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失败与韩侂胄专政时期结束，是史弥远人生仕途的关键。史弥远在任相之前，官职是礼部侍郎兼太子翊善。由于他在宁宗、杨后谋诛韩侂胄一事中立了大功，成了“皇党”中的核心要员，所以很快当了宰相，而且一当就是二十六年，直到去世。要总结史弥远这段历史，就必须从韩侂胄开始。
韩侂胄是怎样一个人？
韩侂胄，字杰夫，南宋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宋神宗时宰相韩琦的曾孙。他母亲是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的妹妹，他的夫人是宪圣慈烈吴皇后的侄女，宁宗恭淑韩皇后是他的侄女。光宗时他以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管朝会、宴幸、供奉、赞相礼仪之事。
南宋的高宗与孝宗都不搞终身制，高宗五十五岁时禅位给孝宗，孝宗六十二岁时禅位给光宗。光宗绍熙五年（1194）孝宗驾崩，光宗有心疾不能发丧，光宗母郭皇后早在绍兴二十六年时去世，后宫高宗宪圣慈烈皇太后当年已年高八十，是最高权威，群臣只好要求她出来主持丧事。有皇帝在竟不为皇考主丧，这成何体统！面对宫廷这种混乱的局面，宰相刘正借口身体不好逃回家去了。赵汝愚、韩侂胄、赵彦逾与殿帅郭杲一起策划如何由宪圣慈烈皇太后做主让嘉王出来当皇帝。因韩侂胄是太后的外甥，所以由他去做皇太后的工作。开始皇太后不同意，不接见。因为嘉王是光宗的第二个儿子，其母（光宗慈懿李皇后）是出名的悍妇。一次内宴，李皇后提请立嘉王为太子，孝宗不许。她就说：“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孝宗大怒。后来孝宗同史浩商量想废掉她。史浩觉得不妥，所以没有废。又一次，光宗在宫中洗手，见一宫女手很美，很欢喜。过两天，李皇后派人给光宗送去食品，光宗打开食盒一看，竟是前日宫女的两只手。光宗大惊失色。光宗为皇太子时，没有侍姬，孝宗就将宫女（封和义郡夫人）赐给他，得专宠，即位后拜贵妃。绍熙二年，一次李皇后趁光宗外出宿于青城斋宫之机，将黄贵妃杀害，说是得急病暴卒。光宗因此得了心疾（精神失常），并且越来越严重，从此“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正因为孝宗生前不同意立嘉王为太子，所以太后当时不支持韩侂胄等人的计划。韩侂胄通过内侍关礼再三做太后的思想工作，吴太后终于同意了这样的安排，令谕韩侂胄曰：“好为之！”“侂胄出，告汝愚，命殿帅郭杲分兵卫南北内”。绍熙五年七月，吴太后“于梓宫前垂帘，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翌日，册夫人韩氏为皇后，撤帘”。这郭皇后就是韩侂胄的侄女。
宁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赵汝愚等定策有功之臣在权位问题上矛盾爆发。朱熹给赵汝愚出主意，对韩侂胄“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他说：“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朱熹与礼部侍郎彭龟年一起“论”韩侂胄，想把韩侂胄挤出朝政。他们给宁宗疏言：韩侂胄“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但宁宗不信，说：“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谓如此。”京镗则给韩侂胄出主意，说赵汝愚是宗室，用“诬以谋危社稷”，就可以把他一网打尽。当时，赵汝愚是右丞相，韩侂胄是枢密都承旨。赵彦逾本来是工部尚书，当初汝愚答应他事成之后，一起执政，没想到赵汝愚竟把他安排到遥远的四川去任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即朱熹讲的“处以大藩，出之于外”。这下子可惹恼了赵彦逾，就和韩侂韩胄联合攻赵汝愚，说赵汝愚另有异图。他开列了一张朝中大臣的名单上交给宁宗，说这些人都是“汝愚党”。这样一来，宁宗对赵汝愚起了疑心，韩侂胄得势。朱熹在朝仅四十天，赵汝愚为相仅八个月（自绍熙五年至庆元元年二月）。韩侂胄在“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的名义下，于庆元二年掀起了一场在朝野清除赵汝愚势力的政治运动，指理学为伪学，罢逐理学家，给赵汝愚等五十九人戴上“伪学逆党”的帽子，罢官的罢官，流放的流放，羁管的羁管。赵汝愚则被流放到永州，中途死于衡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与“庆元伪学案”。
