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人运用权力意志，就是要竭尽生命力之所能，不屈不挠地前进、奋斗，永无休止地去占有、去支配，去实现对统治和权力的渴望。
任何生物的生命最后都将走向死亡，生命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能力，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要释放这种力量，去征服他物。
既然权力意志的本能就是一种征服，那么征服者，也就是强者是骄傲的；而被征服者、弱者即是可耻的。尼采要宣扬的是一种强者的权力意志，一种英雄的价值观。在他看来，只有强大起来，才是最能体现生命意义，最能充实生命价值的手段。
为此，尼采极力反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平等”观念。他说：“如果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不是就把那些超群出众的具有创造力的人降低到了普通人的地位了吗？”如果社会追求人人平等的话，就会把英雄的非凡创造力降低到了平均水平，那么，社会的发展就只能是平均化，庸俗化的结果。“这是社会无力获得宣泄的表现。”
也就是说，社会应该给英雄人物的权力意志更多的展现机会，甚至要剥夺普罗大众的一些权利，以给英雄更多的特权，好让他们的权力意志能孕育出更多的真知灼见，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在尼采看来，有人生而为强者，天生就是要去奴役别人的；有的人生而为弱者，天生就是受人奴役的。强者占了极少数，而弱者却是极大多数。人类社会就是由这些极少数的强者的权力意志推动着往前走的。这是人类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
关于强者意志的另一个事实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着要成为强者，每一个权力意志都必然有着强大起来的欲望和冲动。我们去探望病人，不是代表着我们对病人的关心，而是想要享受那种看着他人深陷重病而自己高他一等的优越感而已。爱情也是一种强者的欲望，一种占有的冲动。求爱就是战斗，交媾就是占有。唐．约瑟杀死卡门是为了不让别人占有她。尼采在另一个作家那里为自己找到了证明，那个作家说：“人们以为他们在爱情中的无私表现来自于对对方利益的关心，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对方。”即使是对真理的占有，也体现了人们的欲望。人们希望成为真理的第一个占有者，希望它像处女一样没有受到玷污。谦逊不过是权力意志想要保护自己的掩饰而已。
正是这一些潜藏的欲望，也就是权力意志决定了人们思想。真正的强者不需要借助什么外衣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和权力意志，他们直接喊出“我要”的声音，强者的权力意志充满了活力，欲望本身就是最好的理由。
超人哲学：
既然人性的本质不在于道德品质，而在于力量；那么我们发展的目标就不应该是全人类的幸福，而应该是力量的更高、更快、更强。而且这种发展，只是强者和英雄的发展，尼采说：“最终目标不是人类，而是超人。”
同时，上帝死了，传统的价值已经崩溃，人类需要重新确立生活的意义，还需要一个新的偶像，“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上帝的继承者就是“超人”。
于是，尼采就提出了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超人哲学”。
什么样的人才是超人呢？在尼采看来，“超人”是指那些超越了传统道德观念束缚、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权力意志的强者，是一切旧价值的破坏者。超人就是坚忍不拔、一刻不停地向环境、向别人和自己征服开战，并且把充溢着这种斗争的生活看成是乐趣和享受的人。
与超人相反，末人却不是这样。末人是个性泯灭的人，他们不敢过多地表达自己，他们按照习惯、按照传统的道德来思想和行动，千人一面。而且，末人是缺乏创造性的人，没有主见的人，一切都只能模仿他人或听他人指使，走别人走过的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最后，末人是一些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地活着的人，他们苟且偷生，无所作为。总之，和超人比较，末人就是一些缺乏了旺盛的权力意志的人。
超人比起这些只知人云亦云、浑浑噩噩的平庸之辈来，就更显得高大和完美了。超人敢于冲破一切传统和道德的束缚，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创造性。超人还具有超群的智慧、坚强的意志、绝对的自主能力、高昂的激情。“超人好像大海一样，掀起巨浪，吞没浊世。超人好似狂风暴雨，震慑一切污行。超人勇猛刚毅，他们敢于逾越一切，重新估量一切。”为了更好地证明超人的强大力量，尼采运用了很多的比喻，他把超人比作金发的狮子，是自由和刚强的象征。而末人之与超人，就犹如猿猴之于人。人类是从昆虫进化而来的，现在还带有昆虫的习性；人类也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也会带有猴性。但是超人就不一样了，超人决不带有低级动物、猿猴的动物习性，超人甚至不带有人类的落后习性。因此，超人是从人进化而来，但是又比人更高的物种，人类进化的方向就是超人。
总而言之，超人就是人的生命力和本能的充分展现，超人就是权力意志的理想化，是酒神精神的人格化。
罗素眼中的尼采：
