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逝世时理宗年纪已交“三十”。他逝世前九天理宗下了两道诏书，诏史弥远进太师，左丞相；逝世前八天诏“史弥远勤劳往事，垂及三纪，以疾解政，所宜曲加优礼。长子宅之权户部侍郎兼崇政院说书，次子宇之依旧直文华阁、枢密副都承旨，长孙同卿直宝章阁，次孙绍卿、会卿、晋卿并补承事郎，女夫赵汝楳军器少监，孙女夫赵崇榟转一秩与升擢差遣”。接着又在史弥远逝世前六天诏：“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真德秀兼福建安抚使。”
这三个诏书后人颇多议论。因为他一方面给史弥远升左丞相，给史弥远的子女升官；另一方面又给史弥远的政敌真德秀复官。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究竟包含什么玄机，不好琢磨。人们也许可以在史弥远去世后十二天就宣布明年改元“端平”二字得到点启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理宗对史弥远是感恩的，所以史弥远逝世时辍朝三日，“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户部赙赠银缗以千计，内帑特颁五千匹两，遣使祭奠。灵柩回乡时，又遣礼部致路祭于都门外，赐纛、佩玉、黝□。但当时没有给史弥远撰“神道碑”。理宗亲撰的“公忠翊远，定策元勋”碑是史弥远逝世后二十年才立的。这时理宗已到“知天命”之年了。也许是他回首往事，颇有感慨。想当初，他本想以一碗水“端平”开局，期定能开太平盛世之“端”。没想到，他一开步就在“收复三京”上摔了一大跤，七万八千大军（淮东之师五万，淮西之师二万八千，这是战兵。后勤兵员不计在内）北上取汴（今开封）。结果西取洛阳的淮西军二万八千人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三百人。总共死伤军民十余万。“收复三京”以大败告终。事见《齐东野语》中的《端平入洛》。理宗不得不下诏“罪己”。如果史弥远在，是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战略性失误的。史弥远健在时，临安从未有过大饥。但“端平”不久，嘉熙四年（1240）一月“临安大饥，饥者夺食于路，市中杀人以卖”。理宗只好下诏“罪己”。该年江浙与福建大旱，又加蝗灾，赤地千里，遍地饥荒，道殣相望，富者十室九空，甚至“阖门饥死，相率投江”。理宗又只好自己出来下诏“罪己”。当年，淮东李全之乱，矛盾全由史弥远处理，他的江山坐得安安稳稳、太太平平。但到他手里，端平三年（1236），由于他亲自任命的襄阳帅赵范处事不当，襄阳叛归蒙古，襄阳军四万七千，财粟三十万，军器二十四库全亡，弄得他又不得不下诏“罪己”。从“端平”更化开始，不到七年他就五次下诏“罪己”，这皇帝实在不好当。
二十年来，理宗满以为自己一碗水端平，就可以左右逢源，取得对立双方的共同拥护。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其结果却是朝内“各分朋党，互持己见，交相捭阖，阴肆排倾”。内斗越演越烈。朝臣与“三学”呼应，大闹学潮，“三学之横”创历史之最。本来高喊维护皇权、“臣等不忧敌国之势盛，而忧陛下之势孤”的人，一旦其代表人物上台，到了中书，马上就向他提出“政事当常出于中书，毋使旁蹊得窃威柄”。
史弥远逝世的时候，南宋的国土无缺。但到了他的手里，外患频频，国土日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理宗才想起了当年的“顾命大臣”史弥远对自己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对政事的处理是多么的稳健练达。所以这个时候为史弥远写这一碑文，虽然文笔不能称为“大家”“一流”，但却是他经过20年反思后的产物，是他本人真实感情的流露。
关于理宗给史弥远亲制“公忠翊运，定策元勋”碑文一事，《宋史·史弥远传》和《宋史全文·理宗纪》都有明确的记载。自宋以来，这个巨大的石碑一直矗立在四明（今宁波）大慈山史弥远的墓前，至清乾隆时，碑已仆地，正面没土中，现已荡然无存。但有碑文至今仍然保留在《鄞县通志·文献志》与录善堂史氏宗谱中，为我们了解史弥远提供了一份极宝贵的历史文献。