韩侂胄在与赵汝愚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不到一年就取得全胜，这与他多重性的“皇亲国戚”关系有关。当年他已四十三岁，比二十七岁的宁宗大，又是韩皇后的叔，初登宝殿的宁宗在朝政方面从此全依赖韩侂胄。新建立起来的“中央领导集体”：“余端礼为左丞相、京镗为右丞相，郑侨知枢密院事，谢深甫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何澹同枢密院事”。全是韩侂胄“一党”天下。不过从施政工作的角度看，据历史记载，这套班子是强有力的。选举、钱粮、宽恤、治安等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卓有成效。韩侂胄的权位亦日益巩固。庆元二年（1196）七月，“韩侂胄为开府仪同三司”，位居左右丞相之上。三年（1197）十一月，太皇太后吴氏崩，四年五月“加韩侂胄少傅，赐玉带”。庆元五年（1199）九月，“加韩侂胄少师，封平原郡王”。庆元六年（1200）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八月太上皇（光宗）崩；十月“加韩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韩氏崩。嘉泰元年（1201）“以韩侂胄平章军国重事”。嘉泰二年（1202），“立贵妃杨氏为皇后，加韩侂胄太师”。
对韩侂胄来说，侄女韩皇后驾崩之后，立他所反对的贵妃杨氏为皇后，这是个历史的转折。因为到此为止，他虽位至太师，但朝中的几个皇亲，包括吴太后、韩皇后，还有后台之一李太后，都已去世。尤其是杨皇后取代韩皇后，过去的“靠山”变成了“敌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韩侂胄建奇功以自固。从此，他开始了“北伐”的备战。
嘉泰三年（1203）七月，命殿前司造战舰；八月，增置襄阳骑军；十月，命两淮诸州以仲冬教阅民兵万弩手；十二月，沿边增粮增戌。四年（1204）四月，立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诏诸军主帅各举内部将才三人，不如所举者坐之，追封岳飞为鄂王。诏沿江、四川军帅简练军实，增庐州强勇军为千人；十二月，总核内外财赋，以陈自强兼国用使。开禧元年（1205），初置澉浦水军；三月，以淮西安抚司招军为强勇军；六月，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又命诸路安抚司教阅禁军；七月，命兴元都统司增招战兵，又诏侍从、两省、台谏、在外侍制学士及内外文武官，各举将帅边守一二人，以韩侂胄兼国用使。八月，命湖北安抚司增招神劲军；十一月，置殿前司神武军五千人屯扬州；十二月，增刺马军司弩手。该年武学生华岳上书谏朝廷不宜用兵，恐启边衅，以忤韩侂胄，被送建宁府编管。
开禧二年（1206）三月，参知政事钱象祖因反对韩侂胄出兵北伐，“被夺二官，信州居住”。四月，调三衙兵增戌淮东。出兵北伐前夕，追夺秦桧王爵，命礼官改谥“谬丑”。
就这样，经过三年的备战，韩侂胄达到权力的顶峰。在舆论上通过给韩世忠立庙、赐岳飞鄂王、夺秦桧王爵与改谥谬丑，从而把自己塑造成坚决主张恢复中原的英雄形象；在政治上于开禧元年由原来的“平章军国重事”（只管军国重大事情）进一步上升为“平章军国事”，处理一切军国大事，立班丞相之上；在组织上把一切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统统排出政局，成为清一色的“韩侂胄派”；在经济上自任“国用使”，亲自掌管全国财赋。这样，韩侂胄真正成为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的执政王了。战争开始后，韩侂胄就干脆把行事不必奏传皇上而行使皇权的“机速房”设在家里自行指挥一切，把宁宗完全抛开了。
诚如史载，韩侂胄“尽取军国之权决之于己”。“凡除擢要臣、选用兵帅，皆取决于厮役苏师旦之口。己所欲为，不复奏禀，径作御笔批出。军事既兴，又置机速房于私第，应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发，未尝关白。方其出入禁庭，了无顾忌。”开禧二年（1206）四月，韩侂胄对金不宣而战，展开了“开禧北伐”新的一页。