看过了尼采的故事，也读过了他的哲学。对于这个叛逆上帝的超人，沉醉于自我的狄奥尼索斯，愤世嫉俗的哲学家，无论你是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还是对他嗤之以鼻，我们都无法说一些什么。
我们只知道他的哲学很美，像诗一样。以至于即使这其中有悖理的地方，我们还是如饥似渴地读着。人们似乎也觉得他为了说服世人而走得太远了，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之中，读到他的思索，看出他的苦恼，这让我们不禁要怀疑，他是不是在用自己的人生来实践叔本华的哲学呢？要知道，叔本华是他最敬重的哲学家，他自诩为叔本华的继承者。
“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有史以来用德语写作的人中最伟大的，远出群伦的艺术大师。”确实，读他的哲学比康德先生的要有趣得多，即使康德为了把书写得更好懂，他把《纯粹理性批判》写了两遍，但仍然是晦涩艰深。也许从来没有人想过哲学也可以写得那么富有文采，它甚至可以像文学一样，用激情和执著征服我们。尼采似乎像宣告世人，他是用想象力，而不是逻辑来驾驭哲学。“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哲学，也不仅是一首诗歌，而是一种新的信念，新的希望，新的宗教。”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这个哲学家，就是浪漫主义的产儿。
我们什么都说不出，但是却又已经说了那么多。还是来看看另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怎么样看待这个浪漫的哲者吧。
罗素在写《西方哲学史》时，他似乎也不知道如何去解说这个哲学家尼采，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故事。罗素想象尼采到了天堂，遇到了如来佛，罗素决定让他们自己说话。两种似乎相似又似乎相异的思想，瞬间产生了碰撞。
如来佛会开始议论，说到麻风患者被摈弃在社会之外，悲惨可怜；穷人们，凭疼痛的四肢劳苦奔波，靠贫乏的食物仅仅维持活命；交战中的伤员，在缠绵的痛苦中死去；孤儿们，受到残酷的监护人的虐待；甚至最得志的人也常常被失意和死的想法缠住心。他会说，必须找出一条超脱所有这些悲哀负担的道路，而超脱只有通过爱才能够达到。
尼采这个人只有全能的神才能够制止他半途插话，当轮到他讲的时候，他会突然叫道：“我的天哪，老兄！你必须学得性格坚强些。为什么因为琐屑的人受苦而哭哭啼啼呢？或者，因为伟大人物受苦而你这样做呢？琐屑的人受苦也受得琐屑，伟大人物受苦也受得伟大，而伟大的痛苦是不该惋惜的，因为这种痛苦是高贵的。你的理想是个纯粹消极的理想———没有痛苦，那只有靠非存在才能完全达到。相反，我抱着积极的理想：我钦佩阿尔西拜阿底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和拿破仑。为了这样的人，遭什么不幸都值得。主啊，我向你呼吁，你这位最伟大的创造艺术家可不要让你的艺术冲动被这个不幸的精神病人的堕落的、恐怖笼罩下的顺口唠叨抑制住。”
如来佛在极乐世界的宫廷里学习了自他死后的全部历史，并且精通了科学，以有这种知识为乐，可是为人类对这种知识的使用法感觉难过；他用冷静的和蔼态度回答：“尼采教授，您认为我的理想是纯粹消极的理想，这是您弄错了。当然，它包含着一种消极成分，就是没有痛苦；但是它此外也有积极东西，和您的学说中见得到的一样多。虽然我并不特别景仰阿尔西拜阿底斯和拿破仑，我也有我的英雄：我的后继者耶稣，他叫人去爱自己的敌人；还有那些发现怎样控制自然的力量、用比较少的劳力获取食物的人；那些告诉人如何减少疾病的医生；那些瞥见了神的祝福的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们。爱和知识和对美的喜悅并不是消极；这些足够充满历来最伟大的人物的一生。”
尼采回答：“尽管如此，你的世界总还是枯燥无味的。你应当研究研究赫拉克利特，他的著作在天国图书馆里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你的爱是怜悯心，那是由痛苦所勾动的；假使你老实，你的真理也是不愉快的东西，而且通过痛苦才能认识它；至于说美，有什么比凶猛而发出光辉的老虎更美呢？
不行，如果我主竟然决断你的世界好，恐怕我们都会厌烦得死掉了。”
如来佛回答：“您也许这样，因为您爱痛苦，您对生活的爱是假爱。但是真正爱生活的人在我的世界里会感到现世界中谁也不能有的那种幸福。”
最后，罗素自己说：
至于我，我赞同以上我所想象的如来佛。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用数学问题或科学问题里可以使用的那种论证来证明他意见正确。我厌恶尼采，是因为他喜欢冥想痛苦，因为他把自负升格为一种义务，因为他最钦佩的人是一些征服者，这些人的光荣就在于有叫人死掉的聪明。但是我认为反对他的哲学的根本理由，也和反对任何不愉快但内在一贯的伦理观的根本理由一样，不在于诉诸事实，而在于诉诸感情。尼采轻视普遍的爱，而我觉得普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动力。他的门徒已经有了一段得意时期，但是我们可以希望这个时期即将迅速地趋于终了。
罗素不喜欢尼采。有多少人迷恋尼采，就有多少人厌恶尼采。他向来都是西方哲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也是二十世纪以来被误解最深的哲学家之一。也许尼采在说出自己的话之前，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喜欢那种甘为人梯，功成身退的人。”尼采自己这样说。也许超人如他，只追求权力意志的尽情怒放，根本不在乎他人的评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