理宗给史弥远进太师左丞相的制命
师傅导之教训，先生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型天下，所以资其智乃眷旧学。时谓元勋，谋和祖宗之心，名载鼎彝之器。申颁赞策，播告中外。尔右丞相兼枢密使、魏国公史弥远淳大而清明，方严而信厚。出则秉乎旄钺，入则总我钧衡。文武兼备，其才夷险，能致其力，毕公之弼四世三纪于兹。傅说之总百官，万邦其乂，是用登之论道，倚以经邦。以帝者之师臣，谋议庙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驭彝鲁之情。庶几有为，底于极治。可进阶太师、左丞相、仍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余如故牒。
按：这个“制命”，讲史弥远品德淳厚清明，为人方正严肃，忠实守信，文武兼备，才能奇高，以毕生精力，辅佐我赵宋王朝“四世三纪”。它把史弥远比作殷周时的贤相傅说，由于其出色的工作使社会进入“极治”——非常太平时期。
理宗赐太师左丞相卫国忠献王御制碑文
绍定六年冬，十月甲申，太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致仕，会稽郡王史弥远，薨于易地之正寝。朕不视朝者三日，册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吊奠并如礼。子宽之等以十二月十二日奉王柩东归，遣礼官祭于都门之外，赐纛、佩玉、黝□。端平元年三月壬辰，葬鄞之大慈名山，距今二十年而隧碑未立，朕甚愍焉。尝评越王浩在绍兴辅导我孝宗自为皇子以即皇帝位，卫王史弥远在嘉定辅相我宁考暨立朕为皇子以即皇帝位，再世定策，勋名辉煌，自古乔木世臣未之有比。然孝宗以歧嶷之姿，仁孝闻天下，故高宗揖逊如尧之于舜，则王父之为力也易；朕嗣守宗藩，虽以小心抑畏上简宁宗恭圣之心，然凉菲何敢望孝宗！故先皇顾命如成王之于康王，则王之为功也难。此固天下万世之公言，朕不得而私也。王父子宰相，三世皆至公师。仲子为枢臣，季子今为从臣。有子有孙，衣冠相望者七叶。非但阀阅之盛，实为邦国之光。于是茂实荣华甲于天下，其后将方兴未艾，韩吕父子兄弟殆不足多也。乃迹其世次、官秩、岁月与夫系天下国家之大事者，刻诸翠琰，昭示来世，因名其额曰：公忠翊运、定策元勋之碑。
呜呼！王平生德业尽在是矣，事实云云。王乃忠定第三子，山庭渊角，风神高迈，容止雍闲，忠定以为肖己。年十三当受京秩，乃逊仲父，忠定大奇之。忠定寿考康宁，富贵鼎盛。王敝衣粝食，不啻寒素。耳目不接纷华，独好交当时名胜，汲汲学问，专以圣贤为师。读《周礼》则曰：此周公致太平之书。苟设官分职各当其任，政教礼刑皆合其宜，何虑世不太平，岂独在周乎？读《春秋》则曰：此孔子以匹夫行天子之赏罚也。为天下者，赏罚之权必操之在上，毋轶而在下，斯为天子之春秋矣！尤精于典故，议论援古道今，孜孜可喜。忠定每叹，异日廊庙器也。平时从容膝下，随事触物，必教以任天下之重。及为相，天下皆曰：相门之相也。方事变沓来之日，力排横遏。良平不敢斗其智；韩彭不敢角其力，而上焉尊宗庙安社稷；下焉绥中国抚四夷。虽当急证危机众骇失措，独能雍容雅豫谈笑而应之，寻亦帖然。如断鳌足立四极。尝曰：“我国家圣圣相授，专以务仁义，结人心，兵与刑，非甚不得已不用。”故当国二纪，兵几寝，刑几措，跻天下以仁寿之域，屹然为一代宗臣。然且能钜而不矜，功崇而不伐，爵禄贵富而不骄不侈，卒如忠定所教。忠定其天人哉！朕在潜邸时，自事亲讲学之外无他嗜好，宁宗恭圣每闻之辄为喜。即位前一年，一日早朝，宁宗独凝伫，朕班退目逆之没阶。是年唱进士第，恭圣垂帘御屏后，朕与济国俱侍立殿上。少倾济国趋庑下入中□之次，恭圣令小黄门传教旨，命朕面帘正立良久。然后令侧侍如故。盖宁宗恭圣，以朕拜立、步趋颇立礼度，又益喜。乃知宁宗恭圣之意深属久矣。所以然者，由王之劻赞也。朕既入翼室，王谆谆然劝力行孝道，首命内侍设寝幄于清署楼下以近慈闱，母子之情得以亲密，传言易审，嫌间不生。恭圣既传，正御慈明。朕昏定晨省必严，每献飨景云宫，出告反面必肃。礼仪机务，余暇必数请问，用以致天下之养。内延事，必先取决；宣外之书，必先陈白。由是怡怡愉愉，恪尽子职。恭圣亦□□□□□□抚爱极其恩慈。宫中每举寿卮，恭圣饮既，间留其余以赐朕。朕拜而尽爵，慈颜益喜。所以然者，又王纳诲辅德之力也。呜呼！宁考畄王以辅朕，今宁考不复见，恭圣不复见矣，兹又抚王之遗事而饬终焉，此朕所以悲也。昔韩琦尝定策拥立神宗矣，神宗御制琦碑有曰：岂特慰公之知，将为天下臣子之劝。朕示王亦云铭曰：