开禧北伐前，军事上战备工作不错，但经济上由于连年自然灾害频仍，情况不佳。据史载：嘉泰元年，浙西、江东、两淮、利州路旱；二年临安火、雨雹，建宁府之福、汀、南剑、泸四州水，邵州旱；三年大风；四年临安大火，七月旱，两淮、荆襄诸州荒歉；开禧元年是大灾之年，江浙、福建、二广诸州旱，两淮、京西、湖北诸州水。
战争开始后，宋军初战告捷，但接着就全线溃败，原三衙与江上大军主力有三十多万，至六月仅剩十六万多人。该年十月，金兵全线反击，四万出蜀口，十万五千出京湖两淮，共分九路南下。为了抗击金兵，韩侂胄输家财二十万以供军费，太皇太后出一百万缗犒军。但金兵来势凶猛，不到两个月，就陷信阳、枣阳、随州、扬州、真州、濠州、安丰、滁州、成州、大散关等蜀口与两淮大片领土。十二月初，韩侂胄谕丘崇持书币赴金营求和。金方提出割地、赔款、惩办战争元凶等条件，韩侂胄推说元凶是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金方说没有你韩侂胄同意他们三人能出兵吗？双方谈判继续进行。
开禧三年（1207）正月，吴曦造反，在四川自立为“蜀王”，以安丙为丞相。韩侂胄得知后给吴曦信，“许以茅土之封，书与御札同发”，即同意封王。但该信未到，吴曦已被诛。
宋金之间的和谈从开禧二年十二月至开禧三年九月，韩侂胄明确答应将发动战争的元凶苏师旦“函首于金”谢罪，但金人硬是要韩侂胄的首级。韩侂胄为了保全自己，执意继续用兵，遂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要他疾速来京。想不到辛弃疾未能赴任已病故。该年浙西旱灾蝗灾，沿江诸州水灾。
对韩侂胄来说，人生的道路至此已走到尽头。诚如史书所言：“自用兵以来，蜀口、江汉之民死于兵火者不可胜计，公私之力为之大屈，而侂胄归罪虏人，佳兵之意未已，国人忧之，遂有去凶之议云”。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至此结束了韩侂胄的一生。嘉定元年（1208）三月，宋函其首以谢金人。
对韩侂胄的一生，目前我们看到南宋时李心传和周密两家权威性的资料，他们在开禧北伐问题上，都认为韩侂胄独断专行、任情妄动、肇开兵端。“自取诛戮，宜也。”但是在北伐的动机问题上，两人又是有差异的：李心传认为韩侂胄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立功自固”，而周密则认为韩侂胄受孝宗锐意恢复思想的影响，听说金国衰微，所以“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
在对待韩侂胄是否“僭逆”问题上，两家意见相左。李心传认为韩侂胄是“僭逆”，因为韩侂胄死后，“有司录其家，多有乘舆、服御，如居用木围，寝用龙衾，坐用升龙牙床，饰以真红条结”，并以此写入信史。而周密则反对李心传说法，认为韩侂胄没有“僭逆”，说：“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并声称宁宗嘉泰、开禧年间他祖父是棘卿（即公卿大臣），外祖父是兵侍，直接接触到当时的情况，俱有家乘、日录可信。
此外，在对待“庆元党禁”问题上，李心传与周密亦有差异。李心传是完全否定韩侂胄、肯定赵汝愚的，而周密则认为不能光讲一面，说“在侂胄固不足责，而当时诸君子驭之亦失其道”。认为赵汝愚、朱熹亦有缺失。
由于元人的《宋史》是根据李心传的观点编写的，把韩侂胄列为奸臣，700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强调了韩侂胄的正面动机，推脱了战争的责任，认为韩侂胄是主战英雄，为韩侂胄翻了案。
千秋功罪，谁与评说？
一、在韩侂胄与赵汝愚的关系问题上，不存在君子小人之分
史书告诉我们，两人在政治上是同一立场，都是拥护宁宗的人。在拥立宁宗的过程中，赵汝愚、韩侂胄、赵彦逾和郭杲四个人缺一不可。如果说赵汝愚与赵彦逾首先想到要拥立宁宗，因此是首谋；但仅靠他们两人是行不通的。没有太皇太后的同意，谁也休想立宁宗（嘉王）为帝。这关键的一步就得靠韩侂胄。因为太皇太后吴氏是韩侂胄母亲的亲姐姐；韩侂胄的妻子是吴氏的侄女，最为亲近。这一步工作做通了，“文事必得武备”，必须取得太尉“殿帅”郭杲的支持，这步工作就得靠赵彦逾去做。这两步工作都做通了，赵汝愚等才能顺利地拥立宁宗。所以功劳不能赵汝愚个人独得。按理说，当时已从枢密升为右丞相之职的赵汝愚，应该把韩侂胄、赵彦逾和郭杲三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三人都连升二级，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圈（即宰执），也许这样三人都会心平气顺，相处得较好。但赵汝愚没有这么做。三人中除了郭杲得到提拔为节度使外，韩侂胄只升了一级，原工部尚书赵彦逾则被安置到四川去当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这下子矛盾立即激化。
在这过程中，朱熹的一个主意与一步臭棋导致赵汝愚满盘皆输。
朱熹是作为赵汝愚的一个高参被赵汝愚请到中央的。他给赵汝愚出的头一个主意就是把韩侂胄排挤出庙堂，“勿使预政”，送到遥远的“大藩”去当官。结果韩侂胄作为“都承旨”（传递皇上圣旨的官）没有动，赵彦逾却被送到边疆大藩四川。紧接着朱熹又自告奋勇，亲自给宁宗上了一个奏疏，讲韩侂胄这人怎么“奸”，怎么“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这步棋可坏了。因为在当时宫中谁都知道，立宁宗为帝最关键的一项工作是韩侂胄做的，是他这个外甥通过内侍做通了太皇太后吴氏的工作，论功劳应该第一。你怎么能说他“奸”呢？无怪乎宁宗看了朱熹的奏疏后立即反驳说：韩侂胄是我的肺腑，不可能这样！
既然韩侂胄不“奸”，你干吗这么说他？那就是你奸！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
应该说当时朱熹的做法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分析问题不能倒果为因，用十年后权力欲膨胀的韩侂胄来论证刚拥立宁宗时的韩侂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任何真理都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统一。当时的韩侂胄还没有事实证明他“奸”。朱熹这一状不但没告倒韩侂胄，反而告倒了自己，搞坏了全局。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京镗给韩侂胄出的诬赵汝愚拉帮结派、谋危社稷的主意得逞了。赵汝愚一败涂地。当然，韩侂胄等把赵汝愚这派人全作为伪学党打倒，甚至把道学作为伪学禁止，这也做得太过分。其实，说来说去，双方都是为了权，争权夺利。双方都不实事求是，所以无所谓君子小人。
二、关于韩侂胄出兵北伐的动机问题
韩侂胄出兵北伐的动机是什么？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韩侂胄受孝宗思想影响，力图恢复中原。
《齐东野语》：“寿皇（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
另一种说韩侂胄的动机是欲立奇功以固位。如魏了翁言：“臣昔事先帝，正韩侂胄谋动干戈以固权位之时。”
这是《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的记载。
《齐东野语》：“嘉泰三年（1204），金国盗起，洊饥，惧我乘隙用兵，于是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边衅之开，盖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
这是宋人周密的记载。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开禧二年（1206）五月载，“先是，韩侂胄用事久，有劝其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
这是宋人无名氏的记载。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讲：“先是，韩侂胄用事久，有劝其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
这是宋人李心传的记载。
《宋史·韩侂胄传》载：“或劝侂胄立盖世功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
这是元人的记载。
从以上记载可见，宋代讲韩侂胄出兵动机问题的几个人，魏了翁是当事人，李心传与周密是当时人。三人在承认韩侂胄出兵北伐有立功固位的个人动机这点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周密没有把原因仅仅归结为“立功自固”，他还讲到韩侂胄从小受孝宗思想的影响，有爱国主义的一面，看起来比较全面。但《宋史》采用的是魏了翁、李心传的观点。我也认为韩侂胄出兵的动机，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立功自固。如果他是真正出于爱国主义，那么前线兵败时，他应该全力保护支持他出兵的官吏与将帅，而不应该把他们抛出去作自己的替罪羊。