鄞山嵯峨，鄞江滉漾。生忠定王，为国基仗。曾未讫施，止足高尚。而天祐之，王嗣厥响。圣朝诒谋，丰水有芑。相门之相，忠定有子。开禧陈谋，嘉定改纪。更宝历绍，事业愈伟。王之全才，善藏其用。渊澄海涵，仁静智动。王之定力，宏榖有勇。山立扬休，载岳不重。昔者鲧□，福威玉食。王正邦宪，安我社稷。昔者□獯，羽书孔棘。王交邻好，尊我疆场。有盗相挺，其彪如虎。王一发纵，如猎狡兔。有叛弗庭，其駻如马。王一指授，如磔腐鼠。卫道隆儒，聘近宿望。丕阐正途，贤俊蒐网。録房之后，全实之党。烛冤镜心，泽贲幽壤。庆元之禁，涣焉冰释。伊洛之传，几断复缉。问之于民，有丝有粒。问之于兵，酒酿牛繫。乾坤曷清，王除其秽。日月曷明，王披其翳。人生斯时，歌村舞市。隆古太平，翘首可冀。宁宗曰噫，忻晚用汝。庶几乾德，专任一普。元曰元祐，有司马吕。暨予初潜，务学修己。王为元龟，承先帝意。一旦拥翊，十年毗倚。上公之封，荧煌衮绣。真王之封，舄奕玺纽。胡不□遗，与国同寿。冥冥九京，从忠定后。我思宁宗，凭几顾命。王实相之，付托已定。我思恭圣，垂帘听政。王实相之，保佑以正。我之孝思，昊天罔极。王于宗社，推宗定策。周公之勋，伊尹之德。王犹谦□，曰非己力。爰法神宗，琦功是酬。亲制铭文，且篆碑首。勒崇刻鸿，传其不朽。鄞山鄞江，相为长久。
淳祐十二年（1252）六月戊寅日
按：这是史弥远逝世之后二十年，理宗亲自为他撰写的碑文。这碑文全面介绍了史弥远的生平，说他长相很像他父亲，从小就很聪明，虽然生长在富贵鼎盛的宰相之家，但他穿着寒素，不接纷华，拜圣贤为师，专心致志地学习，精于《周礼》《春秋》与典故。当了宰相之后，各种事变纷至沓来，他都能从容镇定、谈笑应付，很快得到解决。他当国二十多年，卫道隆儒，聘近宿望，为庆元党禁平反，为伊洛之传复辑；平息了几次战争与动乱，使天下得到太平安宁，“安我社稷”；老百姓“有丝有粒”，有衣有食，出现了“歌村舞市”的社会太平景象。他和太祖时的宰相赵普、神宗时的司马光、吕大防一样，不愧为一代名臣。他能力强而不骄，功劳大而不傲，爵禄富贵而不侈，一切正如他父亲所教导的那样。
该文讲到史氏与皇室的关系，说史弥远的父亲史浩在高宗绍兴年间，辅导孝宗自皇子到即帝位，史弥远又在宁宗嘉定年间，辅相父皇宁宗立我为皇子并即帝位，两世定策，勋名辉煌，自古以来没有一家大臣可以相比。但从两世定策比较而言，由于孝宗天生英姿，仁孝闻名天下，故高宗像尧禅位于舜那样让位于孝宗，相对来说史浩的辅导工作比较容易。而我作为皇室的宗嗣，虽终日乾乾，生怕简慢宁宗与恭圣皇后之心，但名低德薄怎能与孝宗相比！所以先皇托你如成王至于康王那样的顾命大臣，工作起来的确十分困难。想我在没有即位之时，除了侍奉双亲和读书之外，没有其他嗜好。而宁宗和恭圣皇后听到我的表现时无不欢喜，那是由于你史弥远的匡赞。在我登位之后，你又谆谆劝我力行孝道，首先命内侍在清暑楼下给我设寝，这样就可以接近母后的寝宫，母子得以亲密无间，传言容易明白无误，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嫌隙。诚可谓是“王为元龟，承先帝意。一旦拥翊，十年毗倚。”
理宗把史弥远比作拥立神宗的韩琦、成王于康王的顾命大臣周公、商之贤相伊尹。“周公之勋，伊尹之德。”神宗为酬韩琦之功，亲自为琦撰写“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文，因此他也亲自为史弥远撰写额为“公忠翊运，定策元勋”碑文，以传其不朽。
这篇碑文是我们了解史弥远一生情况的极重要的资料。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以往我们总以为史弥远是个文人，只懂文，不知武。但这篇碑文，还有进史弥远为太师、左丞相时的“制命”，都讲史弥远“文武兼备”。“制命”里还有“都督诸路军马”一语。这就为我们研究史弥远的历史拓展了一个新的视野，即我们在研究史弥远时不仅要看他的“文治”“文韬”，还要注意他的“武功”——不是通常人理解的武艺高强与否的“武功”，而是指领导国家国防建设与谋划作战的战略策略，即“武略”。二是，史弥远的仁义治国思想，即“我国家圣圣相授，专以务仁义，结人心，兵与刑，非甚不得已不用。”三是理宗讲他即位前一年“一日早朝”的事与当年“唱进士第，恭圣垂帘御屏后，朕与济王俱侍立殿上”这件事，这与《宋史全文》的记载及真德秀的《慰太后表》吻合，值得深思。