三、开禧北伐战争的首谋与失败的第一责任人
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宋人周密的观点，他认为是宁宗，是宁宗先下诏，后出师。
开禧二年，以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十二月，金虏使赵之杰、完颜良弼来贺正旦，倨慢无礼。于是以北伐告于宗庙，下诏出师。已而，陈孝庆复泗州，又复虹县。许进复新息县。
第二种观点是宋人无名的观点。他认为，是韩侂胄未经宁宗允许就擅自先出师，后宁宗下诏。
开禧二年四月丁丑，陈孝庆复泗州，许进复新息县，戊寅，孙成复褒信县。五月辛巳朔（初一）陈孝庆复虹县。侂胄闻已得泗州，乃议降诏……丁亥，乃下北伐之诏。
该记载说宁宗是在宋军“不宣而战”之后第10天才下诏北伐的。
《宋史·宁宗纪》的记载与《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同：
开禧二年夏四月：庚午，追夺秦桧王爵，命礼官改谥……丁丑，镇江都统制陈孝庆复泗州，江州统制许进复新息县。戊寅，光州忠义人孙成复褒信县。
五月辛巳朔，陈孝庆复虹县……丁亥，下诏伐金。癸巳，以伐金告于天地、宗庙、社稷。
另《金史》记载与《宋史》《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记载吻合：
章宗泰和六年（1206）三月己酉，宋人攻灵壁。四月丙辰，宋人围寿春……丁丑，宋人入新息、内乡，又入泗州。戊寅，入褒信。己卯，入虹县。
比较这四者的记载，应该说《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与《宋史》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齐东野语》记载不详，日期有误。
由以上资料可见，首启兵端的是韩侂胄，他是北伐战争及失败的第一责任人——首谋。诚如罢逐韩侂胄诏所言：“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韩侂胄怀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天下，首开兵端，以致两国生灵肝脑涂地。”
四、韩侂胄的死，是罪有应得还是含冤被杀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上述“动机”与“责任”两个问题的逻辑必然。如果说韩侂胄出兵北伐的动机是为国为民，为了“反攻复国，恢复中原”；而且北伐的程序是先经宁宗同意，然后出兵，并非失败的第一责任人。那么，韩侂胄的死当然是“冤”。反之，如果说韩侂胄出兵是出于个人政治动机，从程序上说又是没有经宁宗同意就擅自出兵，在战争进行十多天之后才要宁宗下诏，这性质就不一样，战争失败的责任就得韩侂胄承担。从军法上讲，偏裨之将如果没经主帅的同意就擅自出兵，即使打了胜仗也得军法从事。何况北伐一战，蜀口的关隘和淮南大片领土被金占领，军民伤亡无数，军费支出超亿，国内危机四伏，这个责任谁负，答案自明。在这种情况下，韩侂胄乞和不成，为了保自己的脑袋不惜继续把南宋军民拖入战争的火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诚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韩侂胄的死，是罪责当诛还是含冤被杀，结论也应该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政论家与史学家把诛韩称之为“去凶”。韩侂胄的死是：“自取诛戮，宜也。”
顺便提一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虽不是民主法治社会，但它亦有王法，对官吏建有“问责制”，很少搞“下不为例”。如刑狱法官如果判错了案子就要刑及本身；领兵打仗的将帅，如果因主观错误而打了败仗，轻则罢官，重则掉脑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例。
其实，早在韩侂胄出兵之前，庆元知府丘崇就已经向他提出“首事之祸，其谁任之”的“责任”问题，提醒他如果一旦失败，这责任谁来承担？韩侂胄轻率出兵导致全军大失，百姓惨遭金兵屠戮，这个后果，即使宁宗不给处置，他自己也应知道如何自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